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移民的空间流动与社会流动关系，通过梳理国外人文地理和相关学科文献发现：①空间流动与社会流动密切相关，空间流动不仅是空间的位移，也是社会生活的结构化维度，可能带来个体阶层变化以及宏观社会结构的改变；②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教育、职业发展和居住驱动下的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等三大方面：分别强调教育作为一种知识和文化资本积累对于阶层维护和代际传承的作用、区域发展不平衡背景下职业流动与阶层地位改变的关系，以及居住流动下的邻里效应、资源分层与阶层分层。空间流动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呈现着多样化的特征，对两者关系的深入探讨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移民的迁移动机，并为促进流动社会下的城市均衡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新流动范式背景下，流动基础设施成为国内外研究的新热点。流动基础设施是指在流动准备期、流动进行期和流动后稳定期均能促进和制约流动者行为的所有相联系的技术、机构和行动者的集合系统。以主体的流动过程为线索，流动基础设施现有的实证研究主要聚焦于出发与入境过程中的流动基础设施、停留与定居过程中的流动基础设施、非自愿流动情境下的流动基础设施和打破空间尺度的流动基础设施。未来流动基础设施研究主要关注：中国境内流动基础设施体系的研究与运用；采用数字化方式来描绘并解释全球流动基础设施的空间异质性；更多聚焦“线上流动基础设施”和“以人为流动基础设施”的研究；从社会治理视角来剖析流动基础设施的应用与发展。

新流动性范式的提出使流动性研究不断关注各种流动现象以及流动背后所建构的意义。文章聚焦于短居旅游者这一特殊的流动类型，以凤凰古城为例，基于流动性视角，采取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展开实地调研，通过扎根理论分析短居旅游者在流入地的地理想象与表征、旅游实践和地方意义的建构。研究发现：①短居旅游者“第三空间”的旅游体验通过其自身的想象与表征，以及旅游实践中对地理想象的践行两个途径实现。②短居旅游者通过个人经历对想象的凤凰古城加以实践，并通过异域体验和梦境追寻来实现旅游实践。③“流动与想象”的双重介入下，以及对“第三空间”旅游体验的践行，短居旅游者所建构的地方意义包含两个关键维度，即短居旅游者将凤凰解读为“边城”实现对现实生活的短暂逃离以及反身性思考下的自我诠释的过程。研究结论丰富了旅游流动性研究的内容和视角，对理解短居旅游者行为特征和推动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流动性背景下，大规模、长距离的人口迁移现象日益频繁，引致流动群体的饮食实践不断重塑，由此引发的饮食伦理及其所表征的身份认同问题已经成为新文化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构建了以“使用物—追踪物—感受物”为内在线索，主体性、社会性、地方性为三极，饮食伦理、身份认同为内核的三维分析框架，并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从上述三个视角出发，系统论述流动群体的具身饮食体验、社会互动以及地方情境在流动群体饮食伦理与身份认同的多样化动态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强调食物在流动群体饮食实践中的能动性，并细化阐述流动群体饮食伦理与身份认同间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内在逻辑，进一步探索了“人—食物—地方”之间的多重社会文化内涵。最后展望了新文化地理学中流动群体饮食研究可进一步探索的重点议题与方向。

在流动性增强且日益复杂化的现代社会中，流动性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关注。但现有研究多从效用视角考虑居民实际发生的流动行为对幸福感的作用，缺乏从能力视角分析流动的能力和潜力如何影响幸福感。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引入Kaufmann提出的流动力概念，采用多元回归模型探究流动力及其构成要素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以及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流动力显著影响居民幸福感，且对自我实现幸福感的影响大于享乐幸福感；在构成维度上，获取维度对于幸福感的贡献大于能力和安排维度，且获取维度更多地促进享乐幸福感，安排维度更多地促进自我实现幸福感；流动力和幸福感的关系中，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显著。本研究为评估流动能力如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赋能提供了一个探索框架，对制定城市空间规划和居民福利政策有一定的启示。

本文以流动性理论为视角，以上海地铁为个案，探讨地铁中介的日常交往和空间实践的意义。研究发现：乘客与运营者围绕规则不断展开互动与协商，将地铁塑造为“契约空间”。乘客在相遇中展开丰富的 “具身性交流”，将地铁转化为充满情感的流动“展演空间”。跟随乘客进入地铁的传播媒介，重塑了地铁的流动经验和社会关系与社交场景，推动着以“复合流动性”为基础的“混合空间”的生成。在人与交通技术的互构中，地铁被转化为有着独特节奏与意义的“流动城市”。研究为在身体、技术和空间关系中讨论城市交通的传播地理提供了具体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