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岳,是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与中岳嵩山五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山的总称,是中国历史时期王朝疆域版图的核心之域;是统一疆域王朝的君主巡狩四方的禅天封地之处;也是各种宗教世界观的融会之地与三教九流的合一之所。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国家历史文化记忆,是最具中国历史文化品位的圣山组群。中国五岳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
本文在阐述了五岳之通名"岳"的来历、五岳名称与位置的历史变迁、五岳的地理区位、五岳的五行道家文化、五岳的人化与神化等,在此历史文化地理背景的基础上,以世界遗产的视野,着重探讨了五岳的遗产价值:除圣山组群的极品、国家统一的象征、三教九流的兼容外,还包括人地和谐的典范、古代科技的展现、中外交流的贡献、天工巧斧的景观、地壳演化的记录与珍稀植物的家园。作为全球最高品味的圣山组群,中国五岳入录世界遗产名录,将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五岳文化。

本文采用个案研究"解剖麻雀"的办法,以历史上沙漠化过程发生的典型地区甘肃省民勤县为例,就其清代以来的人口变动状况及其与土地沙漠化的关系,作了系统的剖析,从中可以得出若干具有规律性的科学认识。

本文的研究中,在内蒙古地区地质学、古地理学和环境演变方面已有研究成果以及考古与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修复和描述了内蒙古陆地形成以来的地质历史时期和人类历史时期内蒙古土地利用/覆盖时空演变过程,并探索其驱动机制与因素,从而为正确把握内蒙古地区近现代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时空轨迹提供科学依据。古代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蒙古地区基本上被游牧民族所占据,达到了一种古代的可持续发展。清代中期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拓荒高潮,耕地面积急速扩展而草场面积日益退缩,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遭遇空前的破坏,沙漠化和草原退化急速加快,土地利用变化和土地利用方式成为了土地覆盖变化的最主要驱动因子。土地利用变化(开垦草原、毁林开荒)的驱动因子主要有人口因素、经济利益和政府决策等三个方面,而且每一次大规模开荒时期三者往往相辅相成,促成新一轮的开荒高潮。

农业地理环境是农业生产诸自然条件中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历史过程之中,以地理环境条件为基础,伴随农业生产技术的纵深迈进,农业经济的开发与中心转移呈现出明显的层次性与地域性特征:率先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旱作农区,次为长江流域稻作农区,进而是高寒农区的开发。

本文通过分析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特征和耕作业的兴衰与环境变化的关系,揭示了该地区新石器时期以来文化发展受耕作业的兴衰影响出现了多次倒退的现象。并认为环境条件特别是气候条件是影响辽西地区早期文化发展的本质因素。气候温暖期,定居的农业文化昌盛;气候寒冷期,农业经济解体,只能维持低水平的简单畜牧经济。造成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本区耕作业衰落和文化倒退的直接原因是5000aB.P.-4000aB.P.降温事件及铁器冷期寒冷气候的作用。环境因素的剧烈波动过程,阻碍了本区文化与生产经济形态的正常演进与发展。

通过对尼雅剖面多环境替代指标的研究,结合塔里木盆地相关剖面的研究成果,重建了塔里木盆地近4.0 kaB.P.以未的气候环境演变过程与特征,研究揭示,近4.0 kaB.P以来塔里木盆地的气候环境经历了多次的干湿变迁;同时通过有关塔里木盆地的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恢复了历史时期以来塔里木盆地的古人类文明的兴衰变迁,并将气候环境的演变过程与古人类文明的兴衰阶段进行了对照研究,研究发现历史时期以来塔里木盆地的气候环境与人文历史之间具有很好的耦合关系:在气候的相对湿润期,环境条件适宜,有利于人类活动,使农牧业生产繁盛,人类活动范围扩大;在暖干的环境条件下,由于水份的减少,则会抑制人类的活动,导致农业歉收,人类的生存环境和条件恶化,古城废弃。

中国古代文明持续发展,在世界文明史上是极为少见的。究其原因为,一方面是地理环境的基础作用,独特地理位置、封闭而又复杂的地理环境使其然;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大一统的历史和文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相对封闭、完整且一脉相承的文化是其内在动因;人口、土地开发和技术水平三者关系的协调是其前提;先进的农耕制对土地资源的保护是其基础;文明中心随环境而变迁,保证了古代文明的持续发展。

