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理解空间权力工具性的运作机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引入社会表征与话语权力理论，对列斐伏尔提出的社会空间思想展开理论追溯与关系重构。研究发现，“空间的表征”在社会心理层面上构成了关于空间的社会表征，在实践层面则外化为空间话语作用于人心，发挥权力作用。各个时代的权力主体基于现实需求建构空间及其相关的认知、观念、知识、政策制度与语言符号等空间话语，借助其规约空间的实践，形成各自的社会空间。权力与空间也因此结合在一起，共同主导空间的生产。现代空间治理得以实现的逻辑在于：社会空间中存在着宏观政治和资本权力建构空间及其话语，并借助其实现对个体与社会实践行为的调控，重构社会空间的权力运作机制。

通过对内蒙古达茂旗的田野调查，研究草场产权制度改革前后，在游牧环境变迁中北方牧区牧民如何从情感、观念、心理及生产生活体验建构和重构着地方感。研究发现：①在游牧实践中牧民建构了有序的游牧空间和稳固的共生式社会关系，其情感归属源于集体生活中他者对我者的身份认同和安全感。②草场产权私有化使得牧民在适应新的围栏定牧生活中应接不暇。失落焦虑的情绪、消失的群体归属感及淡化的身份认同不断写进牧民的日常，牧民的原初地方感逐渐消逝。③在失去了游牧实践的现代化语境中，“游牧”成为一种文化象征被封存在牧民的记忆和传统仪式中。牧民通过“追忆”和“媒介”描绘和演绎着想象中的地方感。

地方感研究在历史街区的保护和营造中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数字地方感作为情感与空间关系的新形式，是对地方感研究的有益补充。本文以南京市门东地区为例，利用社交媒体数据，通过LDA模型和随机森林算法分析，揭示了历史街区数字地方感的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数字地方感更侧重于网络空间的情绪反应和个人认同，且门东地区的数字地方感主要受地方联想、人气和美食等因素影响。据此，本研究提出了包括挖掘热点、营造场景和强化记忆三个方面的地方感营造的策略。研究结果对地方品牌的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等实践有重要指导意义，同时为地方感的数字化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族裔经济空间已然成为跨国移民与当地协商的重要场域，是推动移民研究文化转向的重要素材。以苏州淮海街为例，探讨中国语境下跨国族裔经济空间的在地化变迁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淮海街是在日本企业全球重组背景下，依托日本移民的聚居行为和族裔饮食需求，以“中国本地经营者/雇员+日本移民消费者”模式自发形成的族裔经济空间。作为非正式的跨国移民公共服务资源，它有助于移民的地方适应、族裔身份认同、情感交流和维系族裔关系网络。发展后期受日企的东南亚转移及日本移民人口减少的影响，当地政府、开发商、当地居民和游客等地方性力量逐步取代日本移民占据主导地位，促使淮海街从原来的为日本移民提供族裔式产品和服务的族裔经济空间，转型为面向多元群体、具有消费主义和符号意义的文化经济空间。跨国族裔经济空间的在地化带来了城市空间转型及族裔关系的变化，也给当地城市的国际化发展和移民治理带来了新挑战。

饮食是构建多元认同的重要媒介。族群依靠传统饮食重拾其历史记忆并维系、强化族群认同。传统的集体饮食活动在现代社会发生演变，然而，其对个体与族群的文化认同建构与传承，尤其是对以“家”与家族为核心的空间再生产的影响过程和作用机理，尚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本文以客家婚宴为例，基于社会实践理论，运用参与式观察、小组访谈、深度访谈方法，对饮食生产和消费实践及其在“家”文化传承中的角色进行诠释。研究发现：第一，传统婚宴的生产和消费实践集中展演家文化、家空间与家族主义，两者共同推动客家集体情感与核心文化价值的表达。第二，客家婚宴作为可持续实践，其演化过程展示“家”理念传承以及家族空间和生活秩序的现代性适应、变迁和传承。在此过程，饮食的具身体验（视听味）、客家人的社会网络、对下一代的文化教育是关键。

宠物一直在人类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情感抚慰的角色，但宠物主携宠进行公共休闲活动仍然存在诸多限制。为了探讨宠物主在携宠休闲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措施，本文以宠物主为研究对象，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构建了以休闲动机、休闲制约、协商策略为主要条件的宠物主携宠休闲行为的复杂模型。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宠物主的高频次公共休闲参与具有复杂性，需要考虑前因条件的交互作用；②低宠物制约与高宠物依恋是形成高频次携宠休闲参与的重要条件。而认知提升、人际协调与收支计算三个协商策略对形成高频次携宠休闲参与具有差异化的效果；③协商策略能够交互作用于休闲制约，以减轻休闲制约对于携宠休闲参与的限制作用；④低学历的女性宠物主以及年长的高收入宠物主是携带宠物参加公共休闲活动的主要群体。本研究为预测和提升宠物主携带宠物参加公共休闲活动的管理实践提供了依据。

