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刺激—机体—反应”理论建立民宿选择意向的概念模型，综合运用结构方程建模技术，分析居家氛围、游客认知反应、情感反应与民宿选择意向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共享经济平台信息源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民宿居家环境和主客互动提升了游客认知反应和情感反应，居家功能提升了认知反应，而情感反应促进了民宿游客的选择意向。游客认知反应和情感反应是影响民宿选择意向的重要中介。平台评级可以正向调节认知反应与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考察民宿特性和在线信息对游客选择意向的影响，为消费者行为意向研究提供新的解释视角，拓展了旅游决策理论和信号理论。

符号学视角下乡村旅游吸引物具有二元结构，其建构过程是由能指和所指的转变推进而成。本研究借鉴符号学双层表意系统和符号吸引理论，融合实地调研数据和网络文本数据，以婺源县篁岭晒秋为研究对象，探究乡村农俗建构为旅游吸引物过程中的特征及价值转变，以此总结乡村旅游吸引物的建构路径及特征。研究表明：①乡村旅游吸引物建构初期对乡村事物物质载体（能指）的打造升级，不可避免的导致乡村事物农事价值（农俗所指）的降低。②为了扩大乡村旅游吸引物的影响力，旅游对其不断赋予新价值（旅游吸引物所指）。③随着乡村旅游吸引物农事价值降低和旅游价值不断赋予，决定乡村旅游吸引物发展的不再是乡村事物的原真性，而是旅游开发对乡村事物物质载体的改造升级，以及旅游价值的不断创造与赋予。希望本研究可为乡村旅游和乡村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经验和有益的借鉴，丰富旅游地理学有关旅游资源和旅游吸引物的研究内涵。

生计始终与农村发展和农村研究紧密相连，生计研究对助力农村家庭脱贫减贫、审视农业动态过程以及解决农村发展问题起着关键作用。面对聚焦地方性空间的可持续生计方法与流动性的网络社会之间日益紧张的矛盾关系，著名的生计研究学者Scoones提出要将尺度作为生计方法的核心要素。生计的尺度视角实质上强调以网络关系、流动性、连接为表征的跨地方性空间的重要性，这必然要求生计研究摆脱地方性空间的限制，从跨地方性视角解读生计已成为当前生计研究的焦点内容和发展方向。跨地方生计已被广泛应用于解释农村发展、移民、恢复力、气候变化等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本文通过对跨地方生计的源起、内涵、关键要素以及研究议题进行系统化理论梳理，在此基础上构建跨地方生计研究体系，对于推动生计研究范式以及践行乡村振兴战略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当今社会，理解空间权力工具性的运作机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引入社会表征与话语权力理论，对列斐伏尔提出的社会空间思想展开理论追溯与关系重构。研究发现，“空间的表征”在社会心理层面上构成了关于空间的社会表征，在实践层面则外化为空间话语作用于人心，发挥权力作用。各个时代的权力主体基于现实需求建构空间及其相关的认知、观念、知识、政策制度与语言符号等空间话语，借助其规约空间的实践，形成各自的社会空间。权力与空间也因此结合在一起，共同主导空间的生产。现代空间治理得以实现的逻辑在于：社会空间中存在着宏观政治和资本权力建构空间及其话语，并借助其实现对个体与社会实践行为的调控，重构社会空间的权力运作机制。

行政区划调整不仅重构了空间组织结构，还深刻变革了社会文化关系，重塑了居民的地方感。基于济南莱芜行政区划调整背景，运用扎根理论剖析了莱芜地区居民对济南市地方感的多维结构、建构过程和机理。研究发现：①区划调整背景下的地方感可分为获得感、幸福感、认同感三维度，其建构是政府、企业、居民等多元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②获得感建构受到居民对自主权限、未来前景、生活便利性感知等的影响；幸福感建构受到生活满意度、情绪体验及临近人群获得比较的影响；认同感建构受到场景塑造、文化普惠、等高对接措施等的影响；地理环境、合并时长会对整体地方感的建构造成影响。③地方感具有群体异质性，在男性、高学历和中青年群体中较低。

