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细化识别城市土地利用类型与功能演替分析，揭示空间形态与社会功能的分布特征，为科学认知城市发展规律及优化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本研究以郑州市主城区为研究对象，整合遥感影像、POI数据和OSM路网数据，采用核密度函数、精细化识别规则对土地利用功能类型进行精准划分，结合多种空间统计方法与区位熵分析，探究2012—2022年城市各功能用地集聚扩散特征和功能演替规律。研究结果表明：①土地利用类型演变呈现显著分化与混合化特征，商业服务（简称商服）功能用地主导扩张，居住功能用地先增后减，工业与公共功能用地持续缩减，各类功能用地布局从边界清晰转向协同交错；②功能空间与建设用地扩张非同步，体现规划与经济增长的协同滞后效应；③功能重构呈差异化特征，商服集聚度最高且为多中心格局，复合功能街区呈西北—东南带状分布；④主导功能演替呈现专业化与复合化并行趋势。本研究为内陆中心城市土地精细化管控与空间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数字化时代，电子游戏的生产、表征、流通、消费打破了传统商品贸易的线性传导，形成了多主体合作的非线性全球化周期。研究结合人文地理学中的追踪数字文化法和视觉文化分析法，基于经济地理和文化地理视角对荷兰独立电子游戏的全球化过程分析得出：锈湖的生产表现出地理依赖，离不开国际化平台和积极的区域政策；锈湖表征中对主流文化的借用和反主流文化的本质，展现了游戏中多元文化共存的可能；在全球流通中，互联网提供便捷途径的同时显现出无法跨越的边界；受市场影响，独立电子游戏消费呈现出地理不平衡特征，玩家的互动既是“产消”的体现，也是“越界”的实践。相关结论为从关联性视角理解数字化时代下独立电子游戏的全球化提供了新思路。
文章揭示了中小学生在红色研学中的体验机制与意义书写，可为红色研学体验的内在优化提供理论参照。研究基于“通过仪式”理论，以“跟着毛主席去游学”为案例，运用质性研究剖析中小学生的红色研学过程。结果表明：①中小学生的红色研学实质上是一种“通过仪式”，由剥离日常的状态解构过程、超越日常的阈限体验生成、回归日常的多重意义书写共同构成。②仪式分隔阶段，中小学生在日常调节、文化求知等动机的驱使下参与研学，并在行前经历了愉悦预期、新境憧憬、行前忧惧的情绪波动，这标志着与结构化日常逐渐剥离。③仪式过渡包括情境逆转、人地联结和游学一体，中小学生在逆转后的情境中通过身心涉入与关系建构联结个体与地方，进而唤起了包括知识习得、共睦态体验等在内“游学一体”阈限体验。④仪式聚合体现为回归日常后的多重意义书写，中小学生在体验回溯与文化内化的反思中将研学中隐性建构的国家认同、身份叠写等意义进行呈现，完成自我的社会性回归。研究验证并发展了由仪式完成社会身份的合法转换的理论框架，揭示了红色研学教育效能实现的内在逻辑，可进一步指导红色研学效能的提升。
基于旅游疗愈理论，通过深度访谈及扎根理论分析，揭示了红色旅游促进个体自我超越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红色旅游通过物理环境、氛围文化、社会互动三类场景要素协同作用，触发游客敬畏情绪三维度体验（震撼与庄重、敬佩与尊崇、反思与自省），形成“烦心—疗心—愈心”三阶段演化特征：游客因生活困境感知产生疗愈需求，通过红色旅游场景体验激活敬畏情绪，最终实现认知超越与行为超越。研究构建了“困境感知—场景触发—自我超越”理论模型，验证敬畏情绪在“自我—超我”转化中的中介效应，丰富旅游疗愈理论的文化场景应用。研究从宏观市场定位、中观场景优化、微观体验设计提出管理策略，为红色旅游向深度精神疗愈功能拓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作为灵活就业的重要表现形式，城市摊贩空间的规范化管理需平衡民生需求与城市治理目标。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广州厦滘南路夜市为例，分析了多方利益相关者在摊贩空间形成过程中的博弈关系，进而揭示了城中村型摊贩空间的规范化发展机制。研究表明：①人类行动者包括村委会、政府、商铺经营者、摊贩、消费者，非人类行动者包括城市管理、集体经济、经营效率、就业岗位、商品，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复杂的行动者网络；②厦滘南路摊贩空间形成并稳定发展的关键在于其与社区利益的良好融合，村委会作为关键行动者起到了重要作用；③适度放权、公众参与、协同治理是摊贩空间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因素。
旅游直播作为新兴数字媒介形式，为旅游利益相关者提供了时空同步的情感交互平台。本文基于双过程情感理论，采用表情识别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混合研究设计，系统探讨参与者在直播中的隐性与显性情绪表达及其动态演化过程。研究发现，显性表达倾向回顾加工与积极情绪放大，隐性表达则敏锐捕捉即时情绪波动，尤其在互动密集或情境落差时更为明显。情绪在开场—互动—结尾阶段呈阶段性变化，情感体验体现为“愉悦与自主”“灵感与唤醒”“存在与认同”等核心维度。研究拓展了双过程情感理论在数字旅游场景下的适用边界，揭示了旅游直播中情感表达的结构机理与心理调节路径，为深化虚拟旅游参与者情绪体验理解及平台内容优化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证参考。
