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村落作为中华文脉基因的传承载体，具有文化、经济与教育等多重价值。文章借助空间叙事理论，采用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等研究方法，构建了空间叙事视角下传统村落环境教育逻辑脉络分析框架，并以皇都村为例，搭建了空间叙事视角下皇都村环境教育实践路径。研究显示：①构建了空间叙事视角下“现实—感知—意识”三维空间传统村落环境教育作用机理：现实空间激发个人经验；感知空间唤醒情感认同；意识空间再造思维观念。②以空间叙事理论为根基，从要素修补、情境建造和浸润氛围三个维度，构建了皇都村环境教育空间叙事实践路径。研究丰富了空间叙事与传统村落环境教育功能的内在逻辑，以望为拓展传统村落功能价值提供新思路。

绿色金融能够动员社会资本推动乡村绿色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为绿色金融提供了发展的舞台。然而二者之间的空间交互作用和协调发展水平仍未被揭示。本文基于层次—熵权—变异系数—TOPSIS法测度 2000—2022 年黄河流域绿色金融与乡村发展水平，采用双变量 Moran's I探究二者的空间交互关系，耦合协调度模型用于探测二者协调发展水平。结果发现：①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和乡村发展整体水平不高。时间序列上均表现为逐步提升的趋势，空间特征呈现出“下游高于中游高于上游”的格局。②绿色金融与乡村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向的空间交互作用，与各子系统之间的作用强度差异不明显，总体维持在 0.5—0.6 之间。③二者协调发展程度持续增强，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和差异性。

提升农村流动女性的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对健康城市建设至关重要。本文基于其心理健康和社会支持现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探讨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农村流动女性心理健康水平存在显著群体差异，非正式社会网络是其主要支持来源。亲属、朋友和邻里的情感支持显著促进心理健康，而朋友和邻里的信息支持以及政府、社区或社会组织的情感和工具支持抑制心理健康。此外，亲属的社交陪伴支持对心理健康起正向中介作用，朋友和邻里的信息、工具及社交陪伴支持呈负向中介效应，正式组织的工具和社交陪伴支持则发挥微弱的正向中介作用。建议关注农村流动女性心理健康问题，拓宽其社会支持网络，强化制度性支持。

在厘清传统村落文化景观韧性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基于动态过程视角从缓冲能力、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三个维度构建韧性分析框架，以苏州市陆巷古村为例，运用适应性循环模型解析旅游驱动下传统村落文化景观韧性演化过程，并借助扎根理论揭示其演化机理。结果表明：①自1998年旅游发展至今，陆巷古村文化景观系统的适应性循环历经开发、维持、释放、更新四个阶段，分别对应旅游探索起步期、蓬勃发展期、停滞衰退期和重构再兴期。②传统村落文化景观韧性演化具有阶段性和波动性，但韧性能力整体上呈现出螺旋式上升态势，并实现了核心驱动力量从缓冲能力到转型能力的进阶。③文化景观韧性演化机理可概括为：多样化资源是文化景观韧性形成的力量源泉，多主体共治是文化景观韧性建构的组织基础，多层级响应是文化景观韧性生长的内在环节，多手段融合是文化景观韧性突破的创新路径。

新内生发展视角下的乡村多功能转型研究方兴未艾。本文以南京市江宁区佘村为例，运用田野调查、行动者网络等方法，分析多元主体参与下的乡村特色化多功能转型历程及机制。研究表明：①中西方关键角色存在差异，不能将新内生发展理论照搬至中国乡村的研究与实践；②超越新内生发展结合顶层设计和地方探索，通过外部资源输入引导乡村特色资源挖掘，推动产业特色化发展，实现多功能转型。③案例村由单一居住和生产功能，逐步向生活居住、特色农业为基础，融合生产生活生态特色的商业服务、文化传承等多功能转型。④案例村多功能转型是政府主导下乡村特色资源与功能的螺旋促进过程，显著有别于新内生发展理论“政府是协调者”的特征。

