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前沿” 栏目所有文章列表

(按年度、期号倒序)

  • 一年内发表的文章
  • 两年内
  • 三年内
  • 全部

Please wait a minute...
  • 全选
    |
  • 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前沿
    张文佳, 柴彦威
     
  • 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前沿
    柴彦威, 陈梓烽
    随着理论与方法体系不断完善,时空间行为研究近年来越来越重视实践应用导向,同时也面临构建解释时空间行为的一般理论的使命,对研究数据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回顾时空间行为调查的进展,认为时空间行为调查在方法上与移动定位技术的结合日益密切,数据质量得到较大提升;在内容上越来越重视个体行为的能动性以及行为的社会、环境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未来时空间行为调查的两个发展趋势:面向实践应用,融合时空间行为调查与大数据采集;面向理论构建,加强质性调查、开展追踪调查。同时,本文试图审视我国时空间行为调查的进展、优势及不足,为我国时空间行为调查的未来发展指出方向。
  • 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前沿
    王丰龙
    人文地理. 2021, 36(2): 11-19. https://doi.org/10.13959/j.issn.1003-2398.2021.02.003
    尺度是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但是在近年兴起的关于幸福地理学研究中对尺度问题的讨论仍属空白。本文在借鉴此前地理学尺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现有幸福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分别从现实尺度、分析尺度和实践尺度出发,系统反思了幸福感研究中的尺度陷阱。首先,对区域幸福感水平的度量需要选择汇总尺度和方法,影响幸福感的地理因素本身和地理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也有其特定尺度。第二,分析地理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时,既要合理处理研究结论的尺度变异性和不同时空间尺度上研究结论的整合问题,也要防止出现真实尺度与分析尺度之间出现错位。第三,个人会通过家庭内部成员间取舍、社会比较等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方式提升幸福感,而政府在试图改善居民幸福感时也需要选择合理的空间干预尺度。幸福感研究必须跳出各类尺度陷阱,探究影响幸福感的地理要素的真实尺度及合理的分析尺度,并妥善解决个人和政府在提升幸福感时面临的尺度政治争端。
  • 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前沿
    张文佳, 王梅梅
    人文地理. 2021, 36(2): 20-26. https://doi.org/10.13959/j.issn.1003-2398.2021.02.004
    交通拥堵是制约国内外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之一,给城市经济、社会与环境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本文聚焦城市交通拥堵的结构性因素,系统归纳和综述了引导可持续出行行为的空间政策(如城市空间结构和土地利用政策)与基础设施供应侧政策(如道路和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政策),及其在交通拥堵治理上的理论探讨、学术争论焦点、实证分析及当前亟需解决的研究问题等。研究发现城市空间与基础设施策略对交通拥堵的缓解作用存在较大时空差异。理论与实证研究需要加强对城市土地、交通和经济等系统的相互作用机理研究,并注重交通拥堵产生的时空间变化过程。
  • 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前沿
    杨婕, 陶印华, 刘志林, 柴彦威
    人文地理. 2021, 36(2): 27-34,54. https://doi.org/10.13959/j.issn.1003-2398.2021.02.005
    本文基于2017年北京市居民日常活动与满意度调查数据,运用多层次路径分析方法,以社区及周边环境作为地理背景,探讨邻里环境、社区交往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发现,在控制个体和家庭社会经济因素后,社区建成环境对生活满意度的直接效应较弱,仅公园可达性显著正相关。然而,建成环境通过社区交往对生活满意度的间接效应显著,尤其是公园和公共设施可达性的增强能够促进居民更为频繁的社会交往,维持更紧密的邻里关系,进而提升个体生活满意度。此外,感知空气污染和噪音污染暴露不仅对生活满意度有直接影响,也通过社区交往间接降低了生活满意度。因此,本文建议在社区规划决策过程中,纳入对社区交往和生活满意度的考量,同时注重城市公共空间的营造和污染环境的治理。
  • 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前沿
    林书亭, 塔娜
    人文地理. 2021, 36(2): 35-45. https://doi.org/10.13959/j.issn.1003-2398.2021.02.006
