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第35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20-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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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与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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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乡村交通出行与地域系统

  赵鹏军, 胡昊宇, 于昭

  人文地理. 2020, 35(4): 1-8,138. https://doi.org/10.13959/j.issn.1003-2398.2020.0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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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是乡村地域系统形成的重要内容，也是刻画乡村地域系统特征的关键指标。本文采用住建部全国小城镇调查的村镇居民调查数据，从交通出行视角对我国乡村地域系统特征进行识别和分析。结果表明，村—镇—县逐级体系仍占主导地位，村—县联系成为新趋势；农业相关活动仍以村—镇—县等级为主，但其他活动在村—县间联系比例较高，且东部地区及城市近郊更明显；不同目的出行形成20分钟生活圈；随着村民出行范围扩大，传统乡村地域等级体系将发生较大变化。研究结论对乡村空间规划和乡村基础设施布局等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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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式摄影在西方人文地理学中的应用和启示

  田紫灵, 刘晨

  人文地理. 2020, 35(4): 9-16. https://doi.org/10.13959/j.issn.1003-2398.2020.0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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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式摄影在近十年来受到西方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关注。这种研究方法要求被研究者在给定的主题下主动拍摄照片或视频，以具象化其日常生活和活动路径，从而展现其动态的、身体化的、非表征化的行为过程。这一方法不仅能促使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有效沟通，还能唤起被研究者的情感和记忆，从而促进调研的开展。本研究通过对西方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相关文献的梳理，对参与式摄影的主要类型、步骤及其在西方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范围、优势和局限性等进行了介绍，并梳理了参与式摄影在西方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价值和意义。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指出国内未来研究可应用参与式摄影方法的三个方向：①边缘群体和少数族群的地方感及其对地方意义的建构；②日常生活和微观空间地理研究；③社会现象和生活环境的变化对人们地方认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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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域织补：旅游传统村落更新理论新议

  周坤, 王进

  人文地理. 2020, 35(4): 17-22. https://doi.org/10.13959/j.issn.1003-2398.2020.0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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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引入织补理论和场域理论，采用理论演绎与概念诠释方法，从场域织补视角出发对旅游传统村落更新理论进行思辨。研究发现，旅游重构了传统村落更新方向与逻辑，村落“碎片化”提供了织补理论应用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条件；旅游引发传统村落场域解构为旅游、生活、生产三大子场域，资本分化和竞争加大场域内外压力并引致场域失调；在保持村落复杂性前提下，场域织补可通过调适场域而作用于旅游传统村落更新过程。研究认为，场域织补的基本内容包括文化场域织补和关系场域织补，可运用资本调适作为场域织补的技术工具。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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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村工作队与乡村精英互助作用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张园林, 刘玉亭

  人文地理. 2020, 35(4): 23-31. https://doi.org/10.13959/j.issn.1003-2398.2020.0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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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乡村“公”、“共”、“私”三分领域的治理理论，以G省F贫困村为例，运用实地考察、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结合F村实证特征和问题分析，探讨政府（驻村工作队）与社会（乡村精英）互助作用下的乡村治理特征。研究指出，驻村工作队代表政府权威，领导并协助村两委工作；新乡贤利用自身社会资本，与驻村工作队在项目确定、资金使用、村庄发展等方面协商互助，降低治理成本；村两委则以维持乡村生产、生活秩序为主，并领导/协助新乡贤参与村中事务。总体而言，驻村工作队嵌入乡村，代表上层政府的外部政府权威，乡村精英代表乡村内生权威，二者作为“中间者”在乡村层面协作互助，实现“上、中、下相结合”的较为均衡的乡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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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前因和后果研究：基于个体心理学视角

  张大钊, 马秋芳, 赵振斌

  人文地理. 2020, 35(4): 32-39,98. https://doi.org/10.13959/j.issn.1003-2398.2020.0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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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开发给乡村旅游地带来了深刻影响，作为东道主的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情感和行为直接关系到旅游业的长远发展。文章从个体心理角度，通过对婺源340位居民进行问卷调查，考察了内归因对积极应对行为的影响，并探讨了相对剥夺感的中介效应和自我效能感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内归因对积极应对行为有正向影响；②相对剥夺感在内归因与积极应对行为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③自我效能感负向调节了相对剥夺感和积极应对行为的关系，即对于自我效能感高的居民，其相对剥夺感对积极应对行为的负向影响会被削弱。研究结果不仅从理论上丰富了归因方式、相对剥夺感、应对行为的关系研究，也为乡村旅游地社区治理提供了建议。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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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观基因信息链视角的传统村落风貌特征研究——以上甘棠村为例

