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景剧本杀游戏在空间、时间和社会维度上不断扩展，能否带来体验的真实性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中面临的重要挑战。本文借用游戏化概念，基于后现代主义的真实性理论，构建“多维混合真实性”模型，以成都宽窄巷子实景剧本杀为例，通过访谈、参与式观察、网络文本收集等方式，从物质、时间、空间、自我与关系等维度解读真实性体验的复杂性。研究表明：①历史文化街区的游戏化使得参与者对真实性的感知具有主客混合、真假交织的特征；②游戏化通过构建人与地方的互动调和了真实性感知。本研究解析游戏化对传统文化空间真实性的重构，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真实性理论的“主客”与“真假”内涵，为历史街区的保护利用如何适应新消费动态提供新的见解。

精细化识别城市土地利用类型与功能演替分析，揭示空间形态与社会功能的分布特征，为科学认知城市发展规律及优化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本研究以郑州市主城区为研究对象，整合遥感影像、POI数据和OSM路网数据，采用核密度函数、精细化识别规则对土地利用功能类型进行精准划分，结合多种空间统计方法与区位熵分析，探究2012—2022年城市各功能用地集聚扩散特征和功能演替规律。研究结果表明：①土地利用类型演变呈现显著分化与混合化特征，商业服务（简称商服）功能用地主导扩张，居住功能用地先增后减，工业与公共功能用地持续缩减，各类功能用地布局从边界清晰转向协同交错；②功能空间与建设用地扩张非同步，体现规划与经济增长的协同滞后效应；③功能重构呈差异化特征，商服集聚度最高且为多中心格局，复合功能街区呈西北—东南带状分布；④主导功能演替呈现专业化与复合化并行趋势。本研究为内陆中心城市土地精细化管控与空间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在数字交易活动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从数字地理和消费地理交叉的视角，通过定性和定量的混合研究方法，分析了数字化的二手消费文化对线上和线下空间的营造方式和结果，并解释了二手消费文化到底是否能够与绿色消费等同。研究结果表明：①数字化的二手消费文化形成了女性化、年轻一代主导的线上空间，以及邻里化的、自助/二维码主导的线下回收空间；②数字化的二手消费通过固定的帖子模式、线上线下交流方式和数据化的地理位置的营造了本土化的数字文化和经济生活方式；③二手交易并不会自动成为绿色消费，使环境受益。上述结论能够为进一步打造可持续生活方式提供参考意见。

直播电商的出现正逐步重构后生产主义农村的经济业态，成为村域经济振兴的新途径。探究直播电商村的形成模式与演化路径，可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研究以浙江省义乌市江北下朱村为案例地区，运用半结构化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方法对各行为主体进行调研，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探讨直播电商村的形成过程，在此基础上，分析直播电商新模式的支撑环境和形成机制。研究发现：江北下朱村直播电商模式转型自微商等社交电商，具有产业演化的延续性。村域直播电商产业发展中，电商新技术的变革为乡村发展搭建了机会窗口，制度环境的嵌入及其与平台电商技术的协同演化成为直播电商发展的关键推进力量，根植于地方的柔性供应链是乡村产业转型的支撑要素。直播电商村的形成是特殊性与普遍性交织的演化路径，有其发展的根植性，亦具有实践层面的借鉴意义。

行为地理学强调从微观视角探究居民行为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传统范式在分析复杂人地关系时仍面临诸多局限。本文梳理当前行为地理学的发展挑战以及关系转向的理论背景与影响，尝试重构关系视角下行为地理学的理论与分析框架。该框架强调将个体置于社会关系的宏观结构背景下，建立从微观个体到个体行为网络，再到揭示地理宏观现象的跨尺度研究范式与阐释框架。强调关系网络思维旨在重构行为地理学的微观人地关系研究分析范式，突破传统静态、截面分析局限，深入理解个体间社会关系、地域间空间关联以及人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多元交互过程和跨尺度机制，为破解城市复杂人地关系难题贡献理论探索和方法论创新，为区域空间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支撑。