乡村旅游地返乡从业者作为乡村旅游的重要参与者，其返乡决策及返乡后的生活状态对乡村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对乡村旅游地21位返乡从业者进行深度访谈，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利用质性分析软件 Nvivo12 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建构乡村旅游地返乡从业者幸福感形成机制的理论模型。结果表示：理性特质、感性特质、差异感知、环境感知、个体感知、多元互动、价值肯定、行为承诺以三阶段、多层级的方式构成机制模型，生成返乡从业者的主观幸福感。研究从返乡前、返乡后不同阶段出发，阐释返乡人员幸福感在准备、强化和形成不同阶段的综合生成机制。研究结果对理解返乡从业者的心理和生活状态具有理论意义，对乡村振兴工作中的人力资本管理实践具有参考作用。

资本主体与乡村良性互动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本文引入“嵌入理论”并构建分析框架，结合武汉近郊典型资源一般乡村案例，探讨资本主体嵌入乡村的特征及机制。研究发现：①整合资源，推动空间、经济和社会良性重构，是资源一般村振兴的必由之路。②资本主体表现出与村庄权威、村民的两类互动，前者主要为认知理念嵌入、政治嵌入和结构嵌入，后者为基于认知的关系嵌入和文化嵌入。③企业嵌入程度存在差异，本土型和回归型企业嵌入度高，外来型企业关系嵌入和文化嵌入尤显不足。④乡村精英实现核心政治嵌入和认知嵌入，牢握发展话语权，保证资本主体多维嵌入，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条件。因此，亟需探索高效利民的嵌入模式，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主客互动是村民参与乡村旅游的关键场域，是可持续乡村旅游发展不可回避的社会互动现象，更是城乡之间社会文化碰撞的缩影。然而，从居民视角来看，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互动和居民旅游态度的定量探索，较少关注居民权力的动态演化。因此，为了探究村民的权力潜能表现，研究综合运用网络游记搜寻，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法，以场域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乡村旅游主客互动中村民权力生成的详细过程和内在逻辑。结果表明：当前乡村旅游主客互动主要存在商品服务型、日常生活型和情感知识型三种类型；不同类型的需求动机、资源交换、资本所得和情感能量呈现显著性不同特征，导致了村民权力表现的横向差异性和纵向层级性，进而形成了权力层级图，论证了村民权力潜能激发的科学性。本文指出资源的拥有是村民潜能存在的内核，乡村增权工作的起点应是村民自身资源的识别和潜能的挖掘，为乡村制定激发村民潜能、实现有效增权和可持续发展的开发策略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指导建议。

适应性研究是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基础。本文构建新的适应性分析框架，并结合可持续生计理论与BP神经网络方法，以顾渚村为案例地进行了系统的适应性研究。研究表明：①Covid-19疫情发生后，乡村旅游经营户出现明显的兼业化趋势，主要分化为旅游升级型、电商经营型、务工主导型、维持生计型等四种适应类型。②乡村旅游经营户适应Covid-19冲击的关键因素是家庭存款、户籍所在地、户主学历、旅游培训次数、电商培训、户主年龄、劳动力数量、政策知晓度、政府帮助度、宅基地面积等。③外源的Covid-19疫情和政策治理以及内源的地方特性、旅游经营户的理性选择及尺度互馈作用，是顾渚村适应演化的主要机制。最后，文章结合不同旅游经营户的适应演变路径，探讨了相关政策建议。

治理有效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基础，制度是影响传统村落空间保护治理的基本要素。基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采取史料搜集、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通过回溯苏州传统村落保护治理实践，揭示传统村落“制度变迁—治理转变”阶段演进特征及其空间治理效应。结果表明：①传统村落保护实践经历了“单向传导—双向并行—双向互馈”三个制度变迁阶段，并依次按照“一元自治—二元并治—多元共治”治理逻辑衍化。②在“制度变迁—治理转变”的作用路径下，苏州传统村落空间治理按照“空间资源保护—空间环境整治—空间功能更新”价值逻辑进阶。③应着力推动正式性与非正式性制度双向融合、内源式与外源式相结合的柔性化共治模式转型及其制度创新，以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下传统村落的善治。

