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暴露的健康效应及其人群公平问题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女性主义地理学突破经典的区域分析视角，聚焦群体特性以及群体间物质和社会环境差异，为理解该问题提供理论支撑。本文从女性主义地理学视角出发，通过计量分析揭示近二十年来环境暴露健康效应研究的演化趋势与前沿热点；基于性别身体与环境的互动模式，凝练不同层次环境暴露的健康效应机制，构建女性主义地理学视角下的环境暴露健康效应理论框架。分析发现，研究由最初关注普遍意义上的空间、身体和女性关系，逐步细化至特定地方和场景中的群体不平等，重点探讨多种弱势属性交叉群体的健康问题。对健康的理解也从单一健康概念转向包含感知与体验的多维健康建构。前沿热点呈现出三大聚类，涵盖邻里环境暴露、移动环境暴露和感知环境暴露的健康效应。性别差异与女性群体内部差异在身体栖居、流动与体验过程中交叉作用，导致健康的人群不平等。未来研究应立足中国语境，探索以特定群体需求为核心的“在地化”健康干预策略，推动包容性健康地理环境建设。

旅游空间不仅是旅游地理学的基础问题，也是旅游地理学、旅游社会学、旅游经济学等诸多旅游分支学科的研究交汇点。国内诸多研究均冠以“旅游空间”之名，但对何为旅游空间及其有何特质性等基本问题的回应却语焉不详。文章梳理旅游空间研究相关成果，兼顾不同学科视角对空间研究的差异。研究认为：旅游空间是以旅游者和旅游吸引物为核心，旅游主客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衍生空间，其实质是附着了旅游意义的场所；旅游系统不同维度与空间系统不同层次的耦合，形成旅游空间系统的互动结构，并催生出旅游空间的流动性、模糊性、关联性、复合性和符号性特征。相关探讨有助于深化旅游地理学基础理论研究，并为旅游空间的跨学科分析提供对话平台。

不同尺度、不同类型的资源“线性”发展趋势需要立足地理学时空思维，针对线性资源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完善已有的资源认知体系。文化旅游产业为推动资源整合和创新利用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议题和发展路径。研究认为：和合共生为理解资源在“时间—空间—价值”多维度的“线性”转变提供认识论基础，也为线性资源文化旅游利用提供重要的方法论启示。针对线性资源动态演化的整体性审视及其文化旅游利用的基本事实，提出线性资源文化旅游利用的“R-P-D”理论假说，在资源资本化、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助推下，遵循“线性资源—线性旅游产品—线性旅游目的地”互动循环、螺旋上升的滚雪球过程，资源跳出了空间，空间不断孵化新资源。在和合共生理念指导下，始终遵循将资本权力置于中国式现代化人本逻辑之下，实现资源利用到空间创新的可持续迭代发展。研讨未来可以重点开展线性资源文化旅游利用的过程、机制和不同空间模式研究，以期为资源的创新利用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随着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不确定性骤增以及多重危机叠加，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作用主体、过程机制均呈现多尺度关联性，导致演化韧性视角面临解释力瓶颈，新一轮研究视角转向呼之欲出。结合文献计量分析和内容再思考得出以下发现：①区域经济韧性文献数量增长日益加速，尤其自2020年新冠疫情后蓬勃发展，形成了以欧洲地区为核心的作者群及合作网络；②主流研究仍遵循演化韧性范式，侧重关注影响韧性特征、过程和机制的区域内生结构及能动性要素；③新近研究争论，演化韧性范式难以充分解释当前全球经济联系剧烈变化下的区域经济韧性问题，关系视角研究开始起步，全球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韧性等新概念新方法被纳入研究框架。最后，聚焦从演化到关系的研究视角转向，展望未来研究方向：关系韧性下区域经济韧性的理论基础与概念化；关系视角下区域经济韧性的分析框架；关系视角下中国区域经济韧性研究启示与议题。

