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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对移民聚居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美国“芝加哥学派”，随后经历了同化主义、多元主义、异质本地化和跨国主义研究思潮，不仅拥有丰富的实证研究成果，而且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总体上看，对移民聚居区的研究，区位选择方面经历了中心城区到郊区的演变，空间类型包括族裔飞地、族裔社区和族裔郊区，移民聚居区经济经历了单个案例到不同案例的对比研究，形成机制方面从民族团结理论转向不同作用者和空间生产理论，此外，西方移民聚居区还加强了反作用和空间效应的研究。本文在评述西方移民聚居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内移民聚居区研究现状，提出中国相关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的借鉴之处。

同性恋旅游正在成为一个全新的旅游细分市场，而身份认同作为中国“同志”在旅游过程中的自我认同和身份的确认，在旅游体验的获得上具有较为紧密的关联。身份认同与旅游具身体验的响应研究以中国“同志”赴泰旅游为例，通过16位中国“同志”旅游者五天四夜的赴泰旅游日记的撰写，并结合后续通过3位日记撰写受访者和6位赴泰旅游的受访者的深度访谈逐字稿进行访谈，探讨中国“同志”赴泰的身份认同与具身体验响应的内在关联研究。研究表明，中国“同志”赴泰旅游体验是实现身份认同和自我认同的具身性实践和反思，也是叙事性内容建构的过程，进而得出身份认同与旅游具身体验内在关联的叙事过程性空间模型。本研究将补足深化和拓宽亚洲“同志”的身份认同与具身体验的研究较少的现状，做了进一步的细分旅行者行为和心理的研究。

以广东省21个地级市为例,利用ESDA分析方法和2000-2012年的数据,对广东省创意阶层的空间集聚特征和演变趋势、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探索。结果表明:广东省创意阶层的空间分布存在明显差异,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分布较少,与广东省经济格局较为一致,集聚呈现二元结构;在总体空间格局上,区域创意阶层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征,空间整体差异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各地级市自身与周边地区的相互联系比较微弱,创意阶层高聚集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不明显。从创意阶层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看,不同时间段的显著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总体上,科技是持续显著影响广东省创意阶层空间集聚的因素,其次是社会人文因素和城市的工资水平。

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城镇化,旅游城镇化已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同时也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综合梳理的基础上,对旅游城镇化的概念内涵、驱动因素、特征与影响进行研究对比与综合评述。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系统回顾,展示旅游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及研究价值,辨明旅游城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以期为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有力支撑。在当前中国旅游城镇化的消费特征、社会阶层、主客关系、身份认同、城市与文化表征亟需深入探索与案例研究的背景下,国外有关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与特征的研究成果,对我国未来的旅游城镇化具有重要的指导与借鉴意义。

随着福特制生产方式逐渐式微、"新区域主义"的兴起,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所倡导的区域发展模式从20世纪60、70年代的增长极战略转向90年代以来的产业集群策略。纵观增长极理论的实践绩效,几乎乏善可陈,可是其在区域发展领域的思想影响却挥之不去,在区域和城市规划中仍被普遍搬用。本文从"新区域主义"的典型代表思想——产业集群理论视角,对存在和影响了近半个世纪的增长极理论进行反思。从集群策略实施的必要条件、普遍适用性、区域效应等方面对集群理论进行了思考,并指出实施集群策略应该汲取的教训。

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和军队,在中国这块辽阔广袤的地理舞台上,演出的一幕打倒国内外反动派,解放和建立新中国为目标的胜利活剧。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国情"。又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

旅游者符号实践概念的提出旨在进一步凸显旅游者在旅游吸引物符号建构中的主体性。本文以杭州西湖的"西子"诗词为例,初步探讨了旅游者符号实践概念的基本内涵、理论支撑与研究价值。旅游者符号实践并不是对已有符号记忆的被动接受,而是借助旅游者的亲身体验,不断将其运用到旅游实践中去加以检验、深化和再创造的动态演进过程。符号学理论、实践理论和(身体)现象学理论构成了旅游者符号实践研究的三大理论支撑。符号实践是旅游者符号体验过程中主观与客观、过去与现在、已知与可能、我者与他者、代表物与对象等诸多二元关系的中间环节和关键枢纽,既关系到旅游者的符号体验质量,也与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因而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乡愁涉及空间和地方,且与人之情感密切关联,故关于乡愁的研究与地理学密切相关。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指引人们的空间实践。文化地理学的任务之一则是从文化上理解和评判空间和地方的现象。本文分析立场是人文主义地理学,以及由之派生的道德地理学。本文从空间和地方两个维度分析乡愁的背后的道德,并列举了较为成功的乡愁实践案例。归纳出的结论有三:第一,乡愁的道德具有大小、距离、移动性的空间维度。第二,乡愁的道德具有身体层面、经验层面和社会建构层面的地方性质。第三,无论是空间道德评价还是地方道德评价,都在回答对自己、对他者、对自然的态度,在评判留住乡愁的空间规划实践是否"合理"。本文最后提出了文化地理学关于乡愁空间道德和地方道德的分析框架,以供读者讨论。