乡村旅游地返乡从业者作为乡村旅游的重要参与者，其返乡决策及返乡后的生活状态对乡村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对乡村旅游地21位返乡从业者进行深度访谈，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利用质性分析软件 Nvivo12 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建构乡村旅游地返乡从业者幸福感形成机制的理论模型。结果表示：理性特质、感性特质、差异感知、环境感知、个体感知、多元互动、价值肯定、行为承诺以三阶段、多层级的方式构成机制模型，生成返乡从业者的主观幸福感。研究从返乡前、返乡后不同阶段出发，阐释返乡人员幸福感在准备、强化和形成不同阶段的综合生成机制。研究结果对理解返乡从业者的心理和生活状态具有理论意义，对乡村振兴工作中的人力资本管理实践具有参考作用。

消费结构升级是居民消费从以生存型产品为主到以发展享乐型产品为主的转变过程。本文基于需求侧视角探究了消费结构升级对区域经济复杂度的影响，利用2000—2020年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采取了ECI+、价格相对指数等研究方法。研究获得了以下发现：①消费结构升级能够显著提升区域经济复杂度；②消费结构升级对区域经济复杂度的正向影响通过三种机制实现，分别是创新驱动机制、市场竞争机制以及产品动态机制；③消费结构升级对区域经济复杂度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市场化程度越高、市场分割程度越低的地区消费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越大。本研究将需求侧视角引入经济复杂度的研究之中，并回应了当前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关切，有利于完善相关文献成果并为经济建设提供参考。

数字技术要素空间流动主导数字技术双重网络的形成及演化，推动城市构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以赋能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实现。文章使用 K-Means 聚类和决策树 CART 算法探析不同城市文旅融合高水平发展的双重网络嵌入策略，以此响应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的空间特色实践。研究结果表明：① 数字技术双重网络具备“外围—中间—核心”三层拓扑结构，我国城市由此被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浅层嵌入型、稳定嵌入型与深度嵌入型；② 浅层、稳定和深度嵌入型城市分别具备技术知识重组机会、技术合作连通度和技术合作支配度比较优势；③ 不同类型城市文旅融合高水平发展路径呈现殊途同归的作用效果，适宜分别遵循“颠覆创新”、“全面扩张”和“动态调控”策略。

作为西方人文地理学一种理解自然与社会交互关系的理论动向，自然的社会建构认为自然本质上是社会的自然，并从自然的话语建构和自然的物质实践两方面讨论自然是否以及如何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该理论被引介到国内后主要形成了自然的社会建构过程、自然的社会建构与空间/地方、自然的社会建构伦理等主题，总体上仍处于理论本土化探索期。为进一步将相关研究引向深入，服务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践，文章提出了国内未来的深化研究方向：关注中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新型社会自然关系的构建、关切社会—生态转型与环境正义问题、服务基于文化的自然保护实践、探索多样化的自然社会化情境、深化“人—自然—地方”研究。