想象已成为游客构建和消费旅游目的地，获得深层旅行体验的重要方式。但已有研究大多从游客视角探讨想象的形成过程，较少关注旅游营销者的角度。本研究受诗性语言和隐喻思维启发，以概念隐喻理论为基础分析旅游视频博客的“作者”如何通过诗性隐喻塑造旅游想象。研究发现：①博主主要通过结构隐喻和本体隐喻塑造旅游想象，且本体隐喻中的文化隐喻、人体隐喻对旅游想象的贡献度最高。②隐喻主题交织塑造出填补式、映射式、感染式和召唤式的旅游想象。③旅游想象的形成过程包括圈层聚集、际遇空间、共同关注和情感共鸣4个阶段。该研究为旅游想象研究提供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微观解构，也为旅游营销者的想象设计提供了实践参考路径。

本文以广州和长沙的特色小吃街为例，探讨城市“烟火消费景观”的生产与体验过程。研究发现：①美食小吃街是具有特色的城市烟火消费和体验景观，食物及其制作过程是烟火氛围的核心，建筑和街道为其提供物质环境，行为景观则表现为消费者的互动与实践推动烟火气的社会化生产；②媒介推动了地方文化符号在数字空间中的循环再生产，促使消费空间转化为可观看的影像景观和数字社会中具有动态传播力的文化节点；③媒介扩展了小吃街的受众体验，线上互动转化为社交资本，增强了消费场景的文化价值与社会意义。研究探讨了美食小吃街作为烟火消费景观的形成过程与机制，及其在数字话语形塑下的特点，为未来城市文化消费空间的建设提供启示。

美丽乡村建设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是构建生态文明、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载体。渔村作为乡村的一种类型，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生态资源，近年来吸引大量学者研究。现阶段美丽渔村建设研究主要集中在渔村资源评价、渔村公共服务、渔村转型发展与重构以及新渔村规划与建设四方面，相关研究整体上还处于碎片化、零散化的初级阶段。有鉴于此，本文从美丽渔村建设的内涵与目标出发，对美丽渔村建设的地理学框架和研究方法体系进行初步梳理和构建，最后提出美丽渔村建设的研究新方向：渔村资源系统整合与渔村规划、渔村聚居景观与地域文化传承、渔民生计与渔村转型发展、渔村人居环境建设与治理，以期能对美丽渔村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本文从地理学视角解析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机制框架以及在中国的具体实践。研究发现：①“发展”与“均衡”是共同富裕的学理基础，其地理内涵是多空间尺度下区域综合发展水平提升与区域差距缩小，以及由此带来的城乡融合与群体均衡。②共同富裕具有综合性、区域性、动态性、多主体四大复杂特征，其地理机制框架表现为“发展”及其“均衡”性的时空协同演变。③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共同富裕实践在区域、城乡、群体均有显著表现。先富带动后富、坚持系统思维、高水平区域基建以及多元主体的共建、共治、共享是其四大特色模式。地理学可在生态文明建设、国土空间规划、数字经济发展等领域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旅游纪念品消费是重要的旅游收入来源，对旅游产业发展意义重大。为提升纪念品的感知价值并刺激消费，企业尝试将地方方言融入旅游纪念品。然而，目前对方言效应的理论研究不足，尚不清楚方言符号是否能提高购买意愿及其影响机制。基于顾客感知价值理论，本文通过情景实验探讨方言符号对纪念品产品态度和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方言符号显著提升游客的产品态度和购买意愿；②方言符号通过提高顾客感知价值间接影响产品态度和购买意愿，且感知价值的中介作用显著；③产品实用性在方言符号影响感知价值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本文丰富了地方文化符号研究，深化了方言符号赋值纪念品的机制探讨，为旅游纪念品的营销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旅游直播作为新兴数字媒介形式，为旅游利益相关者提供了时空同步的情感交互平台。本文基于双过程情感理论，采用表情识别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混合研究设计，系统探讨参与者在直播中的隐性与显性情绪表达及其动态演化过程。研究发现，显性表达倾向回顾加工与积极情绪放大，隐性表达则敏锐捕捉即时情绪波动，尤其在互动密集或情境落差时更为明显。情绪在开场—互动—结尾阶段呈阶段性变化，情感体验体现为“愉悦与自主”“灵感与唤醒”“存在与认同”等核心维度。研究拓展了双过程情感理论在数字旅游场景下的适用边界，揭示了旅游直播中情感表达的结构机理与心理调节路径，为深化虚拟旅游参与者情绪体验理解及平台内容优化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证参考。