  李伯华, 刘敏, 刘沛林, 窦银娣

  人文地理. 2020, 35(4): 40-47. https://doi.org/10.13959/j.issn.1003-2398.2020.0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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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村落风貌研究历来是建筑学、景观学和规划学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地理学视角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基于此，本文试图以中国传统村落上甘棠村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等方法，借助景观基因理论对村落进行风貌景观基因识别和提取，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传统村落风貌景观基因信息链，并对其四要素（景观信息元、景观信息点、景观信息廊道和景观信息网络）的风貌特征进行了解析，结果显示：①上甘棠村整体风貌景观基因保存度较好，具有巨大历史文化研究价值；②上甘棠村的内在文化基因，即风貌景观基因信息元内涵丰富，但未得到有效传承；风貌特征保存度较差；③上甘棠村风貌景观基因信息点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多样，整体上人文风貌景观基因信息点的保存度要好于自然风貌景观基因信息点；④作为联接通道的风貌景观基因廊道保存相对完整，但存在局部松动、断裂等现象；⑤风貌景观基因信息网络整体保存度一般，局部装饰受损度非常严重，需要尽快修补。未来应加强传统村落风貌特征的数字化研究，可为传统村落保护提供精准化的修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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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味景观感知对乡村地方依恋的影响机制研究——兼论怀旧的中介作用

  徐虹, 周泽鲲

  人文地理. 2020, 35(4): 48-55. https://doi.org/10.13959/j.issn.1003-2398.2020.0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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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味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本文在乡村旅游情境下，运用结构方程研究了气味景观感知对于地方依恋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①乡村气味景观感知显著地正向影响旅游者地方依恋；②乡村气味景观感知对于怀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③历史怀旧对地方依赖有显著正向影响，个人怀旧对于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均有显著正向影响；④怀旧在气味景观感知和地方依恋之间的中介效应得到验证。研究证实了气味景观的重要作用，明晰了怀旧在乡村旅游体验中的核心地位，对丰富旅游体验和打造乡村旅游景观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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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类型传统村落脆弱性比较研究

  邹君, 刘媛, 刘沛林

  人文地理. 2020, 35(4): 56-63,120. https://doi.org/10.13959/j.issn.1003-2398.2020.0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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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湘南地区作为研究单元，多元化获取数据，运用“敏感—暴露—适应”分析框架和数理模型评价法对3种类型、6个村落的脆弱程度和致脆因素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①务工型强脆弱、工贸型中脆弱、旅游型微脆弱；②旅游型和工贸型属复合E-A致脆类型，务工型属均衡E-A-S致脆类型；③务工型的敏感性远大于其他类型，民俗文化和村落居民是主要敏感因子；④旅游型为强暴露、工贸型为中暴露、务工型为微暴露。城镇化和旅游开发是主要暴露因素；⑤旅游型的适应性最高，工贸型次之，务工型最差；⑥不同类型村落的致脆短板因素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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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同学视角下的村域贫困风险耐受度诊断——以陕西省平利县为例

  张健, 阮征, 芮旸, 李同昇, 刘晓琼, 杨华

  人文地理. 2020, 35(4): 64-73. https://doi.org/10.13959/j.issn.1003-2398.2020.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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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陕西省平利县79个贫困村为研究对象，基于协同理论，建立贫困风险耐受度评价模型，利用主成分分析与地理加权回归方法，辨识平利县村域贫困风险因子，评测贫困村风险耐受度，并与贫困发生率进行对比验证。结果显示：自然本底、区位—生产资料、内外助力和生产生活保障等四个贫困风险因子作用方向有所差别；全县贫困风险耐受度处于中下水平；比对贫困风险耐受指数模型与贫困发生率现状，发现二者分布趋势相似性特征明显，未出现异常现象。后续应建立针对性的风险预测和防范机制，适量减少直接性福利供给，激发农户脱贫的内生动力，提升贫困户风险抵御力和恢复力，构建持续稳定的脱贫—振兴的扶贫新模式，持续监测县域贫困村贫困风险耐受度的时序变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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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贫困化与空心化耦合发展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郑殿元, 文琦, 黄晓军