城市旅游景区消费场景已由封闭式景区转向为无边界旅游空间，从舒适性视角解析游客在城市旅游景区新消费场景下的消费差异机理。文章提出城市旅游景区消费场景构建方法，以苏州乐园森林世界景区为例，解析城市旅游景区舒适性对景区内和街区消费差异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①消费升级背景下城市旅游景区消费场景转变为景区及其邻近街区，旅游消费仍然低迷，景区与街区舒适性的融合共生发展是促进城市旅游景区消费的关键驱动力。②景区内舒适性是城市旅游景区消费的持续推动力，其舒适性具有消费溢出效应，能够直接或通过景区沉浸体验显著提升景区内和街区消费水平。③街区舒适性是城市旅游景区消费的稳定支撑力，高舒适性水平街区能够稳定承接和转化景区溢出消费需求。文章对城市旅游景区消费场景进行解构，推动以景区为中心的商圈舒适性升级，对宜居城市建设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形成高效合理的设施空间配置格局是社区生活圈建设的基础要求。基于生活圈基础保障设施建设现状，根据“优化设施筛选—新增设施数量—新增设施布局”思路，构建高效配置要求下的基础保障类设施优化方案：①通过分析居民步行 15 min范围内基础保障类设施的分布情况及建设规划，筛选出有优化需求的设施。②使用 Kmeans 聚类方法识别新增设施带来收益增长变缓的临界点，得到最佳新增设施数量。③结合核密度分析和区位配置模型，制定设施空间优化配置的具体方案。本文以乌鲁木齐市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保证设施空间均衡布局和基本服务人口规模的前提下，综合考虑低成本、高效益的配置目标，针对养老院、公园广场和消防站 3 种基础保障设施，优化配置方案使设施覆盖率平均提升24.68%。

以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贵州省为例，综合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修正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面板模型，剖析数字普惠金融与旅游产业效率的交互影响关系、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及驱动机理。研究表明：①数字普惠金融与旅游产业效率存在长期的互动响应关系，旅游产业效率对数字普惠金融作用过程具有首期无效和后期持久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旅游产业效率的影响呈现即时性与持续性。②数字普惠金融与旅游产业效率耦合协调阶段经历了“失调→过渡→协调”不断提升的优化过程。③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总体呈“以贵阳市为中心，向四周等级递减”分布特征。④经济发达度、交通可达性、政策环境对数字普惠金融与旅游产业效率耦合协调度提升发挥了关键作用。

城市空间质量的提升往往影响城市的高质量发展，进而影响城乡均衡以及城乡共同富裕的实现。文章试图构建系统的城市空间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城市的空间质量进行评估，进而采用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模型、非线性回归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SDM）对2005—2020年间中国285个地级城市的城市空间质量与城乡共同富裕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我国城市空间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这种上升趋势呈现出时空异质性。②城市空间质量提升可显著促进城乡共同富裕，但由于二者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这种促进作用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实现的。③城市不同的空间类型对城乡共同富裕的影响不尽相同。④城市空间质量提升通过加快市场一体化与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影响城乡共同富裕。

随着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不确定性骤增以及多重危机叠加，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作用主体、过程机制均呈现多尺度关联性，导致演化韧性视角面临解释力瓶颈，新一轮研究视角转向呼之欲出。结合文献计量分析和内容再思考得出以下发现：①区域经济韧性文献数量增长日益加速，尤其自2020年新冠疫情后蓬勃发展，形成了以欧洲地区为核心的作者群及合作网络；②主流研究仍遵循演化韧性范式，侧重关注影响韧性特征、过程和机制的区域内生结构及能动性要素；③新近研究争论，演化韧性范式难以充分解释当前全球经济联系剧烈变化下的区域经济韧性问题，关系视角研究开始起步，全球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韧性等新概念新方法被纳入研究框架。最后，聚焦从演化到关系的研究视角转向，展望未来研究方向：关系韧性下区域经济韧性的理论基础与概念化；关系视角下区域经济韧性的分析框架；关系视角下中国区域经济韧性研究启示与议题。

文章运用马尔科夫链、面板数据回归等方法探究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的时空演变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新疆乡村经济韧性在研究期内呈现逐渐上升趋势，并表现出“北疆＞南疆”的空间特征。同时，随着脱贫攻坚等政策的深入实施，新疆多数贫困县的乡村经济韧性逐步上升至中等水平及以上。②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短期内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俱乐部趋同趋势，但其向上跃迁是一个长期过程。空间效应对新疆乡村经济韧性具有重要影响。其中，空间滞后类型的等级越高，其发生上移的概率越大，但主要向相邻类型移动。③ 经济基础、财政自给率与旅游发展水平促进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的提升；而工业发展水平、产业集中度起到阻碍作用。