清代是近几个世纪以来科尔沁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的一个转折点。文章通过复原清代科尔沁垦殖的出现及其扩展过程,总结出该时期科尔沁农耕发展的时空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农耕发展的自然和人文诸影响因子。研究还表明:通过清代近200年的农耕,科尔沁从纯游牧地区演变成农牧并存区,但清代的垦殖并未造成大规模的土地沙漠化。

文章首先从地理的角度论证了河西的农业形式的文明只能从乌鞘岭东边传播过去。在这基础上,结合乌鞘岭东边农业形式的文明的发展历史,从新石器时期遗址分布的地理位置、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地理环境对文化传播的影响等角度分析了河西新石器时期文化的可能性质,认为虽然有挟有那样生产技能的文化曾经传播到河西,但由于游牧社会生产方式的排斥影响,农业并没有得到发展,更没有进入农业社会。整个河西在汉代以前一直处于游牧社会,并发展着游牧文明。

西方宗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而地理学是其中比较激烈的部分。西方传教士作为基督教传播的主要媒介,理所当然地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其中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也是相当巨大的。本文结合传教士在中国发展的兴衰过程,相应地对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的研究分三个时期来进行描述:唐元时期、明末清初时期以及鸦片战争以后。最后,本文用辨证的观点评价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它在促进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的同时又造成中国对地理科学认识的误导。

文章从学科属性、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剖析了历史地理学科命名上的名实不符问题。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回归到研究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轨道,现实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指出了研究社会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关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历史时期新疆北部是草原游牧民族与汉族相互活动的区域,其城镇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一定的草原文化景观特色。本文分析了新疆北部地区城镇的历史演变过程,提出其城镇萌芽于汉代前后,完善于清代后期,城镇的中心有一个从吉木萨尔-伊犁-乌鲁木齐的演变过程,并论述了新疆北部城镇形成与发展的特征和城镇发展的影响因素,得出研究历史城镇的发展对今天城镇建设与规划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地理探险和游记是西方认识世界的重要手段。近代西方在中国主要地区开展了许多探险和考察活动,并留下了不少游记报道。但我国学术界对这一题目及有关游记的研究仍属空白。尤其是关于西方近代在我国东半部的探险活动和游记报道,国内外均缺乏系统的介绍。本文对十九世纪后期英国等国在我国东半部地理探险的路线、主要游记作品及其特点进行概括和分析。

对比北京、天津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城市核心区建成区的范围,结果发现北京在本世纪上半叶城市核心区总体上扩展速度非常缓慢,个别时段内甚至趋于倒退;相反,天津建成区却是迅速扩张的。造成上述差别的原因主要是二城市在城市性质、城市化驱动机制和帝国主义在华投资政策不同所致。

古代的淮河流域是我国经济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也是各种政治力量交汇,战争多发的地区之一。战争是一种文化现象,引发战争的动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地理学和战略地位的角度来进行剖析,归纳出战争多发的六大动因。

本文运用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的方法,通过分析周代至清末西北地区城市的发展过程,简要探讨了西北城市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在机制。

以人地相互作用为主线,本文探讨了历史时期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及毗邻地区人地关系演进的时空背景、作用模式和基本特点,针对三个阶段人地相互作用的主导因素和动力机制的差异,分别建立了"气候波动主导下的人地交互作用模式"、"地缘格局主导下的人地地域互动模式"和"土地承载力限制下的人地关系循环模式"。

本文以西北地区城市体系为研究对象,应用数理统计等方法,研究1840年至1994年间西北地区城市体系空间发展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作者认为西北地区城市体系经历了由单极向多极演化的过程;城市空间分布不均衡。指出影响西北地区城市体系空间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政治、交通以及人口密集区的市场经济等因素。

济南地表水文环境经历了唐、宋时期大明湖的形成与历水的淤失,金、元时期小清河的开凿与鹊山湖水势的消退,明、清时期护城河体系形成、黄河改道袭夺济水故道以及近、现代城市发展与地表水体的污染等主要阶段。济南地下水文状况在历史时期基本处于稳定状态,近、现代由于遭受各种人文因素的破坏而逐渐恶化,其中南部山区河川径流的破坏导致济南地下水补给量减少,以抽取地下水为主要方式的现代城市供水又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和泉水的枯竭。济南水文环境的变迁是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区域内部因素和区域外部因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被动性和不可逆性。