  人文地理. 2020, 35(4): 74-80. https://doi.org/10.13959/j.issn.1003-2398.2020.0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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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贫困化与空心化是乡村地域系统衰退的主要表征和关键内因，在当前乡村振兴初期和脱贫攻坚决胜期，深入探究二者间互动关系，有助于了解乡村发展阶段，缓解深度贫困，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本文以宁夏同心县为例，采用MPI和人口空心化综合评价法测算农村贫困化与空心化程度，并进行耦合发展空间分析和影响因素探测。结果表明：①农村贫困化与空心化耦合程度呈现低、中、高3种趋势交替出现的“北低南高”空间分布格局，高度耦合区多集中于南部山区；②乡村地域系统衰退程度与耦合度空间分布基本吻合，贫困地区乡村普遍处于亚健康和非健康发展状态；③农村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是影响乡村发展的基础因素，区位条件是其重要因素，经济基础则是其决定性因素，各因子之间相互作用增加了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的复杂性。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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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POI大数据的资源型城市功能区识别方法与实证——以辽宁省本溪市为例

  薛冰, 赵冰玉, 肖骁, 李京忠, 谢潇, 任婉俠

  人文地理. 2020, 35(4): 81-90. https://doi.org/10.13959/j.issn.1003-2398.2020.0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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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准识别城市功能区对于优化协调城市人地系统，完善城市规划及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选取公众认知度和地物一般面积对行业POI数据核密度进行加权，构建城市功能区定量识别方法，以本溪为例，输出城市功能区分布图并开展分析。结果表明：①考虑公众认识度与一般面积的核密度加权方法具有更高的实际性和准确性；②本溪市中心城区受地块大小、交通等因素影响，形成“多中心”组团、“单一—混合”功能区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应进一步完善本溪新城区公共服务体系、优化旅游业产业链条，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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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精明发展的城市扩张与土地利用效益的耦合研究——以济南市主城区为例

  唐永超, 王成新, 王瑞莉, 薛明月, 窦旺胜

  人文地理. 2020, 35(4): 91-98. https://doi.org/10.13959/j.issn.1003-2398.2020.0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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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明发展已成为国际化城市发展的主流。在精明发展理论的指导下，以区域中心城市济南为例，选取城市扩张与土地利用效益两个子系统，从空间形态、发展效率、外部影响、用地结构、人口变化、经济规模、公共服务和综合建设八个维度，测度济南市主城区城市扩张与土地利用效益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①济南市城市扩张阶段性特征明显，扩张模式从单核心向多核心转变；②济南市土地利用效益总体水平较低，但其发展符合“低速—高速—平稳”的变化过程，且近年来呈持续优化趋势；③济南市城市扩张与土地利用效益不符合精明发展要求，城市扩张对土地利用效益的促进作用不足，二者间耦合协调度不高。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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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子机械制造业出口产品贸易网络研究——基于产品内分工与贸易视角

  李振发, 贺灿飞

  人文地理. 2020, 35(4): 99-110. https://doi.org/10.13959/j.issn.1003-2398.2020.0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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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区分中间/最终产品、一般/加工贸易后，描述了中国电子机械制造业出口产品贸易网络，并探讨了出口经验和产品关联如何影响企业进入网络从事出口和拓展优势贸易伙伴。结果表明：①出口地、目的国、出口地—目的国维度出口经验和产品关联可以显著地促进4种电子机械制造业产品企业进入特定贸易网络进行出口。②在位出口企业扩展优势伙伴方面，出口地—目的国维度出口经验对4种企业均有促进作用；目的国出口经验、出口地产品关联的促进作用集中在中间产品企业；出口地出口经验则集中在一般贸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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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都市中心区生产性服务业集群的空间溢出——以广州市天河区为例

  滕丽, 蔡砥, 林彰平

  人文地理. 2020, 35(4): 111-120. https://doi.org/10.13959/j.issn.1003-2398.2020.0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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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溢出对产业集群形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空间溢出对生产性服务业集群的影响机制并不清楚。本文基于1 km×1 km网格和2013年广州市中心区——天河区的企业经济普查数据，采用空间数据分析技术，识别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分析集群特征，探测集群溢出类型。结果发现：①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区位指向大城市中心区的核心地域，具有五种集群类型分异，空间呈不完全耦合。②生产性服务业集群空间规模受Jocobs型和MAR型两种溢出调控，在MAR型溢出作用下的集群空间规模相对较小。③信息服务业集群的溢出为负效应说明溢出作为一种潜在利益，在转化为集群优势的过程中存在过滤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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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三角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空间分布及其地理流动网络——基于上市公司董监高团队数据分析