推动乡村空间系统性重构对实现城乡要素合理流动和乡村多元转型发展至关重要。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以苏州市叶山岛村为样本，构建从微观主体适应性行为到宏观系统积木块拆封的研究框架，深入剖析城镇化过程中乡村空间的演变特征与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叶山岛历经初变、剧变、徘徊、转向四个阶段，生活空间向阶层分异转变，生产空间向单一产业转型，生态空间向割裂衰退转化；②叶山岛空间演变过程涌现出子系统间的协同作用退化，联系中介的引导效应减弱，空间与行为互动模式的组织紊乱等深层次机制；③新时期乡村空间重构应转向复杂系统论,利用乡村空间系统中的结构、标识、模式机制探索科学、有效的乡村重构策略。

“家”是表征地方感知的空间，过往研究普遍在流动、重构等议题中谈及村民的家。事实上，中国村民具备摆脱刻板印象的潜质，本文观测其扎根地方并建构家空间的过程，即在地村民的家实践。研究以 XZ 村为例，基于经济和社会资本分析探寻村民对家的认知、建构家的能力，探索“传统—现代”家实践的路径。发现：①家情感蕴含在地村民最根本的共识，传统的家象征其对宗族社会中交往模式和场所格局的维系，现代的家则凸显其对原子化社会关系与商品化空间资产的偏好。②村民拥有关系、信任等社会资本和集体产权、金钱等经济资本，从而具备家实践的能力。③传统和现代家情感交织并驱动村民实现资本的向外博弈和内部转换，最终建构其独有的家空间。研究跳脱西方城市中心主义范式，搭建本土化和系统性的框架以完善家研究，可为中国式城乡现代化推进乡村社区良性转型提供参考。

本文利用重庆市奉节县 390 个行政村（社区）调查数据及 5180 份农村劳动力抽样调查问卷数据，探究农村劳动力回流多维特征，运用二元 Lo‐gistic回归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从个体和村域层面识别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内外源因素，并探究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农村回流劳动力个体在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庭赡养抚养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特征。②村域劳动力回流水平整体偏低，县域中部和南部较高，北部和中南部回流较低，表现出回流水平等级越高，空间集聚越不明显。③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内生性因素影响个体的回流能力和发展动力，而外源性因素决定劳动力的发展机会、生产生活条件和社会保障水平。

乡村众创空间是乡村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文章从生态位态势视角梳理出乡村众创空间的类型，并采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揭示中国乡村众创空间的空间分异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乡村众创空间可分为涉农企业资源共享类、产业园区服务供给类、高校院所成果转化类、专业性孵化器孵化类、创业平台活动聚合类、村域开放协同互助类6种类型。②中国乡村众创空间呈集聚型分布，表现为高密度分布在长江以北的沿海地区，从沿海向内陆逐渐递减，呈现东密西疏、北多南少的特征，且各类型乡村众创空间地域分异显著。③中国乡村众创空间分布受到信息化基础、社会资本、政府支持、区域开放程度、乡村资源禀赋、乡村经济发展以及科技支撑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同类型乡村众创空间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因素之间存在协同增强效应，其中社会资本与乡村资源禀赋的交互作用是首要因素组合。

基于2014—2021年山东省“淘宝村”空间数据集，采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等GIS空间分析方法和Cartogram方法刻画县域尺度下山东省“淘宝村”的空间分布与集聚、关联特征，并以地理探测器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①山东省“淘宝村”空间分布为集聚型，边缘效应凸显，呈现出“全域相对较少、鲁西南相对集中”的空间分异格局。②“淘宝村”的时空演化过程呈现沿“东北—西南”方向轴向扩散、集聚密度不断增强的特征，集聚模式由“双核”到“集聚轴带”再演变为“以线织网”。③邻近县域单元“淘宝村”的数量具有显著正相关性，且逐渐趋向一体化。④电商环境支撑是影响2020年“淘宝村”空间分布的首要因素。