以山东省沂南县竹泉村为案例地，基于空间生产三元辩证法探究精英嵌入驱动乡村旅游空间生产的过程，尝试解读其中的资本与权力互动逻辑。研究表明，竹泉村旅游空间生产是精英凭借资本、组织、管理等方式嵌入地方行动者网络，通过话语实践和物质建构发挥作用，地方空间则被“尺度下移”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结构性力量重新塑造。精英权力话语牵引资本空间扩张和循环过程，政治精英构想旅游空间表征并主导景区物质实体的生产性投入，实现了资本第一级循环；经济精英投资景区建成环境内部的商品空间与消费环境，完成了资本第二级循环；资本第三级循环以精英对非精英群体的个人发展和社会服务的持续投资为主，帮助地方行动主体摆脱了“我者”和“他者”的生计角色隔离困境，缓和了村民通过斗争对抗分配非正义的社会冲突。研究深化了对资本、权力和阶层等社会经济要素重构乡村的理解，丰富了精英作用于乡村空间的行为模式和机制的研究。

基于旅游疗愈理论，通过深度访谈及扎根理论分析，揭示了红色旅游促进个体自我超越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红色旅游通过物理环境、氛围文化、社会互动三类场景要素协同作用，触发游客敬畏情绪三维度体验（震撼与庄重、敬佩与尊崇、反思与自省），形成“烦心—疗心—愈心”三阶段演化特征：游客因生活困境感知产生疗愈需求，通过红色旅游场景体验激活敬畏情绪，最终实现认知超越与行为超越。研究构建了“困境感知—场景触发—自我超越”理论模型，验证敬畏情绪在“自我—超我”转化中的中介效应，丰富旅游疗愈理论的文化场景应用。研究从宏观市场定位、中观场景优化、微观体验设计提出管理策略，为红色旅游向深度精神疗愈功能拓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天下之本在家”，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中国文化视域下的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折射着当代中国的普世价值和社会变迁，中国家庭文化中的孝道、婚姻满足与子女期待等是稳固中国人精神情感的重要支持与来源。本文基于CFPS2018中国家庭跟踪调查的宏观数据，采用神经网络多层感知器、径向基函数、因子分析、二阶聚类分析和有序回归，探讨了微观层面的祖代与亲代、亲代间婚姻、亲代与子代三种典型家庭关系对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的具体影响，研究结论为：①祖代与亲代关系方面，经济发达区域、亲代为高学历的城镇群体，虽与祖代见面频率低但联系频率高，其家庭的旅游与休闲消费动力较强；②亲代间婚姻关系方面，经济发达区域、高学历的城镇女性，对丈夫的家庭经济贡献更满意且更看重其健康状况，这对其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有正向强化作用；③亲代与子代关系方面，经济发达区域、子代为男孩的城镇父母，更关注男孩教育（常谈论学校事务、检查作业），这与其家庭旅游与休闲的高消费呈显著正向关联。文章说明了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已成为家庭关系的有效预警与增进工具，该领域必然会成为中国家庭关系研究的重要理论发展与实践应用需要。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海外园区通过产业合作深化、基础设施联通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水平。本文基于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以“五通”为视角构建理论框架，探讨海外园区助推“一带一路”联通的路径，并以中欧商贸物流园为例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国家间的互补性、设施的可达性以及内外部风险的干扰是海外园区助推“一带一路”联通的作用前提；而物质和人员的流动、资金的流转、信息和创新的辐射则是海外园区助推“一带一路”联通的作用过程。②中匈两国在商贸物流领域的优势互补、多维合作、高效畅通以及风险预防为中欧商贸物流园发挥联通作用奠定基础，而该园区通过构建高联通交通网络、打造高效率营商环境、引入数智化新驱动力，切实推动了“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本文丰富了“一带一路”联通的相关理论研究，为中国海外商贸物流园区转型升级提供了“制度协同+设施优化+数字赋能”的系统性发展范式。

