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乡村建设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是构建生态文明、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载体。渔村作为乡村的一种类型，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生态资源，近年来吸引大量学者研究。现阶段美丽渔村建设研究主要集中在渔村资源评价、渔村公共服务、渔村转型发展与重构以及新渔村规划与建设四方面，相关研究整体上还处于碎片化、零散化的初级阶段。有鉴于此，本文从美丽渔村建设的内涵与目标出发，对美丽渔村建设的地理学框架和研究方法体系进行初步梳理和构建，最后提出美丽渔村建设的研究新方向：渔村资源系统整合与渔村规划、渔村聚居景观与地域文化传承、渔民生计与渔村转型发展、渔村人居环境建设与治理，以期能对美丽渔村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场域共振和尺度跃迁构成了县域文化品牌得以成功的双重逻辑。以 R 县“村超”赛事为例，在场域共振维度，文化场域一方面型塑了公众自组织行为，另一方面为地方政府选择品牌载体提供了思路。科层场域在议程吸纳的基础上对社会场域进行了行政赋能。经济场域中的市场力量激励了文化品牌的合作生产，同时也为文化品牌建设提供了组织保障。在尺度跃迁维度，“村超”赛事先后经历了由乡村尺度、地方尺度、国家尺度再到全球尺度三次跃迁。分别聚焦于地方层面的信息整合和品牌设计、中央层面的统筹规划与国家战略嵌入、全球视野下的品牌强化与战略升级。本文的贡献在于提出了针对文化品牌结构性因素的解释性框架，并基于典型案例解构了县域文化品牌建设的过程黑箱。

探讨生计能力对黄河滩区生态移民主观福祉的影响，对于巩固移民成效、增进移民福祉具有重要实践意义。本文以生态搬迁基本完成的黄河滩区（河南段）为例，分析移民前后生计能力和主观福祉的变化，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揭示不同生计能力组态路径对主观福祉的影响及其变化。结果表明：①黄河滩区移民后居民主观福祉呈上升趋势。②单一维度生计能力在移民前后均不能成为提升移民主观福祉的必要条件，但仍对其产生重要影响，尤其以心理调试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最为关键。③生态移民前后组态对比，经济维稳能力对主观福祉的影响及其重要性增强，社会交往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对主观福祉的影响及其重要性相对减弱，基本劳动能力和心理调试能力对主观福祉的影响及其重要性无变化。据此，本文提出了提升黄河滩区移民主观福祉的针对性建议。

提高人类福祉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及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的方向。持续改善农户福祉，探析农户生计恢复力对其福祉增进的影响能更好地促进脱贫山区乡村振兴同巩固脱贫攻坚相衔接。本文以陇南山区为例，基于农户调查数据，评估了农户的生计恢复力与主观福祉水平，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生计恢复力对主观福祉的影响。研究发现：①脱贫山区农户的生计恢复力及主观福祉水平因农户特征不同而存在差异，其中，农户生计恢复力及主观福祉水平均随海拔升高而下降，随家庭抚养比增加而下降。②农户不同维度的主观福祉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农户对目前生活状况、人际关系及基础设施的满意度较高，而对教育及就业的满意度较低。③生计恢复力显著改善了农户的主观福祉，且对中、低福祉水平农户的改善效果尤为显著，同时产业帮扶强度对农户主观福祉有显著正向影响，生计环境对其福祉水平有显著负向影响。

基于 2008—2020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值TOPSIS法测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土地资源错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土地资源错配抑制了城乡融合发展；从各维度看，土地资源错配对城乡经济、社会和空间信息融合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对城乡人口融合、生态融合影响不显著。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土地资源错配抑制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负向调节作用，能够缓解土地资源错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不利影响。③土地资源错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阻碍了邻近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因此，应优化土地资源的供给结构，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提升贸易开放水平，激活内需发展活力；加强土地资源配置的区域联动性，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探究城市群多中心性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对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和全面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至关重要。以十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多中心性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①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山东半岛和粤闽浙城市群大致呈现向多中心发展的态势，而其余城市群呈多中心性减弱趋势。②各城市群的城乡融合水平整体呈稳步上升态势。保持前列的是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群的城乡融合水平在空间上存在显著差异，中高度及高度融合区环绕中度融合区分布。③城市群多中心性与城乡融合发展呈显著的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 型变化趋势。④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群，其多中心性对城乡融合的影响存在差异。