生计始终与农村发展和农村研究紧密相连，生计研究对助力农村家庭脱贫减贫、审视农业动态过程以及解决农村发展问题起着关键作用。面对聚焦地方性空间的可持续生计方法与流动性的网络社会之间日益紧张的矛盾关系，著名的生计研究学者Scoones提出要将尺度作为生计方法的核心要素。生计的尺度视角实质上强调以网络关系、流动性、连接为表征的跨地方性空间的重要性，这必然要求生计研究摆脱地方性空间的限制，从跨地方性视角解读生计已成为当前生计研究的焦点内容和发展方向。跨地方生计已被广泛应用于解释农村发展、移民、恢复力、气候变化等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本文通过对跨地方生计的源起、内涵、关键要素以及研究议题进行系统化理论梳理，在此基础上构建跨地方生计研究体系，对于推动生计研究范式以及践行乡村振兴战略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为西方人文地理学一种理解自然与社会交互关系的理论动向，自然的社会建构认为自然本质上是社会的自然，并从自然的话语建构和自然的物质实践两方面讨论自然是否以及如何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该理论被引介到国内后主要形成了自然的社会建构过程、自然的社会建构与空间/地方、自然的社会建构伦理等主题，总体上仍处于理论本土化探索期。为进一步将相关研究引向深入，服务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践，文章提出了国内未来的深化研究方向：关注中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新型社会自然关系的构建、关切社会—生态转型与环境正义问题、服务基于文化的自然保护实践、探索多样化的自然社会化情境、深化“人—自然—地方”研究。

本文在回溯中国国土空间规划研究历程的基础上，系统归纳了近20年来国土空间规划研究的特征和主要议题。研究表明，1990年以来中国国土空间规划相关研究响应国家政策，相关成果形成了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生态保护与指标构建、城乡规划及其它专项规划为核心，以国土空间管制和治理、生态文明建设、三区三线和“双评价”为重点的研究体系；研究内容的多样性和融合性持续显著，以理论架构、规划体系和技术方法探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以及对重要战略的响应等较为常见。新时期的研究一方面需加快形成理论与实践工作的双向反馈机制，同时还应重视如何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科学内涵和认知转化为管理实践，从而支撑和优化相关规划体系。

作为跨越空间障碍的重要手段，数字技术的发展给农村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本文基于信息通讯技术与农村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总结了信息通信技术在消除农村空间摩擦与虚拟障碍中发挥的中介和连通作用，归纳了数字技术在农村社会层面与经济层面的应用场景，并概括数字技术对农村人地关系变迁的影响。数字技术不仅增强了农村经济韧性与社会韧性，也改变了农村的空间韧性与生态韧性。随着信息通讯技术变革及其应用快速渗入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数字农村研究必须紧跟新的发展趋势。数字技术前沿应用、数字技术与消费可及性，以及除电子商务外的其他技术融合议题应持续聚焦。

乡村经济转型是乡村转型发展的一个侧面，也是乡村重构与转型问题的重要研究领域。文章以人文地理学中的地方、尺度、空间等概念为工具，围绕“城市—乡村”“全球—地方”“集聚—分散”三个对立统一的词组展开论述，结合西方乡村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领域的相关理论，整体性论述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乡村经济转型的特征与规律。结果表明，“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范式预设了一个滞后与先进的阶段性秩序，并不能有效揭示乡村经济转型的本质。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乡村经济转型应该被视为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和地区相互作用的共时性的空间过程。本文初步构建了一个涵盖微观地方、中观区域（城乡间）、宏观全球（国家间）的跨尺度分析框架，以此关注各级尺度相关因素的综合影响及其在不同尺度之间传递的复杂性，为今后乡村经济转型的具体问题研究奠定了基础。

学术对话是学术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和保障之一。学术翻译与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一直是我国学者与国外学者对话的重要形式。这种与国际学界的对话固然重要，但国内的对话更为根本，因为经常受到学者的忽视。学术对话的基本形式包括学术研讨会、论著文献综述、综述性论文、专著的相应章节、基金项目申请书，以及作者与同行审稿专家之间的辩论。学术与社会的对话是为了把学术成果介绍给大众，提高大众的科学素养。学科间对话是确保科学健康发展的重要机制，这种对话对定位为桥梁学科的地理学尤为重要，有助于提高人文地理学的社会认同度和学科地位。学科内的交流与对话同样重要，涉及加强不同研究进路之间的对话与交锋，改进学术研讨会的讨论环节，强化学术书评。人文地理学要完成其使命，需要我们认真重视各种形式的学术对话，消除误解，增进学者间的共识，在解释性进步和概念性进步上多努力，宽容学术批评，认真地吸纳学术批评中的有益成分，促进知识生产和学科进步。