跨国铁路作为提升“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关键载体，对构建跨国供应链，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从运输时效、运输费用、运输稳定性三个维度对中国—中南半岛跨国铁路进行分析，揭示铁路沿线国家贸易关系的动态演进特征，并运用GTAP模型模拟预测铁路在部分联通、全线贯通及路网形成三个阶段的综合效应。研究发现：在运输时效和费用方面，中线中老泰铁路表现最佳，西线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具备避开马六甲海峡直达印度洋的优势；运输稳定性上老泰段较东、西线更具优势，东线越南政治互信和民心相通不足；西线则受缅甸政局动荡影响显著。GTAP模拟结果表明，跨国铁路建设能够显著促进沿线国家GDP增长、社会福利提升、贸易条件改善，但对非沿线国家则具有正向和负向双重效应。铁路建设有助于老挝、越南和柬埔寨等国将产业发展重点从初级资源类产品转向加工制造业。研究对依托跨国铁路推动内外“双循环”和促进中国西部沿边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背景下，持续提高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国家战略要求。本文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构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综合评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效能与障碍度水平，剖析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可持续发展效能的空间分异特征，提出分区分类的可持续发展路径。结果表明，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可持续发展效能整体偏低，各社区之间可持续发展效能差异较小、障碍度差异较大；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圈层式结构。基于此，分类分区提出巩固拓展型、提升优化型和深化引领型三种可持续发展效能提升路径，以期促进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可持续发展，助推乡村振兴进程。
空间正义对维系和保障各社区旅游参与主体利益有着重要意义。文章以重庆市白象居社区为案例，探讨基于空间正义不同维度下社区旅游参与主体博弈和协商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空间生产正义维度下，居民与旅游者博弈和协商的本质是自然生活空间与旅游消费空间边界的博弈；空间分配与空间价值正义维度下，“参与—获益型”居民与“抵制—维权型”居民之间的博弈和协商，围绕经济利益分配的非均质性和社区功能定位的价值分歧展开；空间权力与空间程序正义维度下，居民和政府基于治理权主体重构、程序合法性重建实现了从抗争到协同的伦理转向；整个博弈和协商过程呈现出“社会性生活空间”转变与“空间性社会结构”嬗变、旅游活动转化为旅游业态、居民社区演变为旅游社区的三重逻辑演化。
区域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系统揭示“双化协同”的时空变化及其驱动机制，是探索区域高质量发展路径的重要突破口。基于27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双化协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度模型、Markov链、Dagum基尼系数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等方法，系统解析了2012—2022年我国区域“双化协同”的空间分异格局、动态演进规律及多维度驱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区域“双化协同”发展水平呈现出东、西部高，中部低的非平衡空间分布，且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组态分析识别出三类差异化发展路径：“金融创新、绿能效率跃升”模式；“金融创新、数产基建融合”模式；“金融创新、数产融合激励”模式。区域实现高“双化协同”发展存在差异路径，其中，金融支持和数绿创新是驱动区域高“双化协同”发展的共性因素。本研究为优化区域“双化协同”政策支持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生态旅游能够为游客提供恢复性体验已得到广泛认可，而恢复性感知对游客环境情感的培养与环境责任行为的促成至关重要。