    从微观尺度检验不同住房性质居民职住关系的时空演变,有助于理解中国城市社会空间重构的深层机制。利用问卷调查开展2000年以来上海郊区不同住房性质居民职住地变迁的时间地理学分析。研究发现:不同住房性质居民的职住关系变化呈现显著差异。“市场购房”居民多由中心城区向外迁移和郊区侧向迁移,职住距离上升,职住关系更加固定;“市场租房”居民多为郊区侧向迁移,职住距离降低,职住调整呈现协同性;“保障性住房”居民多由中心城区被动向近郊区迁移,平均住房迁移距离最长,职住距离上升。多元回归模型结果显示,迁居居民的职住距离变化受住房性质影响显著。“市场购房”居民的职住距离变化主要受经济能力制约,“市场租房”居民主要受出行能力制约和自己/家人通勤(上学)便捷度的组合制约,“保障性住房”居民还受到来自户籍制度的权威制约。就业地变迁居民的职住距离变化主要受到获取更好就业机会的能力制约和配偶工作地调动的组合制约。
  • 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前沿
    申悦, 李亮
    人文地理. 2021, 36(2): 46-54. https://doi.org/10.13959/j.issn.1003-2398.2021.02.007
    年龄是影响就医行为的重要因素,从年龄分层视角出发探讨医疗资源可达性对就医行为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居民的就医行为决策机理。本文以崇明岛为案例,利用一手调查数据,结合两步移动搜寻算法和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医疗设施可达性对居民就医机构选择和惯常就医距离的影响,揭示了不同年龄群体之间就医行为影响机理的差异。研究发现,医疗设施可达性对不同年龄群体就医行为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可达性对老年人的就医行为影响尤为显著;中年人同时受到空间因素和社会经济属性的影响,且性别差异较为突出;青年人更倾向于前往高等级的医疗机构就医。研究为面向不同群体需求制定差异化的医疗资源配置策略以及引导居民的理性就医提供了依据。
  • 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前沿
    谌丽, 解扬洋, 湛东升, 党云晓, 张文忠
    人文地理. 2021, 36(2): 55-62. https://doi.org/10.13959/j.issn.1003-2398.2021.02.008
    服务设施需求分析是建设社区生活圈和完整社区的基础。已有研究关注服务设施供给的空间配置或评价,对服务设施需求的研究并不多见,尤其缺少对育儿人群等细分人群的研究。本文以此为切入点,讨论在二孩政策和年轻人少子化观念影响下,社区应当给予育儿人群什么样的服务设施支持。基于2017年北京公平与包容调查问卷数据,本文采用有序多分类模型分析中低收入社区居民对教育、医疗等10类设施的需求偏好。结果显示育儿人群对各类设施的需求和访问频率都超出其他人群,且相关需求存在性别差异;二孩家庭对服务设施的依赖性强于独生子女家庭,且因子女处于不同年龄段的家庭需求也有所差异。最后,本文提出了育儿人群所需服务设施的分类体系,以期为精细化社区服务设施规划提供参考。
  • 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前沿
    刘坚, 孟斌, 陈思宇, 湛东升, 陈喆
    人文地理. 2021, 36(2): 63-72,183. https://doi.org/10.13959/j.issn.1003-2398.2021.02.009
    融合了位置和文本信息的社交媒体数据为城市空间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也为发现其背后隐藏的人类行为时空模式及规律提供了可能。本文构建了文本信息挖掘技术与空间分析有机结合的居民时空行为研究框架,利用2017年微博数据,采用BERT与Fast.AI结合的文本分类模型,结合LDA主题模型进行文本主题挖掘,对北京居民日常就餐活动的空间格局进行分析,并利用空间分析方法与地理探测器,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北京居民就餐活动可以分为4类主题,即朋友聚餐类、日常餐饮类、普通餐饮类和特色餐饮类;四类主题就餐活动的热点区域大多分布在三环以内,形成了以工体—朝外—CBD商圈为中心的等级分布格局;居民就餐选择与餐饮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具有最强的一致性;结合城市POI等数据,发现居民日常就餐活动与城市空间结构之间存在空间同位模式。
  • 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前沿
    赵莹, 王嘉铭, 毛子丹
    人文地理. 2021, 36(2): 73-81. https://doi.org/10.13959/j.issn.1003-2398.2021.02.010
    传统的时空间行为研究建立在均质人、机械人的假设基础上。游客时空行为作为客观制约和主观选择的共同结果,对其展开研究时加入游客情感变化分析有助于理解行为环境与游客行为的互动关系。本研究关注游客时空行为过程中的保护教育感知,以香港海洋公园为案例地,展开游客时空行为跟踪调查和控制教育环境线路的实验组调查。分析发现:①游客行为分为正面解说型、负面解说型、正面互动型、负面互动型四类。其中,参观正面情绪的场馆会提升游客到访多类型教育场馆的积极性,体验互动活动则会延长游客在教育性场馆中停留的时长。②游客在不同情感环境下进行不同类型的行为活动,其保育感知水平会出现显著差异,正面互动型和负面解说型的游览行为会给游客带来保育感知的提升。③行为活动和空间环境对游客保育感知水平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知识层、态度层的变化,行为维度变化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