本文通过构建“人口—社会—经济—空间—生态”指标体系，刻画 2003—2020年中国城乡融合时序演变过程，揭示其空间分异机理。研究发现：①我国总体及四大区域城乡融合水平均呈上升态势，区域间空间分异明显；②城乡融合空间分异主要受区域间差异的影响，东部与西部区域间差异最大。③社会、空间和人口融合差异是城乡融合空间分异的主要结构来源。由东向西来看：空间和人口融合差异先升后降，社会融合差异下降，经济及生态融合差异上升；④城乡融合空间分异增强因素：我国总体受社会保障和空间建设差异影响、东部受空间交流和生态治理差异影响、东北部受社会保障和空间交流差异影响、中部受人口状况和经济基础差异影响、西部受人口状况和空间建设差异影响。

基于企业跨国股权投资数据，综合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Dagum空间基尼系数、马尔科夫链分析、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等方法，探讨2003—2022年长三角全球城际投资水平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长三角全球城际投资水平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表征为以上海为核心、以沪合—沪杭—杭甬发展廊道为支撑的核心—外围结构；相对差异有所缩小，区域间差异是导致相对差异的主要来源。各城市具有维持原有水平类型的稳定性，实现跨越式转移的概率较小，且存在明显的俱乐部趋同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全球化、市场化和地方化因素共同驱动着长三角全球城际投资水平的时空演化，且全球城际投资水平不仅受到本市各因素的直接影响，还受到周边城市的间接影响。

客栈作为移动系统的停泊点，是当前复杂多变的流动过程和空间关系研究的重要对象。本文在流动性和地方性互动视角下，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从旅游经营者角度出发，对川藏线旅游交通停泊点—新都桥镇客栈的空间建构过程及意义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新都桥客栈空间既扎根于物理环境、经营环境、文化环境、社交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建构，也着力于物质流动、社会关系流动和情感流动等流动性建构。经营者灵活地使用了在地化与流动性策略，将客栈表征为具有丰富主体意义的空间，即拼装的物质空间、开放的社会空间和疗愈的情感空间。研究丰富了微观尺度下客栈空间的主体性研究，也进一步探索了新流动范式下移动与停泊的辩证关系。

资本主体与乡村良性互动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本文引入“嵌入理论”并构建分析框架，结合武汉近郊典型资源一般乡村案例，探讨资本主体嵌入乡村的特征及机制。研究发现：①整合资源，推动空间、经济和社会良性重构，是资源一般村振兴的必由之路。②资本主体表现出与村庄权威、村民的两类互动，前者主要为认知理念嵌入、政治嵌入和结构嵌入，后者为基于认知的关系嵌入和文化嵌入。③企业嵌入程度存在差异，本土型和回归型企业嵌入度高，外来型企业关系嵌入和文化嵌入尤显不足。④乡村精英实现核心政治嵌入和认知嵌入，牢握发展话语权，保证资本主体多维嵌入，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条件。因此，亟需探索高效利民的嵌入模式，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以南京市大型保障性住区展开实证分析，立足于“家庭分工”视角，“多情境”地探讨住区不同群体的通勤出行路径，比较和阐释其制约类型及其时空响应模式，并进一步通过模型验证通勤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大型保障性住区居民通勤出行路径在时间、空间和家庭分工三要素交互作用下，三组通勤群体从 36 种通勤情境中筛选出 21 种路径， 这些出行路径的形成过程受到不同程度制约。②不同家庭分工模式下，其通勤出行空间与家庭分工出行参与率存在不同的关联性，主要体现在代际分工和其他分工模式下，随着出行空间类型变化时，其通勤出行参与率的活跃状态差异均较大，但随着出行频率变化，其家庭分工出行参与率的差异并不明显。③从通勤出行选择的影响因素来看，建成环境的影响以直接效应为主，而家庭属性的作用则以深层的间接影响为主，这表明家庭分工的中介效应明显，如家庭规模和构成越复杂、就业人数越多，就越容易触发家庭的代际分工模式。