本研究基于认知—情感—意动理论，以南宁市青秀山作为案例地，考察恢复性感知、环境自我认同、环境共情、生态价值观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恢复性感知不仅直接促进游客的环境责任行为，还通过环境自我认同和环境共情间接强化这一效应。此外，生态价值观具有差异化的调节效应：在恢复性感知和环境自我认同对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中，生态价值观分别发挥负向调节和正向调节效应；而在环境共情对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中不存在调节效应。本研究不仅丰富了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范畴，也有助于生态旅游目的地的营销管理和环境保护。
在“流量城市”兴起与数字媒介深度渗透的时代背景下，城市官方文旅短视频凭借其直观性、趣味性与互动性，迅速成为城市旅游形象传播与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手段。然而，目前鲜有研究探讨这些官方文旅短视频软广告如何影响公众的出游意愿。本文基于AIDMA模型，构建了分析框架，以探究官方文旅短视频软广告对公众出游意愿的影响机制，并通过对1012份问卷的实证分析得出相关结论。研究结果表明，公众的出游意愿受到官方文旅短视频软广告的吸引力、公众对软广告的兴趣与欲望以及平台推送信息的综合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感知有用性起到了中介作用。研究为官方文旅短视频软广告如何影响公众出游意愿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还为提升城市旅游公共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及其效能提供了实践启示。
第二居所旅居已成为我国城市居民休闲度假的新趋势，但现有研究缺乏对该类旅居社区地方营造过程和机制的深入探讨。本研究采用民族志方法，选择秦皇岛阿那亚这一典型的第二居所旅居社区为案例地，以地方性理论为分析框架，揭示第二居所旅居社区的演化过程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第二居所旅居社区的地方营造先后经历从“夏季避暑的海滨房子”到“中产阶级理想的家”再到“诗意栖居的家园”转变过程，开发商行为拓展引发的资本循环模式与层级变化是导致社区地方营造结果不断转变的关键原因。本研究首次从地方性视角综合透视第二居所旅居社区的地方营造过程，不仅从理论上拓展了地方性分析框架边界，丰富了对第二居所旅居社区演化规律的理解，为旅居地产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管理启示。
推动制造业智能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是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构建协同发展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同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和地理探测器探究2010—2021年中国省域制造业智能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的空间分异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观测期内中国制造业智能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水平总体持续攀升，经历了从轻度失调阶段向初级协同阶段的演变，但距离高质量协同发展相去甚远。②协同发展呈现“东部领先、中西部追赶”的空间分异格局，总体分异程度随时间推移有所缓和，区域间分异是总体分异的首要来源，尤其东部与中部地区间最为明显。③科技创新是影响协同发展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科技创新与金融发展的交互组合是关键性驱动因素，其影响强度均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后显著增强。
区域新产业路径如何形成是演化经济地理学的核心议题之一。近年来，演化经济地理学者意识到单一的结构性视角不足以解释区域新产业路径的发展过程，通过借鉴创新系统理论、转型研究、制度研究等相关概念，强调行动者及其能动性在塑造区域新产业路径中的重要作用。但已有研究较为零散，尚未形成系统性文献梳理和归纳总结。因此，本文在区分演化经济地理学结构性和能动性视角的基础上，梳理不同类型能动性对区域新产业路径形成的影响，厘清不同类型行动者的战略行动以及发挥的能动性，并强调集体行动和集体能动性在区域新产业路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未来应该重视中国情景下的能动性研究，厘清再生能动性和边缘行动者在区域新产业路径中的作用，区分不同路径发展模式中涉及的能动性类型，服务中国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需要。