“天下之本在家”，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中国文化视域下的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折射着当代中国的普世价值和社会变迁，中国家庭文化中的孝道、婚姻满足与子女期待等是稳固中国人精神情感的重要支持与来源。本文基于 CFPS2018 中国家庭跟踪调查的宏观数据，采用神经网络多层感知器、径向基函数、因子分析、二阶聚类分析和有序回归，探讨了微观层面的祖代与亲代、亲代间婚姻、亲代与子代三种典型家庭关系对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的具体影响，研究结论为：①祖代与亲代关系方面，经济发达区域、亲代为高学历的城镇群体，虽与祖代见面频率低但联系频率高，其家庭的旅游与休闲消费动力较强；②亲代间婚姻关系方面，经济发达区域、高学历的城镇女性，对丈夫的家庭经济贡献更满意且更看重其健康状况，这对其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有正向强化作用；③亲代与子代关系方面，经济发达区域、子代为男孩的城镇父母，更关注男孩教育（常谈论学校事务、检查作业），这与其家庭旅游与休闲的高消费呈显著正向关联。文章说明了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已成为家庭关系的有效预警与增进工具，该领域必然会成为中国家庭关系研究的重要理论发展与实践应用需要。

想象已成为游客构建和消费旅游目的地，获得深层旅行体验的重要方式。但已有研究大多从游客视角探讨想象的形成过程，较少关注旅游营销者的角度。本研究受诗性语言和隐喻思维启发，以概念隐喻理论为基础分析旅游视频博客的“作者”如何通过诗性隐喻塑造旅游想象。研究发现：①博主主要通过结构隐喻和本体隐喻塑造旅游想象，且本体隐喻中的文化隐喻、人体隐喻对旅游想象的贡献度最高。②隐喻主题交织塑造出填补式、映射式、感染式和召唤式的旅游想象。③旅游想象的形成过程包括圈层聚集、际遇空间、共同关注和情感共鸣 4 个阶段。该研究为旅游想象研究提供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微观解构，也为旅游营销者的想象设计提供了实践参考路径。

以山东省沂南县竹泉村为案例地，基于空间生产三元辩证法探究精英嵌入驱动乡村旅游空间生产的过程，尝试解读其中的资本与权力互动逻辑。研究表明，竹泉村旅游空间生产是精英凭借资本、组织、管理等方式嵌入地方行动者网络，通过话语实践和物质建构发挥作用，地方空间则被“尺度下移”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结构性力量重新塑造。精英权力话语牵引资本空间扩张和循环过程，政治精英构想旅游空间表征并主导景区物质实体的生产性投入，实现了资本第一级循环；经济精英投资景区建成环境内部的商品空间与消费环境，完成了资本第二级循环；资本第三级循环以精英对非精英群体的个人发展和社会服务的持续投资为主，帮助地方行动主体摆脱了“我者”和“他者”的生计角色隔离困境，缓和了村民通过斗争对抗分配非正义的社会冲突。研究深化了对资本、权力和阶层等社会经济要素重构乡村的理解，丰富了精英作用于乡村空间的行为模式和机制的研究。

旅游情境下的饮食消费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国外旅游研究的重点领域。旅游者饮食涉入是游客在饮食决策和活动中所展现的一种心理状态及其投入程度，是探讨旅游者饮食消费心理和行为的重要视角。在借鉴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线下和线上调研数据，构建并解读旅游者饮食涉入的结构特征及其对行为意向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旅游者饮食涉入包括吸引力、中心性、社会纽带、象征性、风险可能性和风险后果性 6 个维度，并对消费满意度和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但不同维度影响存在差异。旅游者饮食涉入内容结构与影响路径呈现出饮食消费心理的复杂性与价值取向的转型，旅游者对饮食的认知及其赋予价值影响涉入程度，并受到旅游地饮食消费情境的调节。旅游者饮食涉入研究为理解旅游者饮食消费行为和目的地美食营销提供参考。

旅游纪念品消费是重要的旅游收入来源，对旅游产业发展意义重大。为提升纪念品的感知价值并刺激消费，企业尝试将地方方言融入旅游纪念品。然而，目前对方言效应的理论研究不足，尚不清楚方言符号是否能提高购买意愿及其影响机制。基于顾客感知价值理论，本文通过情景实验探讨方言符号对纪念品产品态度和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方言符号显著提升游客的产品态度和购买意愿；②方言符号通过提高顾客感知价值间接影响产品态度和购买意愿，且感知价值的中介作用显著；③产品实用性在方言符号影响感知价值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本文丰富了地方文化符号研究，深化了方言符号赋值纪念品的机制探讨，为旅游纪念品的营销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