族裔经济空间已然成为跨国移民与当地协商的重要场域，是推动移民研究文化转向的重要素材。以苏州淮海街为例，探讨中国语境下跨国族裔经济空间的在地化变迁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淮海街是在日本企业全球重组背景下，依托日本移民的聚居行为和族裔饮食需求，以“中国本地经营者/雇员+日本移民消费者”模式自发形成的族裔经济空间。作为非正式的跨国移民公共服务资源，它有助于移民的地方适应、族裔身份认同、情感交流和维系族裔关系网络。发展后期受日企的东南亚转移及日本移民人口减少的影响，当地政府、开发商、当地居民和游客等地方性力量逐步取代日本移民占据主导地位，促使淮海街从原来的为日本移民提供族裔式产品和服务的族裔经济空间，转型为面向多元群体、具有消费主义和符号意义的文化经济空间。跨国族裔经济空间的在地化带来了城市空间转型及族裔关系的变化，也给当地城市的国际化发展和移民治理带来了新挑战。

积极引导和促进乡村旅游地居民主动实施主—客价值共创行为，是践行共享发展理念、推动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话题。本文以山东省泰山风景名胜区周边5处旅游村镇为例，基于560份有效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分析了乡村旅游地居民社区参与对主—客价值共创的影响，考察社会资本在社区参与和主客价值共创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以及主客互动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社区参与正向影响主—客价值共创行为和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在社区参与和主—客价值共创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主客互动能够促进社区参与对社会资本的正向影响关系。研究证实了乡村旅游地社区参与对主—客价值共创的重要作用，揭示了社会资本在乡村旅游价值共创中的显著作用，对构建乡村旅游地和谐的主客关系具有一定的管理启示。

高山滑雪作为体育和旅游活动受到学者关注，探究滑雪旅游者运动成瘾的形成机制对体育旅游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滑雪成瘾模型，对319份高山滑雪样本进行分析，探讨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滑雪旅游动机对涉入度、心流体验和自我效能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②自我效能感对涉入度有显著正向影响。③涉入度对心流体验和滑雪成瘾有显著正向影响，心流体验对滑雪成瘾有显著正向影响。④涉入度和心流体验都在滑雪旅游动机和滑雪成瘾之间起中介作用，涉入度在自我效能感和滑雪成瘾之间起中介作用，自我效能感、涉入度和心流体验在滑雪旅游动机对滑雪成瘾的间接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该文对探究滑雪成瘾复杂机理具有理论价值，也为改善滑雪旅游者体验提供参考。

社交媒体快速发展背景下，游客的在线分享对目的地的影响日益显著。然而，现有研究对游客在线分享行为意向影响机制的探索仍显薄弱。本文基于期望差异理论与情绪认知评价理论，探究了游客感知负向差异对在线分享行为意向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当游客产生负向差异时，通常会引发消极情绪，出于自我表达和利他主义的考虑，产生了在线分享行为；感知负向差异不仅能对在线分享行为产生直接影响，亦可通过多重中介路径产生间接影响。旅游经验在感知负向差异与消极情绪之间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本文拓展了期望差异对游客负面情绪及后续行为的影响路径，揭示了游客在线分享行为意向的作用机制，为旅游目的地的营销管理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实践启示。

综合性是地理学的性质之一，因此地理学内部分支之间的彼此嵌套十分重要。但是关于文化地理学如何嵌入人文地理学体系的逻辑（简称“嵌入逻辑”），以及该分支与其他人文地理学分支互嵌的研究并不充分。本文采用文献方法，梳理出四个嵌入逻辑框架：派普尔的“世界假说”、索尔的文化景观、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地方、苏贾的三元空间辩证法。而后尝试用一个案例整合上述四个“嵌入逻辑”框架。主要结论：第一，四个“嵌入逻辑”框架虽各有侧重，但可以整合在一起。第二，文化地理学正是立足于地方感和空间理念的意识力量，才能自身嵌入到人文地理学的体系中。

