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发展自本世纪以来呈现出加快发展的趋势。然而,这一进程尚不均衡和协调。本文通过城市企业主义这一视角,分析中国城市实现空间与经济迅速增长的机制及其所面临的问题。文章首先考察了2001-2009年间的公共财政结构,揭示出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并对其背后的制度原因进行了分析,以体现出城市企业主义是如何受到高度集中的行政考评体系和分税制这一转型期财政体制的影响。文章接着对地方政府为实现其城市企业主义战略而采用的土地驱动型发展模式进行了研究,最后提出了中国城市发展亟待转型的呼吁。

"流空间"的概念对于国内外城市地理学研究影响深远。本文首先通过对流空间概念的系统梳理,探讨了流空间与场所空间的相互关系,并在城市地理学框架下诠释了流空间的基本内涵。其次,通过对国内外城市地理学流空间研究的综述,探讨了流空间概念中国化的必要性。最后,在系统分析中西方流空间运行环境差异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流空间概念中国化的基本途径。研究表明:(1)直接作用于某一特定城市与区域的是流空间与场所空间相互作用形成的所谓"场所化了的流空间"形态。(2)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基础、社会制度以及转型期复杂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中国的流空间运行规律更加复杂。因此,分析尺度不宜过大,聚焦于城市功能区尺度是比较合适的;(3)物流业、大型国企、大型民营财团与民企对中国化的流空间分析意义重大。物流产业的相关数据可以用作表征流空间背景下中国城市与区域联系基本格局的重要参量。

本文在对国外传统绅士化概念的内涵与机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以广州荔湾区逢源街道耀华社区为例探讨了市场转型期中国大城市传统绅士化运动的特征与机制。通过对绅士化特征的分析,本文指出广州作为转型期的中国大城市存在着渐进的自下而上的传统绅士化过程,并具有以下特征:以外来工商人员为主流"绅士",社区人口置换过程缓慢,政府主导社区的景观环境改造。其中,广州市政府的"退二进三"政策及旧城区的商业发展而非文化因素成为传统绅士化的主要动力,破碎的产权结构则是绅士化进程的主要障碍。

通过对宁波天一广场治理机制的个案研究发现,中国新城市空间的治理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党建工作的一项地域性工程。在市场化改革与地方间竞争的背景下,地方党政机关极为关注基于行政辖区的地域性身份认同和利益,有意识的与非公有部门的经济精英共同塑造和强化地域性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并结成新形式的城市治理联盟。中共及其附属的群众组织的地方组织力量,通过地域导向的组织重构,加强了对非公有部门的控制力,填补了市场转型造成的新城市空间治理的真空,也加强了自身在新城市空间中的组织网络和治理能力。

全球化时期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和权力是城市空间产生和演化的主要动力。它们分别展现了不同的作用范围、形式及效果:资本主要作用于物质的、社会-经济空间的生产,而权力主要作用于抽象的、政治-制度空间的生产。这两个过程相互影响、相互交织。本文将"空间的生产"理论与城市空间实践结合起来进行转型中国语境下的解析,尝试提供一个研究我国城市与区域空间重构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