大运河旅游竞争力是评估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以2012—2021年大运河沿线36个城市为研究单元，立足舒适性理论，基于游客需求构建大运河旅游竞争力评估体系，综合线性加权法、核密度估计、空间格局分析、泰尔指数等方法，从市域和文化区视角切入，分析大运河旅游竞争力的时空演变与区域分异。结果表明：①时间上，旅游竞争力持续提升但整体水平偏低，不同文化区竞争力水平差异显著。②空间上，呈现“南北高、中部低”特征，个别城市成为文化区增长极，空间关联呈现异质集聚特征。③区域总体差异缩小，文化区内部差异突出。2018年后差异来源转向区域内贡差异，京津、燕赵、中原文化区在内部差异上，呈现出比其他三个文化区更为显著的差异性。本研究为大运河旅游资源配置优化及跨区域协同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是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旅游景观的重要元素。以西北地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例，运用核密度估算、标准差椭圆等空间分析方法，结合景观基因图谱构建的质性方法，识别并解析了西北地区文化遗产旅游景观的时空演化特征。结果表明：文化遗产整体呈“东密西疏”的空间分布，沿西北—东南轴线摆动，重心迁移与社会演进密切相关；基于生物学DNA结构，构建的文化遗产旅游景观基因框架包括历史变迁、核心区与多元融合、时代性与传承、扩展与集聚四类核心基因，形成可动态演化的时空基因图谱。研究为文化遗产分级保护、文旅融合发展及区域协同治理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推动遗产价值的系统识别与高效转化。
基于2012—202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Shapley分解法及收敛模型探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能力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差异来源和收敛特征。研究表明：①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能力总体稳步提升，但显示出明显的省份时空异质性，且各省在不同能力水平区域之间表现出较强的流动性。②全国区域差异及区域间差异均进一步缩小，区域内差异表现为增减分化趋势。区域差异主要源于区域间差异，人力资源要素是导致服务能力差异的首要因素。③全国、东部与西部地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能力存在σ收敛，全国、东部、中部与西部均存在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且条件收敛速度明显快于绝对收敛速度。
研究基于2012—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支出—负担—贫困”三维视角，运用基尼系数、空间分析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揭示中国城乡家庭交通消费不公平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全国家庭交通支出、负担率和贫困率明显上升，交通支出公平性改善，但交通负担不公平加剧，乡村交通负担率与贫困率显著高于城镇。②低收入家庭面临“支出低、负担重”困境，交通贫困率呈现由高收入向低收入群体转移趋势。③交通支出、负担与贫困呈“西高东低”格局，西南地区乡村交通贫困率超20%。④支付能力、家庭结构和铁路密度是关键影响因素，低收入、年轻家庭及低铁路密度区域交通负担更高，铁路建设对西部地区减负效应显著，居民增收与铁路建设是人本转向下交通公平改善的有效路径。
传统村落面临着外部资源涌入与内生动力不足的双重压力，新内源发展作为内外协同互动的理想状态，是村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在构建“系统结构—系统功能—系统策略”为主线的传统村落新内源发展分析框架基础上，本文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运用开放性三级编码识别关键变量，结合系统动力学方法解析其新内源发展机制与实践路径。结果表明：①张谷英村新内源发展系统主要由行为主体、发展资源、制度规则三大类要素构成；②张谷英村新内源发展机制可分为外源性系统、内生性系统与内外融合系统三类子系统，共形成八条典型因果回路，呈现“外部输入—内部响应—系统反馈—动态演化”的运行逻辑；③张谷英村逐步构建起资源协同嵌入、主体协作共治与价值认同驱动三条实践路径。研究结果对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新内源发展理论解析及其实践具有参考价值。