乡村生活场景是乡村景观的重要组成，在乡村旅游中，乡村生活场景如何影响游客的情感体验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文章通过设计眼动实验，将眼动指标和问卷数据相结合，分析游客在观看无/简单/复杂三种乡村生活场景类型时的情感体验，同时考察怀旧感知在两者之间的作用，发现:①简单乡村生活场景会显著吸引游客的视觉注意；②复杂乡村生活场景对游客怀旧感知与情感体验有显著正向影响；③怀旧感知在乡村生活场景与游客情感体验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本研究建议在乡村旅游的宣传设计中，应当意识到乡村生活场景作为视觉怀旧刺激的重要性，并考虑简单与复杂之间的平衡，以求既能充分吸引游客的视觉注意，又可以帮助游客获得较高的情感体验。

我国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活化与保护迎来关键时期。但发展过程中村落主体对文化遗产价值感知的缺失以及城乡文化碰撞衍生一系列文化适应问题。基于此，从城乡融合的时代背景出发，采用非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生活故事等研究方法，对传统村落居民在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实践中的价值重拾与文化适应展开研究，研究结果显示：①城乡融合语境下，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是城市要素注入和多元主体融合合作的结果。②在居民对遗产价值认知不足的现实前提下，宏观和微观层面因素共同促使他们重拾文化遗产价值，价值认同是居民展开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实践的重要动力。③村落居民的文化适应不仅是一个受社会文化环境影响和自身意义建构的过程，还是一个涉及转变前、适应阶段、转变后的动态复杂过程。

城镇化进程中人类对乡村价值的认知不断发生变化，正确认知乡村价值将引导乡村选择合适的政策并开展健康有效的建设实践。本文立足于乡村价值的原生性与动态性属性，梳理了城镇化进程中人类对乡村价值特征、内涵以及重点的认知。针对新型城镇化时期特点，构建了“全域全要素”的乡村价值再认知框架，明确了“乡村地域—村域—居民点”空间层级以及“生产—生态—生活—社会—文化—空间”价值类型，提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价值认知需构建空间层级间的纵向衔接关系并厘清价值类型间的横向关联关系。基于乡村价值再认知，提出乡村发展建议，以期实现乡村价值全域激活、乡村全面振兴。

数字技术发展正在推动城乡关系重构，改变乡村居民的个体生命历程，乡村个体数字实践也推动乡村人地关系与社会关系的转变、重构城乡关系。本文基于个体化理论视角，以广州市桂峰村为案例地，运用生命史访谈等方法，分析数字技术是如何推动个体化进程的转型，进而影响乡村空间重构。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个体化进程转变提供契机，使得个体化进程由原先的城市导向逻辑转向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现代化逻辑；数字技术作用下个体化进程推动着乡村物质和社会空间的重构；数字逻辑导向下个体化进程的转变推动着城乡关系的重构。研究弥补了从自下而上视角研究数字乡村的不足，拓展了个体化理论的研究场域，也为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从乡村性视角出发，构建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路径分析框架，运用fsQCA对海南省26个乡村旅游地进行组态分析，探讨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的不同路径和内在逻辑。研究发现：①基于乡村性视角构建出包含舒缓、归真、新奇、避离、现代5个乡村吸引要素和18个二级乡村性要素指标的分析框架。②单一要素均不构成乡村旅游吸引力的必要条件，要素间通过组合形成3种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路径，分别为景区度假休闲型、民宿餐饮依附型和美丽乡村禀赋型。③舒缓、归真要素组合和新奇、避离要素组合可与现代要素通过等效替代方式构成乡村旅游吸引力。④景区度假休闲型和美丽乡村禀赋型原始覆盖度较高，说明乡村较多以这两种要素组合形式营造旅游吸引力。

建设“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是国家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经过20多年的发展，园区成为了解乡村城市化机制的重要窗口。通过对甘肃定西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研究发现：①园区核心区经历了从乡村性空间、半城市化、城市化空间的转型；②政权主导着园区空间的生产与城市化过程，园区成为空间政治实践的场域；③园区空间城市化的内在机制在于其空间实践过程中建构的空间话语所产生的权力效应；④政府、专家等通过建构“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战略构想、发展理念、政策制度等空间话语，规训着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的流动，介入园区空间的实践与空间的生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等多元主体在空间话语规约下参与、推动着园区城市化的进程。

