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细化识别城市土地利用类型与功能演替分析，揭示空间形态与社会功能的分布特征，为科学认知城市发展规律及优化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本研究以郑州市主城区为研究对象，整合遥感影像、POI数据和OSM路网数据，采用核密度函数、精细化识别规则对土地利用功能类型进行精准划分，结合多种空间统计方法与区位熵分析，探究2012—2022年城市各功能用地集聚扩散特征和功能演替规律。研究结果表明：①土地利用类型演变呈现显著分化与混合化特征，商业服务（简称商服）功能用地主导扩张，居住功能用地先增后减，工业与公共功能用地持续缩减，各类功能用地布局从边界清晰转向协同交错；②功能空间与建设用地扩张非同步，体现规划与经济增长的协同滞后效应；③功能重构呈差异化特征，商服集聚度最高且为多中心格局，复合功能街区呈西北—东南带状分布；④主导功能演替呈现专业化与复合化并行趋势。本研究为内陆中心城市土地精细化管控与空间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空间正义对维系和保障各社区旅游参与主体利益有着重要意义。文章以重庆市白象居社区为案例，探讨基于空间正义不同维度下社区旅游参与主体博弈和协商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空间生产正义维度下，居民与旅游者博弈和协商的本质是自然生活空间与旅游消费空间边界的博弈；空间分配与空间价值正义维度下，“参与—获益型”居民与“抵制—维权型”居民之间的博弈和协商，围绕经济利益分配的非均质性和社区功能定位的价值分歧展开；空间权力与空间程序正义维度下，居民和政府基于治理权主体重构、程序合法性重建实现了从抗争到协同的伦理转向；整个博弈和协商过程呈现出“社会性生活空间”转变与“空间性社会结构”嬗变、旅游活动转化为旅游业态、居民社区演变为旅游社区的三重逻辑演化。

推动制造业智能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是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构建协同发展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同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和地理探测器探究2010—2021年中国省域制造业智能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的空间分异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观测期内中国制造业智能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水平总体持续攀升，经历了从轻度失调阶段向初级协同阶段的演变，但距离高质量协同发展相去甚远。②协同发展呈现“东部领先、中西部追赶”的空间分异格局，总体分异程度随时间推移有所缓和，区域间分异是总体分异的首要来源，尤其东部与中部地区间最为明显。③科技创新是影响协同发展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科技创新与金融发展的交互组合是关键性驱动因素，其影响强度均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后显著增强。

基于旅游疗愈理论，通过深度访谈及扎根理论分析，揭示了红色旅游促进个体自我超越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红色旅游通过物理环境、氛围文化、社会互动三类场景要素协同作用，触发游客敬畏情绪三维度体验（震撼与庄重、敬佩与尊崇、反思与自省），形成“烦心—疗心—愈心”三阶段演化特征：游客因生活困境感知产生疗愈需求，通过红色旅游场景体验激活敬畏情绪，最终实现认知超越与行为超越。研究构建了“困境感知—场景触发—自我超越”理论模型，验证敬畏情绪在“自我—超我”转化中的中介效应，丰富旅游疗愈理论的文化场景应用。研究从宏观市场定位、中观场景优化、微观体验设计提出管理策略，为红色旅游向深度精神疗愈功能拓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区域新产业路径如何形成是演化经济地理学的核心议题之一。近年来，演化经济地理学者意识到单一的结构性视角不足以解释区域新产业路径的发展过程，通过借鉴创新系统理论、转型研究、制度研究等相关概念，强调行动者及其能动性在塑造区域新产业路径中的重要作用。但已有研究较为零散，尚未形成系统性文献梳理和归纳总结。因此，本文在区分演化经济地理学结构性和能动性视角的基础上，梳理不同类型能动性对区域新产业路径形成的影响，厘清不同类型行动者的战略行动以及发挥的能动性，并强调集体行动和集体能动性在区域新产业路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未来应该重视中国情景下的能动性研究，厘清再生能动性和边缘行动者在区域新产业路径中的作用，区分不同路径发展模式中涉及的能动性类型，服务中国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需要。

旅游直播作为新兴数字媒介形式，为旅游利益相关者提供了时空同步的情感交互平台。本文基于双过程情感理论，采用表情识别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混合研究设计，系统探讨参与者在直播中的隐性与显性情绪表达及其动态演化过程。研究发现，显性表达倾向回顾加工与积极情绪放大，隐性表达则敏锐捕捉即时情绪波动，尤其在互动密集或情境落差时更为明显。情绪在开场—互动—结尾阶段呈阶段性变化，情感体验体现为“愉悦与自主”“灵感与唤醒”“存在与认同”等核心维度。研究拓展了双过程情感理论在数字旅游场景下的适用边界，揭示了旅游直播中情感表达的结构机理与心理调节路径，为深化虚拟旅游参与者情绪体验理解及平台内容优化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证参考。

跨境通勤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表征。现有研究主要侧重对跨境通勤进行微观主体分析，而忽视了其作为跨边境的流动形式所蕴含的与宏观社会变革的系统关联。本研究以澳门为例，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范式视角，揭示“制度性”的流动基础设施形塑移民劳工跨境通勤流动的具体机制。在制度性流动基础设施变迁下，移民劳工跨珠海—澳门通勤的流动模式变化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每个阶段流动模式的产生都遵循“历史环境—制度结构—流动行为”的机制路径。面对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制度性流动基础设施的调适会引发制度结构变迁，制度结构又塑造流动者的制度身份和阶层属性，影响流动者的偏好、目标，最终形塑其流动行为。

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背景下，持续提高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国家战略要求。本文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构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综合评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效能与障碍度水平，剖析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可持续发展效能的空间分异特征，提出分区分类的可持续发展路径。结果表明，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可持续发展效能整体偏低，各社区之间可持续发展效能差异较小、障碍度差异较大；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圈层式结构。基于此，分类分区提出巩固拓展型、提升优化型和深化引领型三种可持续发展效能提升路径，以期促进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可持续发展，助推乡村振兴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