本研究旨在探讨地质旅游体验促成游客可持续实践支持意愿的生成机制。研究一，援引体验经济框架（教育性，审美性，逃避性，娱乐性），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地质旅游体验如何影响游客的心理，以及这些心理反应如何塑造对可持续实践支持意愿的形成路径。研究二，检验了目的地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认证的世界地质公园（UGGp）是否会对游客的感知造成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质旅游体验显著提升了游客的积极心理反应，进而影响了游客对目的地可持续实践的支持意愿。此外，游客知悉目的地获得了UNESCO认证，相比未知悉的游客来说，在所有测量指标中都表现出显著更高的体验、情感和行为反应水平。研究结果为地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启示。
跨境通勤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表征。现有研究主要侧重对跨境通勤进行微观主体分析，而忽视了其作为跨边境的流动形式所蕴含的与宏观社会变革的系统关联。本研究以澳门为例，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范式视角，揭示“制度性”的流动基础设施形塑移民劳工跨境通勤流动的具体机制。在制度性流动基础设施变迁下，移民劳工跨珠海—澳门通勤的流动模式变化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每个阶段流动模式的产生都遵循“历史环境—制度结构—流动行为”的机制路径。面对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制度性流动基础设施的调适会引发制度结构变迁，制度结构又塑造流动者的制度身份和阶层属性，影响流动者的偏好、目标，最终形塑其流动行为。
省会与周边城市旅游发展的共生关系是旅游地理学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论文基于2000— 2022年中国省会与周边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对该现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省会与周边城市旅游发展存在“灯下黑”现象。总体而言，东北地区旅游经济的“灯下黑”现象最为严重，中部地区的“灯下黑”现象相对较弱。机理分析表明：中国省会与周边城市旅游经济总体上以正向非对称互惠共生关系为主，一定程度上造成“灯下黑”现象越来越明显。省会与周边城市旅游发展模式可以概括为资源驱动型与交通驱动型，省会周边城市旅游发展更加依赖外部条件。研究论证了城市旅游发展中“灯下黑”现象并分析其影响机理，进而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感知真实性显著影响游客旅游体验，而外部文化介入易破坏游客对目的地的真实性感知。外部文化广泛介入中国古镇旅游开发背景下，探索游客感知真实性演化机制对古镇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引入社会认知理论，以杨柳青古镇为例，基于对52名受访者的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揭示了古镇游客旅游的不同阶段，游客感知真实性的阶段性特征及其演化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杨柳青古镇游客感知真实性呈现出“遐想的真实性—部分的真实性—美化的真实性”三阶段演化。本研究认为，旅游各阶段中游客古镇旅游感知真实性演化的本质是游客对于古镇心理距离不断变化使得解释水平不断变化的结果，并遵循“旅游过程—心理距离—解释水平”这一框架的引导。本研究拓展了过往对于感知真实性的讨论，对古镇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与旅游营销具有重要价值。
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旅游供需有效对接、激发旅游消费潜力，成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文章融合多源数据构建2011—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基于数字技术创新与旅游供需耦合协调理论，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面板平缓转换回归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验证数字技术对旅游业供需耦合协调的多重影响效应。研究发现：①中国城市旅游业供需耦合协调水平整体上呈现持续增长状态，高低值的空间分布格局与旅游业发展的地理版图相似。②数字技术显著促进了旅游业供需耦合协调发展，而且这种影响效应在旅游业发展好、互联网水平高的地区更为突出。③数字技术对旅游业供需耦合协调水平提升具有非线性递增效应，并且随着市场化水平增高，影响效果和显著性随之增强。④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发现，数字技术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仅有助于促进本地区旅游业供需耦合协调，而且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推动邻近地区旅游业供需耦合协调水平提升。研究结论为合理推进旅游供需数据开放共享、打造满足多元化需求的数字文旅创新生态、实现中国城市旅游供需耦合协调水平整体提升提供有益参考。