推动乡村转型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促进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本文基于闽东南地区2000、2010和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分别构建乡村发展水平与转型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县域为尺度，分析 2000-2020年间研究区乡村发展与转型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划分乡村发展与转型类型。研究表明：①20年间闽东南地区乡村发展水平快速上升，均值由 0.1865上升至 0.5058，增加了 1.7倍，且其变化值后期高于前期；转型水平值处于0.3742-0.7111之间，呈现“前期快后期慢”的阶段性特征，其中产业转型和人口转型贡献高于土地利用转型。②20年间研究区乡村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呈现“分散-集中-分散”的演化特征，而乡村转型水平空间分异格局呈现较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空间集聚性和差异性渐增。③综合乡村发展与转型评价结果及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将研究区划分为3大类型区，9 个亚型区，其中存在 I₁乡村低水平发展缓慢转型等“亚健康”类型区；针对该类型区需科学识别其发展转型的限制因素和现存问题，提出符合当地实际的发展路径和治理策略，促进乡村振兴。

多元文化视角是理解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渠道，文化比较亦成为旅游研究的共性思维。文章以北京怀柔渤海镇北沟村为例，探讨多元主体作用下旅游对乡村空间的重构作用，重新审视乡村旅游与多元文化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北沟村旅游发展受到基于不同文化的内外部精英的共同作用，本土精英的回流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具有不同文化性质的主体促进了乡村业态、空间组织和生活方式的转型。外来社会文化在与本土文化相互融合协商推动了旅游产业的创新，形成具有中西文化结合特征的旅游空间。多元文化交流背景下的主体不断实践，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多元文化融合，逐渐摆脱“我者”和“他者”的文化隔离。在共同诉求的驱动下，村集体、村民与外来经营者实现社会空间的融合，组成空间生产的“共同体”。研究以期为优化乡村旅游的组织形式、乡村资源合理配置和人地关系的协调提供策略参考。

本文提出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ruralsocio-material assemblages），作为新的乡村空间本体论与认识论，以此联结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与后结构关系空间的理论取向，开启乡村研究的新视角；并以此回应当代日益交叠、跨越边界的城乡关系下，由多重而复杂的资本逻辑所形塑的乡村空间样态，指引乡村发展另类（alternative）行动的可能性。该理论一方面具体化为乡村基础设施化、乡村的社会—物质配置两个次级概念，以加强抽象理论的解释力度；另一方面联系中国乡村发展与转型实践，提出其本土适用性。

研究以重渡村为案例，运用深度访谈的质性分析法与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分析框架，对重渡村旅游专业村集聚演化过程和机理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重渡村旅游专业村的集聚演化分为 3个阶段，关键行动者意图与行动者网络结构变化共同推动了其集聚演化。②集聚核形成阶段，重渡旅游专业村建设的参与者构成了行动者网络中的行动者主体，并通过行政征召等方式，实现了乡村环境的综合治理。③点轴集聚阶段，地方政府为关键行动者，通过征召方式，推动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的自上而下的行动者网络，明确了旅游发展空间功能，村民自主经营积极性增加。④网络集聚阶段，关键行动者由地方政府逐渐转变为村民，重渡旅游专业村逐渐找到自身发展途径。

乡村振兴要求走乡村内生性发展道路，客观认知乡村发展能力的时空分异格局和交互关系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农业产业发展、农村基础建设和农民社会生活三个维度构建测度指标体系，并引入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识别影响乡村发展能力的敏感因素，以此测度乡村发展能力指数，进而采用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方法揭示乡村发展能力的时空交互特征。结果表明：①我国中部地区多维乡村发展能力提升，但呈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不同维度间差异化显著；②中部地区多维乡村发展能力局域空间格局呈现较强的动态性并整体表现出较强的空间依赖关系；③邻接地级市多维乡村发展能力的时空交互网络以正向关联为主，局部空间呈差异化的竞合态势。