流动性是连接人、地、物并传达意义的方式，同时也是接触和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历并将继续经历深刻的社会转型，流动性成为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地理学对流动性的关注始于交通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着重对流动的机制与效率进行探讨。20世纪90年代的“流动转向”引发了学界对“流动”问题的反思，“新流动性范式”应运而生，流动现象背后的差异化、公平正义等社会文化问题日益受到重视，“流动性政治”的概念由此诞生，并成为新流动性范式研究中富涵学术与实践价值的一项重要议题。地理学认为流动性已成为空间、地方、网络、尺度和领土之外的一个重要概念，需将其置于地理学科研究的中心并关注多样化的流动实践及其蕴含的丰富意义。本文系统梳理了关于“流动性政治”的学术进展，从流动性治理中的政治角逐、流动中的情感、体验与适应、流动作为一种增加资本的方式、流动权力博弈的中介与产物四个维度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分析，同时结合中国特定社会文化情境对一带一路和交通强国建设、流动性政治视角下的地缘政治研究等方向进行了讨论，以期为中国本土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智慧社区是智慧城市的基本单元及在较小尺度空间的实践。本研究综述近十年来西方智慧社区的研究进展，以启发国内在基本内涵、发展特征、发展目标等方面的相关研究。研究表明，智慧社区内涵主要以技术维度、人力资本、社会技术互动等三个方面为视角，其研究领域涉及社区服务、社区设施、社区治理等方面的智慧化进程。智慧社区发展也存在隐私泄露、“数字鸿沟”、数据处理技术难度高、居民发言权缺少、管理监测不足等方面的问题。未来，智慧社区需要更加关注社会技术互动过程，强调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公共服务改进、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和社区可持续发展。

现代物流业作为实现企业间物质流的重要载体，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发展、运行和演化提供动力和通道，同时传统的空间等级逐渐被重构。基于此，本文融合“流空间”和“尺度重构”理论，梳理国内外关于物流产业空间分布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以期探索物流产业作为一种“流空间”如何形成并重构传统基于资源要素禀赋发展起来的“场所空间”。文章首先探讨了“流空间”理论和“尺度重构”理论融合的可能性，接着分别从物流产业的三种发展形态（点、群、网）梳理了有关物流产业空间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总结而言，基于点和群的物流研究仍然是“场所空间”的视角，基于网的物流研究开始尝试利用“流空间”理论的思想，并运用物流交易数据还原和识别“流空间”，并讨论对于“场所空间”的影响；少部分研究开始从国家战略规划的角度探讨“尺度重构”框架下物流枢纽建设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地位提升的作用，但并没有将物流枢纽作为“流空间”体系来分析。诚然，产业空间体系的形成和重构效应是需要时间和尺度上的对比跟踪的，考虑到现代物流业尚处于发展阶段，缺乏成熟的微观案例加以支撑，未来研究一方面需要加强不同理论之间的融合，另一方面需要充分挖掘数据和案例，探索物流产业空间自身的重构过程和对其他类型“场所空间”的重构机制。

在区域国别学被列为一级学科的背景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成为中国世界地理研究领域发展壮大的新领域。国内学界对SIDS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学科交叉性，涉及到国际关系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和文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地理学视域下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地缘政治、经济互动与产业发展、气候变化的区域响应以及文化地理与社会建构 4 类议题。从研究方法看，质性研究突出，定量化手段单一局限，地理学研究中的空间分析优势仍有待深入挖掘。论文认为：SIDS研究是人文地理学和区域国别学对话的重要媒介，尺度间关联是SIDS研究的主要视角，殖民历史是贯穿 SIDS 研究的基本线索。最后，汲取国际上对SIDS的研究经验与方法，基于地理学角度对国内学界的SIDS研究提出4点展望。