以空间生产理论为基础，结合新物质主义与拼装理论，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大连市长海县广鹿岛为例，探讨了传统海洋养殖渔民日常劳动空间的生产。研究发现：①物理空间呈现动态拼装特性。渔民劳动的物理空间跨越海陆边界，渔民、工具、自然元素与临时雇工等异质主体共同塑造多变的空间形态；②关系空间蕴含多重张力。自然元素与养殖鱼类的刚性要求形成强制性支配，渔民通过有限能动性在矛盾关系中维持权力空间的动态平衡，但总体处于弱势地位；③主体空间体现身心双重困境。渔民长期暴露于恶劣环境导致慢性病痛，重复劳动与调整放松匮乏引发心理麻木与无奈感。本文揭示了传统渔民劳动空间流动多变、矛盾协调的拼装特征以及渔民疲惫麻木的身心感受，深化了对传统渔民劳动过程与空间特征的理解，丰富了微观群体的空间生产研究。
农村电商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其上下行市场空间分布格局对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县域数字乡村数据，借助莫兰指数、核密度估计、随机森林与SHAP值模型，系统考察农村电商上下行市场空间演化动态、影响因素重要性与调控路径。结果表明：①中国农村电商上下行市场呈现“大集聚，小分散”多核心空间形态，上下行市场分别经历点源式与面源式集聚增长过程，并逐渐形成空间极化现象。②中国农村电商上下行市场呈现显著空间集聚分异现象，且由“销售极化，消费均化”逐渐转为“销售均化，消费极化”特征。③交通密度与信息设施对农村电商上下行市场均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产业基础对上行销售市场影响更大，而下行消费市场主要受数字资源与收入差距制约。研究提出优化供给要素发展“农产品上行”和引导需求要素推动“工业品下行”的调控路径。
以SOR理论、MOA理论和BRA模型为基础构建了山地旅游参与行为的理论模型，并结合问卷调查和fsQCA方法，识别出山地旅游参与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机制路径。结果表明：①参与动机、参与机会、参与能力、感知风险、风险倾向、感知收益是影响山地旅游参与行为的主要因素。②形成风险核心—多元协同型、动机核心—收益驱动型、收益核心—风险权衡型、系统适配—刺激调控型四种高参与行为的组态路径，以及核心缺失—消极响应型和风险钝化—低敏响应型两种非高参与行为的组态路径。③高和非高参与行为组态路径的主要区别为路径特征的差异性、作用机制的不对称性和决策过程的动态性，并针对以上差异特征提出管理建议。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技术转移是推动区域海洋技术进步的重要方式。本文基于海洋发明专利转移数据，刻画全国海洋技术流动的空间演化规律并分析其邻近性机理。研究发现：海洋专利规模和技术转让总量增幅显著，技术转移模式由城内主导向城际主导演化，跨区域合作成为常态化，全国海洋技术交易市场趋于完善。城际技术流动由“双核驱动”向“多核共振”的空间梯度扩散，转变为全国性跨层级的跳跃式技术扩散，以长三角为主导，环渤海、珠三角协同的“一超双强”海洋技术创新格局逐渐清晰。多维邻近性分析框架下的模型结果揭示了城市间技术转移规模、地理邻近性、社会邻近性、经济邻近性、技术邻近性和制度邻近性对海洋技术转移的驱动机制差异。
基于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需求，聚焦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更新的时空演变规律这一重要科学问题。立足“三生”空间视角，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三个维度构建城市更新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法及空间计量模型，分析2011—202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更新时空演变特征、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得到以下主要结论：①时间演变特征方面，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更新水平呈“上升—下降—上升”的波动趋势，整体最终呈逐步上升态势。②空间分异与区域差异方面，武汉城市圈更新水平始终领先，环鄱阳湖城市群长期处于末位。域间差异强度为环鄱阳湖—武汉城市圈> 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 > 环鄱阳湖—环长株潭。③影响因素方面，金融发展、对外开放、人口集聚与经济发展水平对本地城市更新具有正向影响。而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水平对邻地城市更新产生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为制定差异化城市更新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证支撑。