本文基于“网络结构—作用因子”互补视角综合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与空间生产理论，采用半结构访谈法，以广州市凤和空港小镇为典型案例，深度分析乡村转型的具体过程与逻辑内涵，并证实了空间生产的运作机制与行动者网络构建过程的内在关联性。研究表明，凤和空港小镇通过创建文旅型美丽乡村构建了行动者网络，政府、企业、游客、村民等异质行动者互构空间，使原来的空心村、贫困村转型为现代商业社区；空港小镇的乡村转型本质上是将传统村落社群“生产”为都市消费空间的空间商品化过程，以资本、权力、消费文化为主导的空间生产过程，在多方关系交织与话语建构下表现为错综复杂的社会效应。

民宿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实践，研究民宿主的创业动机和获得感对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通过25位民宿主深度访谈发现，创业动机存在双生机理，且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相吻合，呈现出层次性，在经济、情感归属等内部动机之外，创业政策等外部动机驱动民宿创业。创业获得感呈现出多维度性，且受创业动机驱动呈现出相应的层次性。创业动机层次越高，精神层次的获得感就越强,其对应采取的经营模式就不同。获得感意味着资本的积累，进一步驱动民宿主采取行动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创业动机、获得感和经营模式之间的理论框架，探索了乡村振兴的创业环境下民宿主的特征、创业过程和创业结果之间的关系。

文章聚焦于我国西南贫困地区乡村韧性，以重庆市 120 个抽样村为研究对象，采用熵值法，从经济韧性、社会韧性、工程韧性多维度视角评价重庆市乡村韧性水平。研究发现：①重庆市抽样村庄的乡村韧性平均值为0.46（满分为1），处于中等偏下水平。②重庆市北部地区的乡村韧性水平较高，交通不便、少数民族聚居的东南部地区乡村韧性水平相对较低。③经济韧性水平偏低限制了抽样村的韧性水平，体现在生产资本投入不足、人力资本水平偏低、土地资源禀赋不优。④相较于乡村状态韧性，抽样乡村的响应韧性水平较低，主要原因在于乡村经济子系统与基础设施（减灾防灾）子系统的响应韧性值较低。文章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旨在提升我国西南地区乡村韧性的建议。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是美丽乡村乃至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而农户主动参与是乡村生态环境实现根本性治理的关键。本文构建了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发生机制研究框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了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的驱动因素及影响路径。结果表明：①农户行为遵循“认知—感知—响应”的发生路径模式，生态环境治理认知是驱动农户行为的基础性变量，生态环境治理感知是认知正向驱动农户行为的中介变量；②环境社会资本、环境影响敏感度、农户行为自觉等因素分别是制约生态环境治理认知、生态环境治理感知及生态环境治理响应的主要因素；③在美丽乡村建设及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多主体参与的社会监督、社会组织等社会资本建设尚待加强，以农户为中心的多主体参与模式和体制机制有待健全。

本文利用2016—2019年永善县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数据，运用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从数量和素质两个层面探讨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时空格局，基于转入地视角识别转移数量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2016—2019年间，永善县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数量空间分布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空间上呈现由东部沿海尤其是三大城市群地区向中西部逐渐稀疏的趋势。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就业岗位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相对越高，且区域对劳动力素质需求具有锁定效应；转入城市的贫困劳动力素质指数具有显著空间自相关性，城市间不均衡程度加剧。③经济收入、就业机会及生活消费成本仍是驱动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核心力。

选取风险源、风险受体状态、风险响应三个方面16个指标，以外部自然、人文因素、传统村落内部景观和建筑结构等为切入点，构建山地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评价体系，分析重庆市110个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并针对性地提出保护建议。研究表明：①构建的风险评价体系能够综合反映山地传统村落空间系统外部压力和内部脆弱性，体现其空间差异。②重庆市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属较高及以上等级的有42个，占村落总数的1/3以上，主要分布于渝东南武陵山中山地区，如酉阳、秀山等地。③风险等级较高及以上的传统村落，应提升主体风险防范能力，合理规划村落发展，避免城镇边界扩张挤压传统村落空间，导致其非自然性衰落。山地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研究从宏观揭示风险驱动因子，识别风险胁迫大小，对传统村落精准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即是彰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阵地。基于长江经济带国家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数据，运用GIS技术及空间统计方法对三批次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地域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并结合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索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格局呈现集聚分布形态，整体体现出以黔东南、滇西、湘西为核心的三足鼎立格局和“大集中、小分散”的分布特点；三批次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重心向西方向迁移，分布总体走向呈现逆时针旋转变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格局呈现由“多个高密度核心区”向“一核多点”结构形态再到多核驱动的“多地开花式”演化；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冷热极化现象显著；自然地理因素、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条件、人口分布状况、文化服务环境等因素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地域空间格局影响显著，且影响程度存在空间差异。最后，提出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格局优化及振兴发展的建议。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本方向。在当前推动乡村振兴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时期,深入探究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更准确地探索乡村振兴路径。本文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思想以及城乡融合发展思想,结合山西乡村振兴实践面临的困境,对乡村振兴微观路径进行探索。研究结果表明: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地域系统人地关系协调可持续的重要驱动因素。从人才、文化、组织、产业、生态等方面探索制度和各类要素的城乡融合发展具体路径,调整乡域系统人地关系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可以为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理论参考。