数字平台与城市运转日益加深的嵌合推动着城市的平台化转型。在此背景下，平台城市主义这一新兴概念应运而生，相关话题受到“数字转向”的西方人文地理学和城市研究的关注。本文对平台城市主义的内涵和主要内容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提出了对未来国内研究的展望。总体而言，平台城市主义强调平台与城市构成了相互紧密联系的嵌合共生体关系，并主要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①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平台城市主义研究。这些研究既关注技术资本主导下城市社会空间活动的平台化及其问题，又强调多元行动者可以结合平台的运作特性加以应对；②日常生活空间视角的平台城市主义研究。这些研究重点探讨居民在城市日常生活空间中的平台化社交联系和流动性，揭示其具有的复杂动态以及人们从中获得的多元体验和价值。可见，西方平台城市主义研究的关键，在于把握平台中介作用下的城市社会空间活动的过程、意义及影响。中国城市的平台化进程正处于快速推进的阶段，然而，国内已有的相关研究侧重于共性总结和规律探索，忽视了平台与城市运转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平台的非经济价值。因此，通过借鉴西方平台城市主义研究的成果，国内人文地理学可以更好地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平台城市现象及议题。

在全球化时代，移民是体现、调节和塑造地缘政治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移民地缘政治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对于理解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重要意义。本文回顾了移民地缘政治的发展脉络和主要议题，认为:①移民地缘政治强调移民与流动性作为塑造和承载地缘政治力量的主体，重点分析移民相关的实践和地缘政治在不同尺度下的相互作用。②作为对传统民族国家分析尺度的突破，移民地缘政治将超国家实体、城市、家庭、身体等纳入了批判地缘政治的研究议程，是对移民治理、地缘政治实践变化的回应，也受后现代理论思潮的启发。③难民、边境工作、劳工、离散族裔是目前讨论较多的四个研究议题，它们从不同维度丰富了移民如何作为地缘政治的过程、中介和主体的理解。本文认为国内地理学应该更加关注移民多尺度、多主体的社会文化实践与地缘政治过程的关系。

在全球化日益加剧背景下，政策流动性已成为国际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且前沿的话题，引起了政治经济学、后殖民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学者的广泛关注，并产生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对政治学“规范—理性”研究视角的批判基础上，地理学者先后采用“关系—建构”和“拓扑—拼装”视角对政策流动与变异、政策流动下的不均衡地理、政策流通的（权力）拓扑网络等问题展开探讨。本文梳理了政策流动性的三次研究视角的转向，总结不同视角下的核心议题、研究方法与视角局限。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流动性研究对重新思考全球化与地方发展、城市关系网络与不均衡地理发展等问题带来的启示，以期为未来国内学者开展相关议题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身体是空间等级的基础，其嵌套在社会权力关系的隐喻之中，是主体实践的基础。然而，与旅游者具身体验研究丰硕成果相比，学界对旅游地身体空间的探究还缺乏足够的学术跟进。本文对身体地理的相关理论和实证回顾，系统梳理旅游领域身体研究进展，据此进行了研究展望。研究认为：身体地理需要直面并超越身心二元的影响，从结构和行动对立转向互构，并从方法论层面推动两者更为紧密的联系。同时，对旅游地身体空间的研究应从宏观的“身在空间”生产去透视微观的“身为空间”实践，并从微观构建宏观。后续研究应加强对旅游地社区居民这一核心利益群体的关注。研究对促进旅游学与身体地理的跨学科融合具有积极的指引作用。

区域经济发展并非一个平稳的过程，时常会受到来自不同空间尺度的冲击或干扰。作为研究一个经济实体或系统应对冲击和从冲击中恢复的话语和框架，区域经济韧性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在区域经济韧性知识图谱分析的基础上，从概念内涵、测度方法和影响因素三个方面进行知识梳理。区域经济韧性研究在经历了概念化起步阶段后，研究主题趋向多样化和复杂化。本文综述了工程、生态和演化韧性视角下区域经济韧性的概念与内涵，概括了案例比较法、计量经济模型、核心变量法、综合指标评价法四种测度方法，重点阐述了产业结构、网络连接、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韧性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指出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及深化该领域研究的方向。