基于经济型酒店高速发展的背景，通过相关文献研究，选定社会经济基础、交通条件、商业因素和公共服务4大因素13项评价指标，利用综合熵权法和加权平均叠加法构建经济型酒店微观选址适宜性评价的方法和步骤，组合运用缓冲区分析以实现评价指标值计算、空间插值以实现研究区域新建经济型酒店适宜性评价、泰森多边形划分计算经济型酒店市场域以评价经济型酒店在研究区域的总体选址情况。以上海中心城区的黄浦、杨浦、虹口、长宁、徐汇、闸北、静安、普陀等8个区及区域内33家锦江之星为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黄浦、静安以及徐汇的北部、闸北的南部适宜锦江之星选址；环城高速中延安高架路、内环高架路、中环高架路中心城区段沿线区域适宜性较高，适宜性区域沿着高架两侧分布；大部分锦江之星门店的微观选址合理。就新门店选址而言，静安和黄浦交界处、环城高速南北高架段和苏州河交界处以及黄浦区黄浦江沿岸皆为可选址区域。

城市与区域的互动一直是城市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论题,并在经济全球化、城市区域化、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日益复杂化。城市-区域系统理论用单元模型来诠释城市-区域系统的互动方式,用系统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并以加权voronio图来确定城市-区域系统单元的边界,从而把城市与乡村融为一个"一体化地域",由此提出了一个研究地域整合的新视角。在城市-区域系统视域下,中心城市是城市-区域系统的互动核心;城市体系是系统的"骨架"并体现其组织结构;城市群是承担特殊功能的城市-区域系统,须提升其内聚力和外联度,从而达到城市与区域高效互动、综合发展之目的。论文以中原城市群为例,提出了基于核心组织、内聚组织、外联组织和区域支撑四方面的整合建议。

城市诞生时就相互保持着联系,只有将城市纳入世界城市网络中才能正确把握城市产生和发展的本质。1980年以来在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世界生产要素和产品市场开始整合,世界城市的兴起是国际劳动分工在空间上的表达。Cohen、Friedmann、Sassen、Castells和Taylor等学者提出并发展了世界城市理论,世界城市网络理论已经成为研究城市问题的重要框架。联系数据的缺乏长期制约了世界城市网络的实证研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学者们创新性地解决了方法论的问题,对世界城市网络的各个层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地理学思想史研究对地理学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国内对地理学思想史的研究比较缺乏。地理学思想史的任务并不仅仅是讲述地理思想和知识的产生、形成和演变过程,而且要通过这一过程达到对地理学性质的把握和准确认识。通过地理学思想史研究可以把握地理学的要旨:地球表面的差异性是地理学的关键,而对此进行描述和解释是地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地理学思想史有两个大的发展阶段:古典时期和近现代时期。在面临坚持传统与积极创新的抉择时,地理学家应该多从思想史中吸收和借鉴,并避免掉入二元论的语义陷阱。

随着近年来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对于视觉的社会文化构建的高涨热情，丰富而庞杂的视觉影像和人们的"观看之道"逐步为西方人文地理学界所关注。学者开始关注不同的社会行为主体如何通过不同的视觉影像可视化表征地理实体，"视觉"成为塑造和重构空间和生产地方想象、认同和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同时，视觉物质又为涉及人类主观实践、展演和生产技术的重要之物，视觉物品在人们涉身的空间政治、日常物质接触和情感中又可催生非常广泛的社会文化意义。本文通过对人文地理学，特别是西方人文地理学界对于"视觉"问题的广泛关注和多样的介入方法进行梳理，以期展现充满文化、社会、政治乃至经济内涵的"视觉"地理问题发展脉络及其独特意义，也为国内社会文化地理学开拓新的研究视野。