过渡型社区作为中国快速城镇化的阶段性产物，不仅是推动安置居民身份转变与社会融入的基础媒介，更是缓解城乡发展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本文从“制度—生活”视角出发，以江苏泰州市姜堰新区为例，系统展现过渡型社区内正式制度与居民实践的动态发展轨迹与特征，并进一步剖析其转型机制与规律。研究发现：①制度安排是过渡型社区转型的外源驱动，制度以规制化的安置空间改变失地农民的居住环境，并通过制度供给、制度转型、制度调适，推动社区环境从物质空间过渡逐渐转向社会空间融入。②生活实践是过渡型社区转型的内生动能，生活主体的实践经历了从非正式到参与式的特征转变，将社区空间秩序从离散割裂重构为协作共治。③“制度—生活”的交互形塑作用推动过渡型社区的螺旋演进，制度对生活实践进行系统性和顺应性调整，同时生活对制度安排进行创造性拓展和内化吸收，共同构成过渡型社区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流域的基本属性与旅游目的地发展趋势存在较高适配性，因此提出流域思维，对于旅游目的地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从流域的概念内涵出发，提炼出流域思维，结合其核心观点构建旅游目的地认识结构，并形成流域思维下旅游目的地认识路径。结果表明：①流域思维是以核心要素统领观、时空融合观、复合生态系统观为核心观点的思维方式。②流域思维下旅游目的地以主题为核心，以时间空间双维度为视角，呈现出系列化组织结构、整体性与延展性并存的空间结构以及复合生态系统结构。③流域思维下旅游目的地认识路径由主题综合利用、时空尺度融合、系统生态调控三部分形成。本文创新性地提出流域思维，以期为旅游目的地认识提供新思路、新视角，促进旅游目的地研究与实践的转型升级与更新换代。
深入探究旅游高质量发展对生态韧性提升的作用机制与传导路径，是推动旅游业绿色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课题。本文基于2006—2023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厘清旅游高质量发展与生态韧性的时空演化特征，并揭示旅游高质量发展对生态韧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各省份旅游高质量发展和生态韧性指数均呈逐年上升趋势，表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②旅游高质量发展对生态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空间溢出效应高于直接效应。③旅游高质量发展通过市场化水平和科技创新显著增强了生态韧性，且具备城镇化水平和旅游产业结构的双重门槛效应。研究结果可为借助旅游高质量发展提高生态韧性水平、促进旅游产业绿色转型提供参考。
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和指数随机图模型对2016—2021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国知识合作网络结构及影响机制进行研究。结果发现：①沿线国家知识合作网络强度和规模不断提升，呈现“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并分化为中亚—东欧社团和东南亚—西亚社团。②制度环境上，政府效能、法治水平和发言权与问责权好的国家知识合作更活跃，政治稳定性具有抑制作用，经济自由度和财产保护具有正向作用。文化环境上，放纵度、男性度和不确定性规避程度高的国家更倾向合作，高权力距离会抑制合作。③制度邻近性方面，制度结构相似的国家更可能开展合作。④文化邻近性方面，共同语言，尤其是官方语言更能促进合作。宗教强关系和弱关系均发挥积极作用，但后者的影响更显著。
文章构建了三重地方的研究框架以对鹤鸣茶社进行解析，并对地方与无地方之间的张力展开辨析，结论如下：宏观政治经济的制度转型促使着微观鹤鸣茶社的转型，并赋予其特有的时代意义。鹤鸣茶社中地方与无地方的拉扯不只表现在物质层面，而更多是对非物质（社会秩序与地方芭蕾）的影响。无地方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在面临地方意义被解构的危机时，地方本身具有韧性。最后，文章将三重地方抽象为地方运动轴以强调地方特殊的时间性与运动性，并从意义层面、现象层面、态度层面，辨析了地方与无地方的三层含义，认为如今地方与无地方的对抗性式弱，二者既对立又可相互转化。