我国航空运输地理学已成长为交通运输地理学的重要分支。近十年研究成果集中在三大传统研究领域与三大前沿研究领域，前者包括机场体系结构及服务水平、航线网络组织及结构特征、民航及经济（产业）互动，后者包括航空枢纽与廊道资源分析、多元交通体系的市场竞合、旅客出行行为与时空规律。新时期发展的重要方向和愿景包括：①面向国家战略与发展的需要，为解决重大交通发展问题提供支撑；②面向学科发展的前沿性创新，从关注“时空现象”向“理论规律”转变，建设更系统化的航空地理学；③面向多学科融合的领域拓展，加强研究方法、数据等交流融合；④面向国际化的中国智慧传扬，在国际学术顶级期刊等发表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文章依托在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等数据库中检索并整理出的384篇旅游领域国家认同研究文献，结合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从文献的研究地域、主要作者与核心文献等方面系统梳理了国家认同与旅游研究进展，并重点分析了现有文献的研究热点、研究主题，以及研究理论与方法。综合来看，现有国家认同与旅游研究理论转向明显、研究方法多样，研究主题以遗产旅游、黑色旅游、红色旅游和返乡旅游情境中的国家认同研究较为常见，研究线索以旅游如何形塑主体的国家认同为主，而国家认同对旅游的影响研究、旅游者个体维度和主体性视角的国家认同建构和展演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基于相关分析，文章从国家认同与旅游研究互动关系、集体与个体维度国家认同建构的整合路径、旅游者主体性视角、平庸的国家主义与旅游目的地案例、研究方法的科学创新几个方面提出了国家认同与旅游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乡村精英是乡村社会的重要治理主体，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深入研究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在对乡村精英概念、类型、演变历程三方面讨论的基础上，基于相关研究成果的逻辑性，系统评述了乡村精英在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方面的作用机制，并梳理了乡村精英在乡村振兴中存在的隐忧。总体而言，相关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存在明显的学科“烙印”，研究议题有待丰富。因此，未来研究应开展跨学科多视角研究，强化多源数据量化研究，立足中国乡村社会实践，丰富乡村地理学研究议题。

城乡融合系统被认为是全新认识和理解现代城乡关系的理论依据。为深入理解城乡融合发展的复杂过程机理及其组织规律，本文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对城乡融合系统进行了理论阐释、结构解析及运行机制分析。首先，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和城乡融合系统设计基本思想，对城乡融合系统的科学内涵进行了理论阐释；其次，在可持续性科学的整体框架下，对城乡融合系统的结构进行了解析；最后，以“要素→结构→功能”为主线设计构建了城乡融合系统运行机制模型，并对城乡融合系统的动力机制及传导机制进行了分析。本文初步构建了基于城乡融合系统的城乡关系分析理论框架，研究成果有利于拓展现有城乡地域系统理论，对城乡融合理论发展和新时代城乡融合的有序推进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基于Cite Space软件，对近20年国内外旅游地演化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与述评。研究发现： ①旅游地演化研究大致呈现出“缓慢增长—波动增长—快速增长”的一个发展历程。②以领军学者个体为中心、具备地缘关系的小型学术团队已初步形成。国际层面主要以西班牙Anfuso教授为首，致力于自然地理学视角下的海滨旅游地演化发展研究；国内层面主要以陆林教授为首，致力于研究人文地理学视角下旅游地的动态演进与空间结构演变。③以理论视角并置比较作为行动主线，发现旅游地演化研究重点存在两大鲜明转向。论文立足于综合理解旅游地演化研究的历史图景，重视把握总体过程的连贯性，为窥视一个完整的旅游地演化研究全貌提供了重要参考。

外来经营者在我国乡村旅游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现有研究对外来经营者动机解释较成熟，在经营方式选择上形成了一定的共识，阐述了外来经营者在社会交往、社会责任和社会治理的倾向，并深入研究了其在乡村产业与经济发展、人口结构与社会关系、文化变迁等方面的影响；但对中国制度情境下外来经营者的经济与社会属性研究较少，对外来经营者动机、经营方式与行为倾向之间的相关性研究不足，且缺少对其变迁性和细分主体影响的研究。未来研究应更注重外来经营者自身成长变量之间的交叉性研究和深层次影响研究，关注其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

产业协同集聚是指在某一特定空间内不同产业在区域中高度集中的现象，是产业发展至高级阶段，产业通过空间布局的关联反映其经济关联关系的一种新形态。基于高质量发展视角，对产业协同集聚的研究为推进产业发展提出了新的思路。本文旨在系统梳理产业协同集聚及其所产生效应的研究进展，首先对产业协同集聚与产业集聚的概念进行区分，着重分析了产业协同集聚的测度方法；其后，对不同部门产业间的协同现象及形成机制进行梳理；进而，分别从经济效应和社会生态效应两个维度，从经济增长、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与环境污染等方面阐述了产业协同集聚所产生的效应；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在高质量发展要求下，产业协同集聚未来的研究方向。