进入新世纪以来,具有区际意义的城市群发展出现了多元化全方位的时空变化,合作与竞争并存,发展与制约同时存在。信息网络化、产业集群化与重大基础设施一体化日益成为人类经济活动、文化科技交流和民众居住生活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成为城市群日趋完善的新动力和新机制。科学发展观、城乡统筹、城市现代化和国际化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等均已成为我国城市群重大发展战略和建设目标,也是加快我国城镇化现代化的重大举措。为此,对我国城市群区域内产业集聚、城乡统筹、紧凑空间组织、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发展战略与建设目标进行综合性、系统性的深入研究,将具有重大的社会实践意义与科学性的创新求索和重要的学术价值。

利用2004年河南省997个城镇数据及夏代以来的城镇演化空间数据,对河南省城镇发展进行了时空梳理,河南省城镇数量的变化可以划分为5个阶段,呈现出较强的波动性,其原因主要有: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政治重心北上、政府行政干预等。河南省城镇分布的最初格局受当时人们取水方式等技术条件的限制呈现沿水系分布的空间格局,铁路的兴建使河南省城镇布局的限制条件得到改善,公路建设使城镇布局更加趋于合理、均衡。但不同区域经济的增长使城镇分布又相对集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省城镇分布向均衡化方向发展,同时在局部地域又有较为集中的块区。河南省城镇的空间格局基本符合中心地理论,但各地域的主导因素有一定差异。

在建立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构建了城市物质环境与人口结构交互作用的关联度模型和耦合度模型,揭示了长春市物质环境与人口结构耦合的主要因素及耦合关系,并对长春市内部空间单元物质环境与人口结构耦合的分布规律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长春市物质环境与人口结构系统要素耦合的机制错综复杂,而且关系密切;耦合度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工业区和旧城区较大,商业区和城市边缘区较小的主要特征,城市内部空间单元可划分为高水平协调耦合、磨合耦合、拮抗耦合和低水平耦合等4种类型。总体而言,城市内部空间单元的拮抗和低水平耦合区域比重较大,城市物质环境与人口结构需要进一步协调。

后现代思潮背景下，性别研究在人文科学领域越来越重要。性别不只是关于个体身份的自然属性，更是一种映射社会变革、社会不平等和反抗特权的社会关系。本文梳理国内外女性主义研究的相关文献，具体从女性主义地理学理论渊源、西方女性主义地理学和中国本土女性主义地理学等三方面对女性主义地理研究进行综述。较之于国外同行，国内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仍显单薄，多数是采借和沿袭西方的相关理论进而通过特定案例加以印证（佐证），某种意义上是对西方同行的回应性研究。未来的我国女性主义地理研究，需要关注三个问题：从我国传统文化女性发展理论中吸取营养；聚焦女性日常生活世界领域的实践逻辑；女性作为能动者的个体和自组织的集体智慧需要引起注意。

福柯研究对西方地理学具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国内地理学界对福柯的引进和讨论不多。本文基于福柯对权力关系和不正常的人的研究，以异端空间的生产为切入点，归纳了异端空间与权力交互作用的理论框架。其中，权力主要通过特殊化、风险化和知识化取得干预的合法性，而又通过监视、照料或隔离等手段确保对异端的治理。应用谱系学方法，本文总结了四个异端空间生产的原型，并通过将这四个原型应用于一系列中国日常政治地理现象的解释，展示了异端空间生产对理解权力关系的重要意义，揭示了知识—权力与空间生产过程的相辅相成。最后，讨论了异端空间生产的分析对于扩展中国政治地理学理论视角和研究话题的重要性。

从沿线城市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和中心城市“小时经济圈”两个维度分析高铁开通对中国城市可达性的影响，利用引力模型、区位优势潜力模型、Moran指数等研究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影响。研究表明：高铁开通显著改善了沿线城市日常可达性；高铁开通后33个沿线城市对中国261个地级市的“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均值降低；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城市交通发展不平衡性有小幅度改善；北京、武汉“小时经济圈”呈“面状蔓延”模式，上海、广州、西安的“小时经济圈”呈“轴线扩展”模式。高铁开通显著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沿线城市可达性水平提高，城市间经济联系更加密切，二线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增长率最高；长三角城市群区位优势最突出，长江中游城市群潜力巨大；高铁带来的扩散效应增强。最后，本文就依托高铁建设推动中国区域经济健康发展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