客栈作为移动系统的停泊点，是当前复杂多变的流动过程和空间关系研究的重要对象。本文在流动性和地方性互动视角下，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从旅游经营者角度出发，对川藏线旅游交通停泊点—新都桥镇客栈的空间建构过程及意义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新都桥客栈空间既扎根于物理环境、经营环境、文化环境、社交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建构，也着力于物质流动、社会关系流动和情感流动等流动性建构。经营者灵活地使用了在地化与流动性策略，将客栈表征为具有丰富主体意义的空间，即拼装的物质空间、开放的社会空间和疗愈的情感空间。研究丰富了微观尺度下客栈空间的主体性研究，也进一步探索了新流动范式下移动与停泊的辩证关系。

古城镇同质化问题受关注，民族旅游古城镇文化生产具有特殊性与典型性。以丽江、大理典型古城镇为观察对象，考察其文化生产模式并探究其生产机理，总结出四种文化生产模式：①本土文化呈现模式：依托古城镇文化的实体性空间与虚拟空间营造；②本土文化再造模式：利用科技、艺术、创意等形式对传统文化进行当代复现或重塑；③外来文化移植模式：对异文化的迁移复制或新移民个性化生产推动古城镇多元文化包容性发展；④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互动模式：二者结合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期待为摸清古城镇文化生产机理、文化空间重塑、业态调控、文旅产品个性化设计以及文化的包容性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城市民族文化景观见证着民族城市的社会变迁与文化交融，也是连接居民与地方的情感纽带。本研究以典型的城市民族文化景观——呼和浩特大召寺为例，运用问卷调研、深入访谈、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分析了城市民族文化景观的地方依恋效应。研究发现：居民对城市民族文化景观的属性感知是由文化氛围、区位环境、商业属性3个维度构成；居民对民族文化景观的属性感知会影响居民的景观认同，且感知的景观属性之间彼此相互作用；景观认同对于居民的地方依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居民地方依赖的影响大于地方认同。

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背景下，充分探索城市创意空间生产过程和模式对城市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以合肥罍街为例，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和网络点评获取文本和照片数据，结合舞台真实理论和互动仪式链理论构建罍街创意空间生产的理论分析框架，探索旅游介入下的城市创意空间生产过程和模式，剖析游客互动实践促进创意空间再生产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罍街创意空间生产模式是政府与企业自上而下开发和游客自下而上建构的协作模式，开发商通过创意景观和创意活动构建沉浸式的创意舞台表征，游客通过在舞台中的“游览—影像实践—图像叙事—打卡”互动仪式实践解构创意景观，实现自我对创意空间的想象并映射至现实空间，促使创意空间的再生产，研究结果以期为类似城市创意空间生产提供路径参考。

“家”的地理学是近年来人文地理学的热点话题之一，其中书房作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特定家屋空间值得关注。本研究以空间表征与非表征为视角，深入探讨家空间视野下高校知识分子的书房空间。研究发现，高校知识分子的书房空间以“文化与情怀”为符号表征，并呈现出“暂时性书房”—“准书房”—“独立书房”的阶段性、扩张性空间建构过程，部分出现了“超书房”空间建构；在高校知识分子的空间实践与情感氛围下，书房成为其身份建构下的物质文化空间、记忆怀旧空间以及情感象征空间。情感意义丰富但边界模糊的书房塑造出了一个独特的、矛盾的“家”空间，本研究将家空间研究延伸向书房微空间，并在中国视角下进一步延伸了“家”的意义与内涵。

使用话语分析的方法，本文检视了 1840—1949 年近代报业对广州沙面的话语表征。研究发现，早期媒体话语中沙面的地理想象不具指向性；1924年至1945年，中外矛盾被激化，沙面的空间形象被话语主体有目的地表征并他者化；1945年之后，随着新的阶级冲突出现和激化，社会内部和国家之间多种矛盾共同影响了沙面空间形象的转折与混杂化。沙面形象的他者化是以中文报业话语为表征、不同时期社会权力关系作用下多元主体的动态协商过程，是一种历史性的建构。研究拓展了对地理想象的动态性与社会建构之间关联性的理解，丰富了地理想象与媒体话语中多元生产主体之间关系的研究。从实践角度看，研究指出租界承载了城市的复杂记忆，对租界空间的解读有助于加深对城市社会历史的理解。