数据中心是数字经济的基础底座，探析我国数据中心空间布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对促进绿色、集约、均衡、互联的全国一体化数据中心体系建设，支撑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6—2022年中国数据中心数据，采用最邻近指数、不均衡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探究数据中心空间布局演化特征，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进一步探究数据中心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数据中心空间布局的层级效应显著，从初始的“东部＞中部＞西部”梯度格局演变为“东部＞西部＞中部”的新格局，且正逐步向绿色、集约、均衡、互联的全国一体化数据中心体系推进；②数据中心集聚特征及区域非均衡特征明显，呈“东密西疏”且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核心的集聚分布格局；③数据中心空间布局受到成本控制、政策环境和市场需求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东部地区呈现“市场需求—成本控制”的驱动模式，中部地区呈“成本控制—市场需求”驱动模式，西部地区呈“政策环境—成本控制”驱动模式。

饮食是构建多元认同的重要媒介。族群依靠传统饮食重拾其历史记忆并维系、强化族群认同。传统的集体饮食活动在现代社会发生演变，然而，其对个体与族群的文化认同建构与传承，尤其是对以“家”与家族为核心的空间再生产的影响过程和作用机理，尚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本文以客家婚宴为例，基于社会实践理论，运用参与式观察、小组访谈、深度访谈方法，对饮食生产和消费实践及其在“家”文化传承中的角色进行诠释。研究发现：第一，传统婚宴的生产和消费实践集中展演家文化、家空间与家族主义，两者共同推动客家集体情感与核心文化价值的表达。第二，客家婚宴作为可持续实践，其演化过程展示“家”理念传承以及家族空间和生活秩序的现代性适应、变迁和传承。在此过程，饮食的具身体验（视听味）、客家人的社会网络、对下一代的文化教育是关键。

旅游空间不仅是旅游地理学的基础问题，也是旅游地理学、旅游社会学、旅游经济学等诸多旅游分支学科的研究交汇点。国内诸多研究均冠以“旅游空间”之名，但对何为旅游空间及其有何特质性等基本问题的回应却语焉不详。文章梳理旅游空间研究相关成果，兼顾不同学科视角对空间研究的差异。研究认为：旅游空间是以旅游者和旅游吸引物为核心，旅游主客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衍生空间，其实质是附着了旅游意义的场所；旅游系统不同维度与空间系统不同层次的耦合，形成旅游空间系统的互动结构，并催生出旅游空间的流动性、模糊性、关联性、复合性和符号性特征。相关探讨有助于深化旅游地理学基础理论研究，并为旅游空间的跨学科分析提供对话平台。

提升农村流动女性的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对健康城市建设至关重要。本文基于其心理健康和社会支持现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探讨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农村流动女性心理健康水平存在显著群体差异，非正式社会网络是其主要支持来源。亲属、朋友和邻里的情感支持显著促进心理健康，而朋友和邻里的信息支持以及政府、社区或社会组织的情感和工具支持抑制心理健康。此外，亲属的社交陪伴支持对心理健康起正向中介作用，朋友和邻里的信息、工具及社交陪伴支持呈负向中介效应，正式组织的工具和社交陪伴支持则发挥微弱的正向中介作用。建议关注农村流动女性心理健康问题，拓宽其社会支持网络，强化制度性支持。

基于专利申请数据，以南京市为例，在识别城市创新空间的基础上，逐一构建南京市创新空间的创新网络，并据此划分创新空间类型，总结其演化特征、剖析其差异机制。结果发现：①城市创新空间创新联系的尺度构成存在差异；其中，中小企业主导的创新网络更倾向与本地创新主体形成关联网络簇群，大型企业、高校院所主导的创新网络则表现出更为明显的超域特征。②可以将城市创新空间的网络组织类型划分为核心主体离散型、核心主体组合型、多主体离散型和多主体组合型，4种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动态演进的阶段性。③创新主体属性是造成城市创新空间网络类型特征差异的重要原因，可以用多维邻近性来解释不同属性创新主体的差别化结网规律。