自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伊斯坦布尔经历了由帝国中心向现代都市的转型。在快速城市化与经济全球化双重驱动下，伊斯坦布尔在多个维度出现城市病，集中表现为交通拥堵常态化、非正规住房无序扩张、生态环境污染加剧以及社会阶层显著分化。伊斯坦布尔城市病的成因具有特殊性：一是受制于跨洲双城的空间布局约束，二是移居人口带来的资源承载压力，三是经济功能过度集聚导致的发展失衡，四是海峡沿岸地理环境的天然脆弱性，五是多族群文化差异衍生的社会矛盾。多重因素交织作用导致城市系统性压力加剧，削弱了伊斯坦布尔的宜居性与可持续发展潜能。伊斯坦布尔在应对“城市病”的过程中，构建涵盖交通、环境、住房与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治理体系，通过跨海交通网络建设、工业外迁与港口排放管控、棚户区合法化与公共服务延伸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压力，但未能完全根除城市深层的结构性矛盾。伊斯坦布尔仍需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探索长效的治理路径，从根源上纾解城市发展的病症。
随着人本主义规划的不断精细化与人地关系的日益复杂化，传统社区忽略居民的多元需求所引发的公平问题慢慢显现，同时社会科学领域对于个体需求与感知的关注也持续升温。由于个体感知和需求会强烈影响出行行为和活动参与，而仅基于空间数据的客观可达性往往无法提供完整的信息，因此，西方学者逐渐将研究焦点转向感知可达性。目前，感知可达性凭借其独特优势，已成为可达性研究的重要补充。然而，与西方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相比，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仍相对滞后。因而本文在整体把握西方研究进展的基础上，系统述评了感知可达性的研究源起、核心内涵和测度方法，而后通过梳理感知可达性在出行方式、人口群体、空间区位和新兴技术四个关键维度的研究内容，提出了未来深入研究感知可达性的方向和框架。最后，结合当前国内研究的空白，总结了西方感知可达性对我国可达性研究的启示，以期为相关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提供依据和支撑。
健康老龄化是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支点，研究流动性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对于促进其健康福祉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流动性—社会排斥—幸福感”的理论框架，文章使用中国十个大城市1109名老年人的问卷数据，分析了不同目的出行频率对实现主义幸福感和享乐主义幸福感的影响以及社会排斥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维护出行频率与幸福感存在直接的负向关联，而休闲出行频率与幸福感存在直接的正向关联。社会排斥具有重要的中介效应，维护出行频率通过增加社会排斥降低了幸福感，而休闲出行频率通过减少社会排斥提升了幸福感。休闲出行频率对心盛和积极情绪的影响均大于维护出行频率，而维护出行频率对消极情绪更加重要。研究强调了流动性类型的差异化作用，揭示了社会排斥的关键机制，并为在中国背景下优化老年人的流动性和提升其幸福感提供了政策启示。
传统地理学在幸福感研究中长期关注空间异质性特征及其地理环境作用机制，但基于静态邻里效应的研究范式存在显著局限性，特别是忽视了个体空间移动性对地理环境暴露的动态影响。本文首先系统梳理了幸福感的概念和测度方法，从学科发展史视角阐释了地理学介入幸福感研究的理论渊源，系统梳理了地理学的幸福感研究重点。其次，基于哲学与方法论革新，提出地理学幸福感研究的时空行为范式转向路径：从静态区位分析转向动态行为追踪，从环境决定论转向人地互动论，从截面研究转向过程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时—空—人耦合的幸福感地理学研究框架，并从理论构建、机制挖掘、场景应用三个维度展望未来研究方向，为构建可感知、可量化的幸福城市评估体系提供理论支撑，以期为幸福城市政策制定和精细化城市治理提供参考。
随着自驾游日益成为重要旅游方式，汽车作为核心载体深度嵌入旅游系统，但其在旅游网络建构中的能动性尚未被充分揭示。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结合四次长途自驾调研的实证资料，探究汽车在自驾旅游中的物质性及对关系网络的塑造作用。研究发现：汽车通过“流动的栖居之所”重构空间意义，在封闭性与流动性的矛盾中维系游客的安全感与归属感，同时受基础设施与技术系统制约；作为“任务景观塑造者”，其“流动—停泊”节律重塑旅游时间逻辑，推动“景点泛化”并联结游客与社区形成动态消费网络；通过“领地化机制”与“流动能力差异”调节多元关系，构建隐性权力领地并加剧关系不平等。研究揭示自驾旅游是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动态交织的异质性网络，为理解自驾旅游现实矛盾及推动可持续转型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