本文在劳动过程理论和女性地理学研究的理论成果上，对学校食堂进行研究，分析两种类型女工在工作场所的分工等级与认同机制。首先，劳动过程理论的意义在于解析了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制造服从的员工和稳固的分工等级关系；但是本文研究表明，当部分女工没有被完全纳入生产的中心环节时，她们进入工作场所之前的性别身份就起到了重要的预设作用。籍此，本文试图推动社会—空间作用双层机制研究，尝试推动微观空间尺度内自我身份在劳动过程中认定与生产的理论建构。

本文研究了空间感知基点的改变影响地方依恋持续性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①一个地方进行空间要素的形式改建、位置移动或色彩变换会导致空间感知基点的变化,进而引发地方依恋的减弱或中断,因变化后的空间物质要素和人们的地方记忆不符,从而引起地方的不认同。②当环境感知基点的改变迎合了人们的心理或某些功能需求后,地方记忆对地方依恋的支配地位便受到影响,因而依恋不会显著降低且可能增强。③地方记忆包括童年记忆,校园记忆和成年记忆,且内容一般与休闲活动相关,其中前两类最不容受侵犯。

文章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认为城市文化街区主要包括历史文化街区、城市中心商务文化街区、主题文化街区、特色文化街区。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论述文化街区的主要功能,认为城市文化街区功能演化实质是一个不断传承文化、创新文化的动态螺旋式发展过程;探讨了城市文化街区的功能演化机制,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城市旅游发展、文化发展是城市文化街区功能演化的三大外部影响因素。认为将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导入文化街区,是引导街区发展的一种有效途径。

为揭示西安高新区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高新区中的地位,首先采用聚类分析及因子分析方法对53个国家级高新区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西安高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前十名,处于发展良好的一类;接着从高新区企业平均经济规模、人均工业总产值、企业市场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能力及技术转化能力五个方面对包括西安高新区在内的发展较好以上的30个高新区作了进一步分析,指出了虽然从整体来看西安高新区的经济发展在人力资源、科技创新、产品开发等方面存在的优势,但与成都、武汉等高新区相比,其优势并不明显;最后提出了西安高新区应该从产业环境、招商引资和软硬环境等方面提高其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本文从对人地关系内涵的认识分析入手,着重探讨了人地关系演进的基本趋势与规律,并对人地关系的基本原理作了简要的论述。

当今世界有两个货币现象引人注目，一个是欧元危机，另一个是人民币币缘政治影响的扩大。文章总结了扩大人民币币缘政治影响所取得的成效，探讨了进一步提升的路径。将人民币币缘政治影响的扩大总结为使用范围扩大、跨境贸易中结算额增加、与其他货币的互换额攀升、可直接交易国家增多、离岸清算中心数增加、国际地位提升、国际化指数提高7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币缘政治影响的6点建议：①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增强我国的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②积极开展国际贸易合作，③遵循周边→区域→全球的顺序有序推进，④以地缘优势共建“一带一路”倡议，⑤充分发挥香港、中国（上海）自贸区的作用，⑥借力亚投行的平台，优化国际金融格局。

新兴技术产业的空间集聚与扩散对大都市区的空间结构有直接的影响，厘清新兴技术产业的空间分布和区位选择规律对新兴产业集群培育和大都市区空间结构调整都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本文分析了上海市物联网企业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特征，结果发现初创期物联网企业在郊区集聚，随后向郊区其他区域扩散，并呈现出从单极向多极集聚转变的空间演化进程。通过构建负二项回归探究上海物联网企业的区位选择因素，结果表明制度因素和企业集聚效应对企业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在产业发展初创期，企业区位选择受政府管制和市场机制双重影响，其中制度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在随后的兴起期，产业集聚效应对新企业的入驻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段义孚的《恋地情结》核心方法论为理念论，以此为基础实现环境研究的综合性。首先，《恋地情结》从理念出发的"规范性视角"实现了环境研究的综合性。其次，理念论的核心内涵为荣格精神分析学所提倡的圆形（曼陀罗）意象，象征人类对理想环境的追求，是"恋地情结"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圆形（曼陀罗）意象跨越历史与地域呈现在不同的城市空间里，并在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形式的演变，这构成段义孚城市本体论思想的核心内容。目前，中国地理学对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思考，倾向于注重其地理知识的差异性，忽略其规范性；对环境中人的理解，也体现出了单向度人的特征，《恋地情结》理念论体现出的规范性与整体性视角，无疑能给予新的启发。