探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增长新动能是经济地理学面临的时代之责。本文从理论层面上阐释了技术、数据、关系新型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机理，并采用地理探测器实证了新型三要素取代传统三要素的变革趋势。研究发现：①新型三要素凭借其增量性和无限性的优势能够为经济增长持续供能，将逐步取代土地、劳动力、资本传统三要素的核心地位，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②关系要素能够促进区域资源的互动和重组，加速资源有效配置和财富积累，激活区域发展动力。③新旧三要素的经济驱动效应呈现显著的城市异质性。新型三要素已成为大城市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传统三要素的驱动作用明显降低；对于中小城市而言传统三要素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空间正义对维系和保障各社区旅游参与主体利益有着重要意义。文章以重庆市白象居社区为案例，探讨基于空间正义不同维度下社区旅游参与主体博弈和协商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空间生产正义维度下，居民与旅游者博弈和协商的本质是自然生活空间与旅游消费空间边界的博弈；空间分配与空间价值正义维度下，“参与—获益型”居民与“抵制—维权型”居民之间的博弈和协商，围绕经济利益分配的非均质性和社区功能定位的价值分歧展开；空间权力与空间程序正义维度下，居民和政府基于治理权主体重构、程序合法性重建实现了从抗争到协同的伦理转向；整个博弈和协商过程呈现出“社会性生活空间”转变与“空间性社会结构”嬗变、旅游活动转化为旅游业态、居民社区演变为旅游社区的三重逻辑演化。

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背景下，持续提高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国家战略要求。本文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构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综合评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效能与障碍度水平，剖析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可持续发展效能的空间分异特征，提出分区分类的可持续发展路径。结果表明，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可持续发展效能整体偏低，各社区之间可持续发展效能差异较小、障碍度差异较大；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圈层式结构。基于此，分类分区提出巩固拓展型、提升优化型和深化引领型三种可持续发展效能提升路径，以期促进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可持续发展，助推乡村振兴进程。

旅游情境下的饮食消费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国外旅游研究的重点领域。旅游者饮食涉入是游客在饮食决策和活动中所展现的一种心理状态及其投入程度，是探讨旅游者饮食消费心理和行为的重要视角。在借鉴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线下和线上调研数据，构建并解读旅游者饮食涉入的结构特征及其对行为意向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旅游者饮食涉入包括吸引力、中心性、社会纽带、象征性、风险可能性和风险后果性6个维度，并对消费满意度和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但不同维度影响存在差异。旅游者饮食涉入内容结构与影响路径呈现出饮食消费心理的复杂性与价值取向的转型，旅游者对饮食的认知及其赋予价值影响涉入程度，并受到旅游地饮食消费情境的调节。旅游者饮食涉入研究为理解旅游者饮食消费行为和目的地美食营销提供参考。

场域共振和尺度跃迁构成了县域文化品牌得以成功的双重逻辑。以R县“村超”赛事为例，在场域共振维度，文化场域一方面型塑了公众自组织行为，另一方面为地方政府选择品牌载体提供了思路。科层场域在议程吸纳的基础上对社会场域进行了行政赋能。经济场域中的市场力量激励了文化品牌的合作生产，同时也为文化品牌建设提供了组织保障。在尺度跃迁维度，“村超”赛事先后经历了由乡村尺度、地方尺度、国家尺度再到全球尺度三次跃迁。分别聚焦于地方层面的信息整合和品牌设计、中央层面的统筹规划与国家战略嵌入、全球视野下的品牌强化与战略升级。本文的贡献在于提出了针对文化品牌结构性因素的解释性框架，并基于典型案例解构了县域文化品牌建设的过程黑箱。

探究城市群多中心性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对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和全面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至关重要。以十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多中心性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①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山东半岛和粤闽浙城市群大致呈现向多中心发展的态势，而其余城市群呈多中心性减弱趋势。②各城市群的城乡融合水平整体呈稳步上升态势。保持前列的是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群的城乡融合水平在空间上存在显著差异，中高度及高度融合区环绕中度融合区分布。③城市群多中心性与城乡融合发展呈显著的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④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群，其多中心性对城乡融合的影响存在差异。