基于生命历程视角，通过对北京、武汉二市青年人才的深度访谈，并借助NVivo，使用开放式编码、主轴分析等方法，多维度、动态性地展现青年人才空间选择的全过程，深度挖掘其空间选择的动因及机制。研究发现：①青年人才空间选择行为存在明显的分阶段特征，初次选择时向上流动趋势显著，而再次选择时呈现多样化趋势。②生命历程视角下，青年人才流动本质是多因素影响下的复杂博弈，其在不同阶段主导影响因素差异显著。初次流动阶段，升学为首要考量因素，高等级城市是青年人才的首选。再次流动中的初入社会阶段，青年人才则受职业生涯和社会网络影响选择留在就读地或到靠近家乡的大城市。成家立业阶段，职业发展和生活质量追求的分异，导致青年人才空间选择呈现两极分化趋势。追求职业高峰的青年人才受职业生涯影响选择留在高等级城市，而追求生活品质的青年人才则因居住条件、居留政策、婚姻与家庭等其他因素选择降级流动。本研究以生命历程为视角弥补了现有研究过于强调城市因素影响的局限性，为不同城市制定人才引进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对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以及“人才强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将情感能量引入主客关系研究，基于实验法和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并检验了地方社会联系、主客共情与情感团结的结构性关系，探究了游客对居民情感团结的形成路径和边界条件。研究发现：①2个实验证明了游客地方社会联系显著正向影响其对居民的情感团结，且主客共情在两者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②对杭州游客的问卷调查进一步检验了理论模型的稳健性，验证了情感团结形成的三层级路径（初始→强化→高阶），情感能量驱动的情感升级链路成立；③情感团结的形成路径存在边界条件，游客的依恋风格会调节地方社会联系对主客共情和情感团结的形成路径。

通过对内蒙古达茂旗的田野调查，研究草场产权制度改革前后，在游牧环境变迁中北方牧区牧民如何从情感、观念、心理及生产生活体验建构和重构着地方感。研究发现：①在游牧实践中牧民建构了有序的游牧空间和稳固的共生式社会关系，其情感归属源于集体生活中他者对我者的身份认同和安全感。②草场产权私有化使得牧民在适应新的围栏定牧生活中应接不暇。失落焦虑的情绪、消失的群体归属感及淡化的身份认同不断写进牧民的日常，牧民的原初地方感逐渐消逝。③在失去了游牧实践的现代化语境中，“游牧”成为一种文化象征被封存在牧民的记忆和传统仪式中。牧民通过“追忆”和“媒介”描绘和演绎着想象中的地方感。

本文基于 2012—2021 年中国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依次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文旅产业融合效率综合评估体系，继而厘清二者时空演化特征，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揭示数字经济赋能文旅产业融合效率的空间效应与传导机制。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稳健提升态势，呈“东南高、西北低、中部均衡”的空间分布格局。②文旅产业融合效率整体呈“倒 S”型时序变化态势，呈“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区域差距在研究期间趋向敛缩。③空间杜宾模型显示，数字经济赋能文旅产业融合效率的空间溢出的本地效应呈“倒U”型，邻地效应呈“U”型的非线性关系；空间中介效应模型表明，数字经济赋能文旅产业融合效率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和创新能力提升两条路径实现。

在厘清传统村落文化景观韧性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基于动态过程视角从缓冲能力、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三个维度构建韧性分析框架，以苏州市陆巷古村为例，运用适应性循环模型解析旅游驱动下传统村落文化景观韧性演化过程，并借助扎根理论揭示其演化机理。结果表明：①自1998年旅游发展至今，陆巷古村文化景观系统的适应性循环历经开发、维持、释放、更新四个阶段，分别对应旅游探索起步期、蓬勃发展期、停滞衰退期和重构再兴期。②传统村落文化景观韧性演化具有阶段性和波动性，但韧性能力整体上呈现出螺旋式上升态势，并实现了核心驱动力量从缓冲能力到转型能力的进阶。③文化景观韧性演化机理可概括为：多样化资源是文化景观韧性形成的力量源泉，多主体共治是文化景观韧性建构的组织基础，多层级响应是文化景观韧性生长的内在环节，多手段融合是文化景观韧性突破的创新路径。