进入 21 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由跨国移民组成的跨国绅士化群体的流动速度和频率也大量增加，由此产生的跨国绅士化这一新兴绅士化类型开始引起了学者们较多的关注。本文针对西方跨国绅士化研究文献，从跨国绅士化概念的提出开始，系统整理和回顾了跨国绅士化现象的发展背景、现象特征、形成机制、社会效应、以及发展趋势，并指出跨国绅士化在其发展趋势中的正面效应是地区全球化发展的关键。在展望西方跨国绅士化的研究方法、实证案例、后效预测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的跨国绅士化研究应当注意中国语境下的概念衍生、发展程度、政府角色以及政策应对，从而构建基于中国语境及本土化的跨国绅士化研究框架。

2020 年底，中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然而，由于存在自然风险、社会风险和市场风险，脱贫地区仍面临返贫风险。如何有效协同内生动力和外部资源，促进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为此，本文在查阅多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内生-外源”视角对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总结。结果表明：现有研究在乡村贫困的概念内涵、测度方法、影响因素与反贫困策略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研究内容不断丰富并呈现出以现实需求为导向的趋势。未来研究需重新审视、拓展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坚持系统观念和战略思维，开展学科交叉与尺度综合研究，以期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大数据给旅游研究带来新的机遇，但现有研究只是将大数据作为一种新工具去认识传统意义上的旅游现象，遮蔽了数据背后的社会生产过程和社会影响。在梳理与反思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文章指出信息通信技术及大数据改造了整个旅游现象，旅游大数据研究应将数据置于以行动者为导向的社会表征实践中，关注主体与地方以及主体之间的数据生产过程和功能，以揭示数据的意义、情感、身份、价值等。文章一方面探讨了游客社会表征与地方的关系如目的地形象、旅游产品等，另一方面考察了游客社会表征对旅游行为和旅游体验的影响。此外，文章在大数据背景下对旅游经典理论如旅游凝视、阈限理论等进行了重新审视。旅游大数据重构了我们的知识构成、研究过程、思维方式，今后研究需综合运用旅游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知识，加强对数据的社会情境和作用机制的理解，以拓展旅游大数据研究的边界和想象力。

专业村“以专取胜、以特见长”，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引擎，对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梳理 2013-2022年国内专业村的研究成果发现：研究内容多元，包括专业村概念的再界定、演化规律、转型升级以及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等；学科理论多重性，集成了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及其理论；研究方法多样，以定量化分析为主，地学分析和数理模型方法最常见。未来研究尚需加强：专业村韧性水平和适应能力研究，帮助理解专业村及其与专业村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的关系；对专业村解构与重构，准确定位专业村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价值，优化乡村产业兴旺发展路径；关注专业村对乡村振兴的推动机理研究，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考。

作为城市的基本单元，健康社区建设研究是健康城市与“环境—行为—健康”模式的研究热点。通过对国内外“环境—行为—健康”模式及健康社区的研究梳理发现：“环境—行为—健康”的研究尺度不断细化，已由早期的区域尺度发展到如今居住区、社区层面。在实践层面，健康社区的建设从最初的硬环境建设扩展到了软环境建设；健康社区的治理对象从面向全体社区居民的宏观策略，转向关注全体及弱势群体利益的具体措施两个维度。在评价与影响因素层面，政府、开发商、居民和物业之间的博弈构成了影响健康社区建设的关键因素；健康社区评价指标正沿着马斯洛需求层次不断拓展，但是高层级的评价指标面临着理想指标偏少以及可获得性偏低双重挑战。当前健康社区研究存在实践研究偏弱、建设多围绕低层级需求进行、评价体系缺少主观层面及高层级研究、影响因素对多主体的博弈关注较少等问题，未来研究应完善理论研究体系、增加健康社区实践研究的比重、开拓健康社区建设维度、拓展健康社区评价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广度与深度、使用便携设备注重个体时空行为研究等。