本文用地理学的方法,细致分析和探究了《诗经》中蕴藏的农业地理知识,其中包括农业自然资源条件、自然灾害、土地利用、重农思想、物候与农事活动。主要的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发达的畜牧业等。古为今用,作者通过对《诗经》中农业地理知识的深刻挖掘,得出了三个有益的启示。可为今日农业生产和农业地理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环太湖地区包括浙北地区是我国长江流域重要的古文化遗存分布区,仅浙北地区的土墩墓就有上万个。近四年来的遥感考古工作,已获得不少关于土墩墓的影象特征和土墩墓分布规律等的研究成果。航空遥感照片上的土墩墓的影象大小、色调、灰度、形态等是土墩墓解译的基本依据;同时影象所在的地貌部位,海拔高度是土墩墓解译的重要参考依据。浙北土墩墓主要集中在长兴和安吉两县,湖州市郊的西部也有较多分布,而德清和余杭土墩墓较少。浙北土墩墓的分布类型有山脊型、山麓型和平原高地型;浙北土墩墓就形态而言,有卵圆形、圆形;面积也有大中小之分,大者底径可达50余米,小者仅3-5米;另外就土墩墓的组合而言,有串珠型、集群型和离散型。土墩墓集中分布在海拔50-200米的丘陵缓坡上,海拔略高的平原岗地上也有较多分布,这种分布特征与古地理环境是有联系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地理环境特征。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具有古老传统而近几十年来又新兴发展的学科。严格说来,中国的历史地理学,还是新中国诞生后,才从有几千年研究发展传统的"沿革地理"脱颖演变而来。中国历史地理的发展有两个动因,一是来自经济建设的客观需要;其二,是来自域外学术思想理论的传播。域外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使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新的飞跃。
引发这一转变的突出事件,是在1950年前后,欧洲英国先进的历史地理学理论传入中国。它逐渐和中国本土的历史地理研究相融合。中国的历史文献丰富,文物古迹众多,使外来的理论在传入中国后,发生了本土化的转变。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历史地理工作者携手共进。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在世界上,已经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了。当此临近世纪之交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思考,即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怎样走向二十一世纪,走向世界。

本文论述了唐代(618-907A.D)以来西安城市地域结构的主要演变特点。指出,在西安城市发展的1300多年中,城市地域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1)城市规模从大到小,再到大,发生了曲折变化;(2)行政职能区发生了由集中向分散,再到相对集中的转变;(3)城市经济职能不断强化,商务用地渐成体系;(4)居住区具有从专门向混合,再向分离的转变趋势。

1900-1970年中国人文地理学处于近代时期;中国近代人文地理学萌芽于本世纪初,后随着西方人文地理学理论的传入和民族地理学的推进,在三、四十年代得以发展,不仅部门研究广泛,而且兼有理论探讨;从50年代到70年代,由于历史原因,人文地理学遭到批评和摒弃;直至1978年后,人文地理学才得以全面复兴。

本文论述了关中地区县级以上中心聚落体系的形成与地域结构的演变过程。指出:关中地区中心聚落体系的真正形成是以秦推行郡县制为标志,到秦统一已基本形成完整的首位城市与县级聚落二级制体系。从东汉开始,关中中心聚落的等级结构则由二级逐渐变为三级制;中心聚落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由沿渭河两岸的密集型向政治色彩较浓的区域均衡化转变,唐以后则向以经济为主的工商城市体系转变。此外,作为首位城市的西安(长安)城,在城市地域结构上也有变化,最显著的是政权中心区与市场区的区位空间发生了几乎完全相反的变化。

中国的城墙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即龙山文化时代。它是由壕沟演变而来的防御工程,并逐渐代替壕沟而成为城市防御的主要手段。
经过夏、商两代的发展,西周时代已普遍筑城,城和国已成为同义词。而且筑城技术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与今天的筑城方法十分相似。
城和市都兴起很早,二者之间也没有关系。由于西周时代城内设市,就出现了中国早期的城市。"城市"一词起源于战国,即设市之城邑谓之城市。

长安、洛阳、开封、南京、北京五地被公认是我国的五大古都,此五地皆曾或长或短的为我国大一统时期的国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