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与西方政治地理学者的学术交流相对有限，这主要是由于语言的障碍，以及中国学者对于研究课题政治敏感性的担忧，普遍缺乏对政治地理学研究内涵的理解。本文基于对中西方政治地理学发展现状及相关研究可能性的理解，指出以下五个在中国具有进一步拓展空间的政治地理学课题：广域行政与空间政治；国际关系与地理想象；边界冲突与划界研究；边界与边界区域研究；环境政治地理学。这些课题的开展不仅可以加强中国自身的政治地理学研究，而且对西方正在进行的政治地理学研究也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战后日本政治地理学经历了盛极而衰之后再起步的曲折历程，政治地理学一度成为日本地理学中最不活跃的分支学科，也少有学者出席相关的学术活动。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转变，政治地理学在日本再度兴起。本文通过分析在日本政治地理学相关出版物的变化，考察了二战结束以来政治地理学在日本复兴并被重新建构的过程。研究发现，与地缘政治和领土相关的出版物在日本比较多，经历了两个高峰，而最近又处于增长趋势。政治地理学在此期间经历了由国家间地缘政治向多尺度的政治地理学的转变。基于日本政治地理学的发展历程，本文认为，未来包括中日韩在内的东亚政治地理学的发展尤其要重视以下三点：一是要注重东方国家政治地理学的独特性；二是要警惕回归到作为治国方略的古典地缘政治学的危险性；三是要充分认识多尺度视角的重要意义。本文认为，这三方面的努力，将有可能使东亚政治地理学为当代世界政治地图的领域性和复杂性理解做出独有的贡献。

领域是政治地理学的重要概念，但是目前国内对领域的内涵缺乏深入的解读和整理。本文在梳理西方对领域概念的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归纳了理解领域概念的三个主要视角，并基于西方相关理论讨论，提出了领域概念的四个基本属性，即多尺度性、多维性、关系性和生成性。继而，通过对西方领域理论的研究，提出未来中国政治地理学的领域研究应该加强的几个方向。本文对于深化政治地理学领域概念的理解，避免传统认识中的偏见和局限，以及更好地制定领域策略、展开领域研究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飞地是一个经典的地理学概念，也是一个重要的空间分析视角。目前国内关于飞地的研究日益增多，但对其内涵的梳理仍显不足，多种定义并存，并出现概念泛化的现象。在此背景下，本文对已有的飞地概念及其内涵进行了梳理，指出从域外领土、经济飞地到飞地社区的内涵演变历程，并根据飞地的宗主地—东道地关系，将其划分为行政飞地、经济飞地、飞地社区和飞地国家4种类型。本文研究指出，飞地概念的核心是其宗主地—东道地—飞地的三方构图，依托这一视角可以对当前的异域领土、经济飞地、乃至城市内部的族裔聚居区进行多尺度的空间分析，从飞地的不同功能出发，可以对其展开多维度的地理学透视，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和相关政策实施提供参考。

信息权力的出现源于信息资本主义的深刻变革。本文认为，信息权力是指行为体运用自身掌握的信息资源对其它行为体施加影响的能力。信息资源包括信息内容、信息基础设施、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为体对这三者的综合运用形成信息生产力、信息获取力、信息控制力等不同维度的信息权力。信息资源的分布组合定义了信息权力的基本格局，而行为体基于其道德取向、实际利益的互动关系包括协作、对抗等，对已有的信息权力格局进行再定义。展望地理学对于信息权力的研究，可运用于地缘政治、城市网络与地方建构等，信息权力空间格局的演化、信息权力要素及其作用机制、不同行为体之间的信息权力博弈等将成为今后信息权力研究的新课题。

选举地理学是政治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本文以Web of Science中选举地理学的学术论文为依据，借助科学计量工具，系统回顾了1982—2018年选举地理学的发展脉络，归纳了西方选举地理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研究表明：选举地理学主要包括投票地理、选举制度、选区划分、选票转化四个领域；与此相应，西方学界对选举地理的研究范式可归纳为空间分析、地理制图、政治经济学、后结构主义。展望未来，选举地理学在解释中国的地方政治、基层选举、社区自治，以及推动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发展方面将值得期待。

在西方，福柯提出的生命政治内涵得到不断发展，近年来对人文地理特别是政治地理的研究起重要推动作用。生命政治为政治地理学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通过探讨地理实践中以生命为对象的权力的运行机制，能够更好的解释在地理实践中权力与人的互动关系。本文首先概述了生命政治一词的来源及涵义，并梳理出由真理的权力、治理技术与主体化构成的权力运行框架；进而从生命与权力的不同关系出发，归纳出生命政治的三个分析视角：对生命的照料、对人口生产力的提升以及对赤裸生命的排除；并基于此提出了生命政治在人文地理学中的三个应用主题，分别是人口安全与可计算空间、人口规训与生产空间以及人口排斥与例外空间；最后，从全球和跨国、全国和次国家三个尺度，分别提出生命政治理论在我国政治地理领域的应用展望。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由中央政府推行的新的区域发展政策安排，旨在调控国家、区域和城市尺度之间的关系进而引导资本流动以实现特定的空间发展目标，因此可视之为新一轮国家的尺度重组。借鉴西方的尺度重组理论，本文主要从大珠三角城市在经济上的空间联系以及香港问题在政治上的领域关系等两个方面，探讨关系空间如何影响到国家的尺度重组，以及国家的尺度重组对城市的尺度重组的影响。研究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于重塑资本流动的地方空间，为“资本固着”提供社会活动平台，继续参与国际劳动分工，深化经济合作，提高区域的全球竞争力。与此同时，国家也通过尺度重组来解决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领域政治问题，通过新的空间规划把边界问题纳入一体化的经济发展体系之下，保证政治稳定。中央政府把国家建设的尺度下移到粤港澳地区，促进了粤港澳的城市发生多元尺度重组策略，包括城市内部的尺度上推和尺度下移，城市外部的合作联盟和尺度政治。最后，文章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带来的影响，讨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与实践对尺度重组理论的补充和对认识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启示意义。

“接触假说”认为，群体间的接触和交往越多、偏见越少。这个观点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使用香港社会动态跟踪调查2013年的数据，分析了受访者跨境流动频率对“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流动的频率与“中国人”身份认同有显著的关系。跨境流动刚开始确实可以提升香港居民的“中国人”认同；随着流动频繁，“中国人”认同转而趋弱。结果表明，跨境流动对香港居民“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当流动频率超过某个节点，认同就不再增强甚至转而下降。研究结果揭示出身份认同是在寻求相似性和差异性两者的互动中形成的，并因应不同的社会情境而发生改变。香港与内地的差异体验越深，不同的身份认同越难合一。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兼具改善地缘环境和拉动对外投资的目的。然而，现有研究较少采取地缘战略视角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对外投资数据，通过整合政治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运用双重差分的面板回归模型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向中亚和西亚地区的投资比“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增长更快，说明地缘战略对中国海外投资有重要影响；此外，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受中国与东道国经贸联系和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影响，但是地理邻近性、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和东道国自然资源等因素的影响不显著。本研究对于加强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的结合和制定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政策等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