进入 21世纪，“绿色城市”、“公园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等城市生态规划理念愈发流行，以环境美化项目为载体的城市空间更新在全球各大城市纷纷涌现，给城市环境功能带来提质的同时，推动特定地区建成环境与社会结构的绅士化重构。遵循“概念界定—辨识测度—机制效应—政策响应”技术路线，系统梳理近 20 年西方新兴环境绅士化理论与实证进展，发现：首先，该现象源于后工业化时代城市环境资源不均衡配置从“邻避设施”到“绿地公园”的演变脉络，城市环境改善实践与社会空间升级的耦合关联是其核心内涵；其次，现阶段，地理加权回归技术、双重/三重差分法和典型相关性分析等更多地理空间计量分析方法被引入研究以捕获城市尺度更广泛的社会空间变化；第三，政治生态学理论与绅士化经典“生产端—消费端”分析结合，城市绿色转向中生产“环境租差”、中产阶层身份符号与绿色偏好、“绿色增长联盟”缔结等研究视角把其形成机制放入新解释框架以内。最后，环境绅士化的社会、经济、生态与公共健康等多维度效应影响评估和基于社区赋能、规划设计、政策调控等多角度响应措施能够为我国绿色改善实践提供经验支持和优化借鉴。

由于受到空间分析范式转型的影响，选举地理学对于“地方”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发生新变化。本文回顾并归纳了选举地理学中地方研究的主要议题及衰落原因。研究表明：①选举地理学对地方的建构主义研究包括语境化、结构化和尺度化三个面向；②地方研究视角的式微深受“社区衰落”、选举制度国家化和西方文化霸权的影响；③当前选举中“权力和空间”，情感和女性主义，选民构成和党徒解盟，领土政治与语境效应等议题表明选举仍然是基于地方的政治活动。本文评述了西方选举地理学研究范式转型的新动向，并期待为中国选举地理学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助力。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空间重构对乡村地域系统产生了剧烈的冲击与扰动，乡村韧性随之成为乡村地理学一个新兴的研究热点。本文尝试从乡村韧性的研究对象、韧性主体、韧性测度三个方面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厘清和深化对乡村韧性的科学认识。研究发现：①影响乡村发展的突发性外部冲击，以及乡村转型重构的慢性过程都是韧性研究所应关注的对象。②乡村韧性的主体具有多尺度关联效应，微观尺度上农户个体和家庭的抵御能力、自组织和自适应能力更能体现适应性转变的韧性内涵。③城乡融合背景下，应分区、分类研究乡村韧性的时空演化过程与作用机制，重视地方知识、乡土文化、社会关系、乡村自组织等对乡村韧性的影响。

文化振兴是近年来乡村振兴研究关注的重点领域。本文从乡村文化的概念内涵、文化振兴意义、治理逻辑、转型困境、再生产机制及乡村文化空间重构路径等方面深入剖析 2000—2022年乡村文化空间转型重构的研究内容及进展，评述前人研究成果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研究发现，我国乡村文化重构研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基于乡村文化现代化转型的文化再生产机制研究与文化空间重构实证研究已经成为当前亟需探讨的重点问题，提出了研究主线及核心研究框架，揭示了乡村文化空间重构的动因、过程以及表现。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提出空间实证与应用性研究中要运用交叉学科方法突出人在乡村文化动态延续与创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为今后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自金融危机以来，区域经济韧性成为了研究热点。现有文献从均衡论及演化论的视角建构了区域经济韧性的理论框架，认为区域经济韧性不仅是区域发展的结果也是区域发展的动态过程。大量实证研究关注区域发展过程，探讨了不同尺度下经济系统对冲击的抵抗力、恢复力，并分析了经济韧性的影响机理。区域经济韧性是时间维度与空间尺度的统一。现有研究多关注区域本身特性，缺乏从动态性、多主体互动性、多尺度融合视角审视区域经济韧性的形成过程。因此未来研究一方面应当在现有理论基础上与关系经济地理、管理学等领域紧密结合，更重视危机与冲击的异质性，系统揭示行为主体在区域经济韧性形成、维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应当进一步关注中国发展背景与制度优势，重视韧性研究对经济发展深远的意义，从而增强中国经济在不确定环境下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