在对国内外地方感的各种概念辨析梳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特点及实例研究对地方感给予了重新解读，提出"消极地方感"的概念。研究指出：①地方感是人对地方的一种综合性情感体验，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而地方依恋、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地方疏远、地方厌恶、地方恐惧等均属于地方感的某一类表现形式；②城中村被周边繁华的都市环境围绕，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其居住环境繁杂、邻里关系淡薄，城中村移民缺少地方情感的依附，形成一种"无根式"的消极地方感；③移民在无法融入迁入地的同时，由于无法接受迁出地的变迁与衰退，而在心中形成另一种"失根式"的乡村消极地方感。

关于商业性家庭企业的研究基本多是从供给者角度展开的，鲜有文献对其客源市场进行科学、深入的分析。本研究以台湾民宿的住客优质体验为研究对象，采取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以住客对台湾花莲民宿的优质体验分享和民宿本身的公开信息为主要原始资料，识别和提炼出客源市场对商业性家庭企业的体验规律： ①游客追求建构主义真实性体验，既包括当地文化的真实性感知，也包括个体生活的真实性感知，而且现代性是建构主义真实性形成的基础； ②建构主义真实性引致存在主义真实性的产生；③对游客内心疏离感的弥补是建构主义真实性引致存在主义真实性产生的条件。这些研究发现对于促进商业性家庭企业的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

经济空间结构是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为了揭示湖南省经济空间结构演变过程及演变机制,分析了湖南省经济空间结构演变过程;并从工业化、区域政策和城镇化等方面分析了其经济空间结构演变机制。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湖南省经济正处于空间集聚过程,经济空间结构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模式;湖南省经济空间结构与工业化、区域政策和城镇化存在内在联系和耦合关系,其中工业发展是湖南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经济空间结构形成与演化的重要原因。

基于问卷调查和GIS空间分析，深入剖析贫困户的致贫原因与帮扶需求，识别不同地区的主要致贫原因与帮扶需求类型，探明二者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内在关联，并提出相应减贫对策。结果显示：①贫困具有多维性和多重内涵，贫困户的致贫原因类型多样、程度不等，但总体上收入和社会保障不足是其最普遍的致贫原因。贫困地区的主要致贫原因差别显著，同一致贫原因的致贫程度呈现明显地域特征。②贫困户帮扶需求类型多样化，但加大资金帮扶力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是其最迫切的需求。贫困地区最主要的帮扶类型差别明显，对同一帮扶类型的需求程度不尽相同。③致贫原因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帮扶需求的类型及其空间分布，但不起决定性作用，二者存在错位现象。

乡村发展是一个综合性和复杂性的问题，具有多元化的观察视角。本研究从地理学出发，选取空间、转型、功能、制度四个视角，对当代中国乡村发展研究的现状进行系统化梳理，并分别对四个视角下的研究内容进行评述，发现我国地理学研究呈现多元视角融合的趋势，且存在缺少多元理论指导、对城乡关系关注不足的共性问题。基于此，结合国内外乡村发展研究最近成果及我国实情，尝试提出中国地理学对乡村未来发展研究的导向：推进城乡一体化为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研究、加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发展网络研究、加强城乡统筹理念下的乡村多元发展路径研究、推进城乡等值化理论指导下的乡村规划和管理研究。

贫困地区的地理识别，是区域扶贫政策精准、有效实施的前提。以经济指标衡量河南省县域相对贫困程度，并借助有序logit回归模型分析社会经济发展、自然条件、区位交通、历史基础4类变量16个影响因子对区域贫困状况的影响程度。分析发现，河南省县域综合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县域多分布在豫西和豫东南，且区域内存在部分潜在贫困县。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工业化水平、居民储蓄水平、气温、湿度、到最近城市的距离、国道道路密度、期初经济水平7个因子对县域贫困程度影响显著。地区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在重视经济因素的减贫效应时，也应重视自然因素的致贫效应，政府主导，因地制宜，逐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武汉近期人地关系显著变化,相关分析时效性和精细度有限。基于六普数据,在都市发展区、主城区上叠加格网,运用Arc GIS、SPSS研究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发现都市发展区人口紧凑集中于三环内,两江交汇处密集成片,人口向主城区集聚态势仍显著,未出现明显郊区蔓延。揭示都市发展区人口分布呈显著集聚特征,存在"低密度人口冷点环带","冷点地区"与总规生态绿楔吻合。认为主城区人口密度分布呈整体多中心、局地单中心格局,4km范围内呈显著单中心,幂函数模型精确拟合。三环内形成1个人口主中心和4个次中心。9km范围内,主中心支配力强。9km外,主次中心差距缩小,次中心支配力彰显。推演出4km内的单核心模型表达式、9km及全域的多核心模型表达式。