基于传统村落活态性内涵，从村落人口、物质遗产以及非物质遗产3个方面构建传统村落活态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访谈问卷、实地踏勘、文献查阅等方法获取数据，根据发展路径的差异划分传统村落类型，对分属旅游发展型、传统技艺型、综合开发型和生活服务型的湖南省永州市4个传统村落活态性进行测度。结果表明：①失活现象在各类型传统村落中较为普遍；②不同类型传统村落人口活态情况差异明显，其中旅游发展型村落人口活态性最好，生活服务型村落人口活态性最差；③不同类型传统村落物质遗产失活程度相对较轻；④不同类型传统村落非物质遗产失活程度整体较高。

本文构建了“劳动力流动—地方感—人居环境整治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913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Bootstrap方法验证了地方感在劳动力流动影响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①家庭劳动力外流抑制了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行为，家庭劳动力返乡促进了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行为；解决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影响依然显著；②地方感在劳动力流动影响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行为过程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劳动力外流通过削弱农户地方感，抑制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行为；劳动力返乡通过增强农户地方感，促进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行为；③劳动力外流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负向影响随着外出务工距离的增加而增大。

传统村落物质形态既是空间的产物，也是时间的产物，具有动态的历史延续性。基于康泽恩形态学的方法，本研究从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关联互动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傣族传统村落弄么村物质形态的生成逻辑与演变过程。研究发现：①弄么村的物质形态与社会文化形态之间存在复杂的辩证关系。民间非正式组织、基层治理与弄么村的物质形态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形塑与表征关系；②道路系统是弄么村最为稳定的形态要素，地块则较为稳定，而建筑形态却发生着频繁的更替；③弄么村形态演化表现出时间顺叙性和空间连续性。村落中被抹去或保留的形态要素对后续形态的生长具有明显的制约或主导作用。

本文基于分形理论，借助聚集维数、空间关联维数及形态维数，对茂名县域、市域及镇域乡村聚落分形特征进行研究，并从自然地理、人口、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方面构建指标体系，运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法，探讨分形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乡村聚落呈多尺度、多分形特征。聚集性从市域到镇域呈从地理导向到行政导向的趋势，高城镇化水平地区聚集维数一般较大；市域关联维数高，联系性低，镇域联系紧密；平原聚落形态优于山区。②聚落空间形态与结构相互作用。聚落形态简单的地区聚集性较低，但联系紧密。③自然因素主导村落格局，城镇发展带来的人口、设施和经济变化分别是乡村分形的主控、推动和催化因素。本研究对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振兴具有积极意义。

村级尺度上探索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区域贫困之间的关联特征以及二者耦合作用机理，是实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的重要一环。本文分别建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多维贫困综合发展监测模型，结合时空探索性分析和耦合协调分析方法，综合揭示两者的时空发展分布特征及其耦合关联关系。2015—2018年研究区内58个行政村的实证结果表明：①研究区内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呈中段高、南北段低的空间非均衡性分布，整体发展差异呈缩小趋势；②研究区内贫困村的多维贫困状况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中北段地区贫困程度较轻、南段贫困程度较深的格局；③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多维贫困存在空间负相关性关联与明显耦合，且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贫困村多转为同步型发展。研究结果可为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