  朱鹏程, 张宇, 曹卫东, 任亚文, 江宇凡

  人文地理. 2020, 35(4): 121-129. https://doi.org/10.13959/j.issn.1003-2398.2020.0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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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双重背景下，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已然成为衡量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其空间分布与流动趋势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基于人才履历大数据，应用履历分析、社会网络分析与修正型复合指标划分方法，对长三角地区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空间分布及其流动网络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①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空间分布具有明显地域差异，主要集中于沿海沿江地区，且空间集聚态势日益强化；②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流动网络结构层级显著，网络链接空间上呈“Z”型分布；人才流动整体呈现出低流动性、“一主四副”结构、集中性、均衡性、极核交互与邻域渗透、跨区域性6大特征；③结合流动方向与活跃程度划分出四种人才流动地域类型，总体呈“破碎化”特征。为合理制定城市人才政策、促进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科学借鉴与参考。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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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腾讯迁徙大数据的长三角城市群春运人口流动时空特征

  陈双, 周锐, 高峻

  人文地理. 2020, 35(4): 130-138. https://doi.org/10.13959/j.issn.1003-2398.2020.04.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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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城市群人口流动研究对促进区域人口有序流动和城市群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本文基于腾讯迁徙大数据，运用GIS空间统计和K-shell分解等方法，从人口流动总量、位序、时序和网络层级等方面，对我国长三角城市群2018年春运期间的人口流动特征进行系统研究。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城市群春运期间大规模的“返乡流”和“返城流”呈现明显的对称性，并分别于除夕和第一个工作日达到最高峰。②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上海、苏州、杭州等为劳动力输入型城市，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盐城、安庆和滁州等为劳动力输出型城市。③长三角城市群内部人口流动网络具有明显的层级特征，其中上海和杭州是人口辐射核心城市，上海—合肥、上海—南京、上海—杭州等是人口流动的主体路径；空间上东部—西部横向人口流动最为频繁，大体呈现“Z”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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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城镇化下中部流出地村庄的人口转型特征与微观成因——以湖南岳阳市为例

  赵宁宁, 郭炎, 李志刚, 许红梅, 林赛南

  人文地理. 2020, 35(4): 139-145. https://doi.org/10.13959/j.issn.1003-2398.2020.04.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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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城镇化驱动下，乡村人口转型呈现就近非农化不断增强等新特征。本文以岳阳市为例，首先揭示人口转型的总体格局，选定城关型、偏远山区型、传统农业型三个典型村庄，全面透视其外出、常住人口的转型特征，揭示自然本底、地域经济、社会服务的影响。发现：中部地区人口以流向省外为主，但回流增强，主要流向镇街；城关型村庄人口以就近（地）非农化为主；偏远山区村庄异地城镇化为主、就近非农化为辅；传统农业村庄人口外流、就近城镇化与非农化并存；村庄资源禀赋及利用程度、地域经济水平、生活服务配套等对人口外出程度和距离、择居（业）、年龄和家庭结构、村庄兴衰有不同影响，城镇化应因况施策。
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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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地流动摊贩的空间生存状态及其影响机制

  吴传龙, 孙九霞, 邓家霖

  人文地理. 2020, 35(4): 146-153. https://doi.org/10.13959/j.issn.1003-2398.2020.04.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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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摊贩的空间治理成效关系着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建立了关于弱势群体空间政治中“不得其所”与“安适其位”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应用于阳朔西街的流动摊贩空间生存状态的案例分析中。发现：①受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下的城市管理模式影响，阳朔西街的流动摊贩被政策法规在正式制度层面认定为“不得其所”，但其在旅游经营活动中却受到其他空间使用者的欢迎，在非正式制度层面是“安适其位”；②西街流动摊贩的空间生存状态具有“不得其所”与“安适其位”的双重性，由此也塑造出流动摊贩在阳朔西街时空嵌入的空间结构；③内部群体特征（灵活流动性、规范化提升）与外部社会文化情景（和谐稳定的社会话语、旅游场域的特殊性）两个方面因素不仅有效消解了正式制度层面所形塑出的“不得其所”空间规范，同时也强化了非正式制度层面与空间结构上西街流动摊贩的“安适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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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目的地依恋维度的建构与解构

  曲颖, 曹李梅, 杨琦

  人文地理. 2020, 35(4): 154-160. https://doi.org/10.13959/j.issn.1003-2398.2020.0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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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旅游目的地依恋维度要素缺乏挖掘、维度互动机理尚未厘清等不足，本研究创新地将社会网络分析和扎根理论结合使用，基于旅游者生成内容挖掘旅游目的地依恋概念、维度及其维度互动模式。主要研究结论如下：①旅游目的地依恋是旅游者为寻求自我一致性或差异性，通过对目的地的认知情感性构建而产生的“炙热”情感，可拓展为由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地方情感、地方好奇、地方印刻、地方象征的六维结构，遵循“动机性卷入→认知性投入→情感性忠守”的逻辑进路；②地方依赖维度与其他维度的直接交互影响作用明显并具有较强的中介桥梁作用。最后，探讨了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