本文从游客涉入和地方依恋的维度层次出发,构建游客涉入对地方依恋的影响模型,以徐州汉文化旅游区为案例地,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分析了文化旅游区游客涉入与地方依恋的结构性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游客涉入对地方依恋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重要/象征性维度显著正向影响地方依赖;愉悦性维度显著正向影响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风险性维度显著负向影响地方依赖。地方依恋两维度间的关系也被证实为地方认同显著正向影响地方依赖。

犯罪地理学主要研究犯罪现象的空间发生、发展和分布规律。从21 世纪以来SSCI、SCI 收录的地理学及相关学科期刊中整理500 多篇犯罪地理研究相关论文，分析西方近年来犯罪地理学发展态势，并选取100 余篇代表文献重点评述。总体来看，2000年以来，西方犯罪地理研究通过创新研究方法、加强学科融合等途径推进了犯罪过程和机制的研究，犯罪时空模式、城市社会环境与犯罪的关系、犯罪仿真模拟与地理画像、犯罪空间防控等领域发展迅速，犯罪地理研究不断扩展和深化，学科体系和发展脉络日益清晰。以此为鉴，未来国内的犯罪地理学应加强实证研究，以犯罪空间分析为重点，逐步形成包括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空间观的研究体系。

本文针对中国旅游发展在供给侧、需求侧以及两者交互下市场方面出现的问题及其折射出学术研究的人本性学理的缺陷，从新公共管理学学理出发，依据社会科学人本观“正负反馈机制”的方法论，结合人文地理学的空间结构价值理念，首次系统探讨旅游发展动力层次与层次替代范式及其层次动力间的交互机制。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人本价值下旅游驱动力范式的相互交互反馈机制。包括：旅游需求侧的社会驱动力机制与流动交互转向规律、旅游管理侧的供给驱动机制与交互错位供给的失效规律、旅游消费文化市场与管理供给、社会需求交互的引领阻尼规律，以及旅游供给、需求与市场动力交互的反馈机制与范式。在上理念下论证了旅游发展是多元范式下的范式交替转移规律，并提出区域旅游管理的社会价值与空间体系耦合的旅游经营理念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区域旅游公正机制管理、控制与规划路径。

景观意义一方面要对其符号化的表征元素进行解读，另一方面也要关注其不可表征的意义。本研究梳理了国外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景观研究，发现： ①表征视角下，一方面景观既被看作文化的产物，又是不同时期文化的再生；另一方面景观在权力博弈中曲折发展并推动其象征性意义的演变。②非表征视角主要关注日常生活行为、情感等方面所反应的社会变迁以及所感知的多元、复杂与不稳定的景观意义。国内新文化地理学视角的景观研究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对一些具体案例进行了尝试性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研究有助于中国学者结合转型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地理学景观理论体系，推动新文化地理学在中国的良性发展。

身体理论的发展为旅游体验本质的探究提供了新的可能，国内外的研究开始关注人的某些感官体验，但作为一个整体的身体还极少得到审视。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采用身体地理学视角，对收集的徒步旅行游记和访谈进行扎根理论分析，提炼出24个范畴、7个主范畴和1个核心范畴，据此建立旅游体验本质模型。结果表明，徒步旅游体验本质上是一种具身化生成实践，即旅游者通过具体身体的参与，与旅游情境深度融合，寻求个体完善与成长的对象性活动。具体包括身体意识的唤醒、身心的浸入、与他人和自然的共在以及个体的生成等四种体验类型。这些体验主要通过旅游者由身体痛苦到精神快乐的逆向选择、具有仪式象征意义的行为表演和面向自我的反思性观照三种典型路径达到。在此过程中，作为整体的身体解除了规训和压制，展现出生动鲜活的样貌，迈向持续的生成之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