以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个超大城市为例，基于新浪微博打卡数据、POI地理空间数据及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利用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网络热度对城市饮品消费空间的影响。结果表明：①网络热度和城市品牌饮品消费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集聚效应和趋同性，这表明城市虚实资源要素的发展在数字化时代依然存在空间不均衡性，且二者紧密相关。②网络热度对品牌饮品店空间布局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类型和区域差异。③网络热度一定程度降低了品牌饮品店对实体空间要素的依赖。深入揭示网络热度对城市饮品消费空间结构的影响，有助于城市消费空间的优化与重塑，为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县域作为连接农村与城市的纽带，是城乡融合发展研究的重要切入点。本文以福建省县域为研究单元，构建城乡人口、经济、社会、生态和空间多维评价指标体系，测度 2011—2020年福建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并借助 LISA 时空路径、LISA 时空跃迁和分位数回归等方法探索其时空耦合关系及跃迁机制。结果表明：①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呈现“高值区—闽西团簇，闽东松散；低值区—闽南、闽北聚集”的分异特征，空间集聚性呈弱化趋势。②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较为稳定，空间依赖效应较弱，空间整合性较强，时空跃迁类型变化呈现“路径锁定”特征，“马太效应”较为明显。③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要素驱动模式分别为“经济—教育—政府”低分位驱动、“产业—收入”低分位制约、“产业—劳动力”高分位驱动和“政府—收入”高分位制约。本文丰富了县域尺度的城乡融合研究，对中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中国旅游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中国旅游经济的发展质量，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信息化以及信息化中介下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对中国旅游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中国旅游经济发展质量在研究期内呈现不断提升的态势，但空间不平衡性趋于强化；②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对中国旅游经济发展质量及信息化水平均有正向促进作用，信息化对旅游经济发展质量有正向促进作用；③资本劳动投入比对东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质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景区禀赋仅对中部地区有显著影响。

日常休闲活动是有效改善老年人健康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合肥市为例，基于日常休闲活动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究日常休闲活动在社区建成环境与老年人健康的中介作用及日常休闲活动、感知建成环境在客观建成环境与老年人健康之间的链式中介。结果表明：①合肥市老年人对自评健康状况有较高满意度，慢性病患病情况与自评身体健康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BMI 与患慢性病情况存在正向关联。②客观建成环境、感知建成环境以及日常休闲活动对老年人健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感知建成环境贡献率更大。③客观建成环境、感知建成环境以日常休闲活动为中介，影响老年人健康；客观建成环境先影响感知建成环境，进而通过日常休闲活动影响老年人健康。

宠物一直在人类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情感抚慰的角色，但宠物主携宠进行公共休闲活动仍然存在诸多限制。为了探讨宠物主在携宠休闲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措施，本文以宠物主为研究对象，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构建了以休闲动机、休闲制约、协商策略为主要条件的宠物主携宠休闲行为的复杂模型。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宠物主的高频次公共休闲参与具有复杂性，需要考虑前因条件的交互作用；②低宠物制约与高宠物依恋是形成高频次携宠休闲参与的重要条件。而认知提升、人际协调与收支计算三个协商策略对形成高频次携宠休闲参与具有差异化的效果；③协商策略能够交互作用于休闲制约，以减轻休闲制约对于携宠休闲参与的限制作用；④低学历的女性宠物主以及年长的高收入宠物主是携带宠物参加公共休闲活动的主要群体。本研究为预测和提升宠物主携带宠物参加公共休闲活动的管理实践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