基于2008—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值TOPSIS法测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土地资源错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土地资源错配抑制了城乡融合发展；从各维度看，土地资源错配对城乡经济、社会和空间信息融合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对城乡人口融合、生态融合影响不显著。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土地资源错配抑制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负向调节作用，能够缓解土地资源错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不利影响。③土地资源错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阻碍了邻近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因此，应优化土地资源的供给结构，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提升贸易开放水平，激活内需发展活力；加强土地资源配置的区域联动性，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推动制造业智能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是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构建协同发展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同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和地理探测器探究2010—2021年中国省域制造业智能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的空间分异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观测期内中国制造业智能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水平总体持续攀升，经历了从轻度失调阶段向初级协同阶段的演变，但距离高质量协同发展相去甚远。②协同发展呈现“东部领先、中西部追赶”的空间分异格局，总体分异程度随时间推移有所缓和，区域间分异是总体分异的首要来源，尤其东部与中部地区间最为明显。③科技创新是影响协同发展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科技创新与金融发展的交互组合是关键性驱动因素，其影响强度均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后显著增强。

区域新产业路径如何形成是演化经济地理学的核心议题之一。近年来，演化经济地理学者意识到单一的结构性视角不足以解释区域新产业路径的发展过程，通过借鉴创新系统理论、转型研究、制度研究等相关概念，强调行动者及其能动性在塑造区域新产业路径中的重要作用。但已有研究较为零散，尚未形成系统性文献梳理和归纳总结。因此，本文在区分演化经济地理学结构性和能动性视角的基础上，梳理不同类型能动性对区域新产业路径形成的影响，厘清不同类型行动者的战略行动以及发挥的能动性，并强调集体行动和集体能动性在区域新产业路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未来应该重视中国情景下的能动性研究，厘清再生能动性和边缘行动者在区域新产业路径中的作用，区分不同路径发展模式中涉及的能动性类型，服务中国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需要。

提高人类福祉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及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的方向。持续改善农户福祉，探析农户生计恢复力对其福祉增进的影响能更好地促进脱贫山区乡村振兴同巩固脱贫攻坚相衔接。本文以陇南山区为例，基于农户调查数据，评估了农户的生计恢复力与主观福祉水平，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生计恢复力对主观福祉的影响。研究发现：①脱贫山区农户的生计恢复力及主观福祉水平因农户特征不同而存在差异，其中，农户生计恢复力及主观福祉水平均随海拔升高而下降，随家庭抚养比增加而下降。②农户不同维度的主观福祉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农户对目前生活状况、人际关系及基础设施的满意度较高，而对教育及就业的满意度较低。③生计恢复力显著改善了农户的主观福祉，且对中、低福祉水平农户的改善效果尤为显著，同时产业帮扶强度对农户主观福祉有显著正向影响，生计环境对其福祉水平有显著负向影响。

跨境通勤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表征。现有研究主要侧重对跨境通勤进行微观主体分析，而忽视了其作为跨边境的流动形式所蕴含的与宏观社会变革的系统关联。本研究以澳门为例，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范式视角，揭示“制度性”的流动基础设施形塑移民劳工跨境通勤流动的具体机制。在制度性流动基础设施变迁下，移民劳工跨珠海—澳门通勤的流动模式变化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每个阶段流动模式的产生都遵循“历史环境—制度结构—流动行为”的机制路径。面对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制度性流动基础设施的调适会引发制度结构变迁，制度结构又塑造流动者的制度身份和阶层属性，影响流动者的偏好、目标，最终形塑其流动行为。

探讨生计能力对黄河滩区生态移民主观福祉的影响，对于巩固移民成效、增进移民福祉具有重要实践意义。本文以生态搬迁基本完成的黄河滩区（河南段）为例，分析移民前后生计能力和主观福祉的变化，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揭示不同生计能力组态路径对主观福祉的影响及其变化。结果表明：①黄河滩区移民后居民主观福祉呈上升趋势。②单一维度生计能力在移民前后均不能成为提升移民主观福祉的必要条件，但仍对其产生重要影响，尤其以心理调试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最为关键。③生态移民前后组态对比，经济维稳能力对主观福祉的影响及其重要性增强，社会交往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对主观福祉的影响及其重要性相对减弱，基本劳动能力和心理调试能力对主观福祉的影响及其重要性无变化。据此，本文提出了提升黄河滩区移民主观福祉的针对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