冰雪旅游强调游客的身体素养与运动技能。以具身认知理论探索冰雪旅游场中的身体功能，并从微观视角挖掘冰雪旅游场与游客的互动关系，系统阐述身体文化空间的形塑与迭代过程。研究提出：身体在冰雪旅游场中承担着场域认知、具身体验与文化空间塑造等多元功能，游客身体的“在场”成为实现沉浸式旅游体验的客观要求。同时，游客自然地将身体嵌入到冰雪旅游场，在冰雪旅游心理场与物理场的营造中创造性地发挥着调节作用。伴随冰雪旅游地“多层次历时性的积淀”，身体文化空间逐渐实现“身体文化节点—身体文化轴—身体文化场”的转变，在身体内源驱动与外在技术的共同作用下，推动冰雪旅游场中的身体文化空间向复杂化、多元化迭代演化。

地理想象是对地方和地方知识进行信息加工或改造以塑造新形象的心理过程。本研究将地理想象运用到社交媒体研究，以李子柒YouTube频道的海外受众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网络评论和开展半结构访谈，阐释由自媒体生产的地方性知识在国际社交媒体中是如何被受众的地理想象解构、表征和再建构的社会动态实践过程。研究发现：①短视频社区地理想象的建构由个体想象和集体想象组成，在互动讨论中形成相似度较高的观点，为短视频赋予意义和共创价值，从而影响受众的行为意向表达；②李子柒短视频唤醒了受众的积极情感，其地理想象被高质量的视听感官体验激活，内容包括了微观尺度的短视频物质元素想象以及宏观尺度的中国想象。本研究拓宽了地理想象的研究视野，也为国家文旅形象和文旅项目的打造提供参考。

中国快速增长的影子教育是否具有绅士化特征值得探讨。本研究以兰州市主城区影子教育机构为研究对象，就其2015—2020年绅士化过程及其形成机制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兰州市主城区影子教育呈河谷带状的多核集聚形态，选址具有典型的空间—社会接触性特征与空间—经济适应性特征。②影子教育绅士化呈现东强西弱的空间扩张态势，以高空间可达性—高经济适应性—高社会接触性的城关区核心地段最为典型。③影子教育绅士化现象是城市功能扩张更新、影子教育文化消费、地租资金准入、资本介入运作的综合作用结果。

景观基因是识别一个文化景观区别于另一个文化景观的本质所在。景观色彩是文化景观重要的视觉表征，对文化景观基因的识别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延安市革命旧址景区整体色彩面貌为对象，运用景观基因识别、提取及图谱构建方法，对延安旧址景区风貌的可识别性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延安革命旧址景观基因色彩体系。结果显示：延安市革命旧址景观色彩基因呈现出整体性、地域性和可识别性，色彩意象中蕴含的红色革命文化、黄土风情文化和厚重历史文化，让景区景观色彩基因有机更新，从而实现景区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本研究可深化和拓展景观基因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景区景观基因的文化传承与保护研究，并在景区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广州小北非裔聚居区是移民跨境流动和中国社会转型双重背景下的产物，其演变过程带有明显的权力作用痕迹，但少有研究揭示其演变背后的权力—空间作用逻辑。本文将非裔聚居区的兴衰置于地方城镇化与社会治理结构演变的进程中重新审视，借助政治地理学的领域理论，从权力空间视角分析了地方语境下多元主体在非裔聚居区的塑造与重构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小北非裔聚居区的形成、发展、衰落实际上是社会、市场、行政三者力量对比变化的映射。非裔聚居区是非裔群体在商业空间、居住空间、公共空间中获得空间使用权形成的领域，是一种依托社会领域与市场领域的弱领域化。地方发展逻辑的快速转变和非裔聚居区领域建构的不稳定性共同导致了其快速的兴衰。村集体主导的非正规空间生产、开发商主导的空间功能转换以及基层政府主导的空间管制是非裔聚居区形成、发展与衰退的关键因素。

选取黄山屯溪老街为例，以空间生产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实地观察、深度访谈法和文本分析法，探讨非遗旅游街区空间结构的时空演化与动力机制。研究认为：屯溪老街空间结构经历物质空间的景观化、文化空间的多元化和社会空间的流动性演化过程；老街旅游空间生产是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耦合生成的产物，资本和权力动力分别作用在“社会经济”层面和“政治制度”层面；资本和权力在塑造空间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实现文化意义的构建、社会关系的重构和社会权力的表达。在空间生产多元主体利益博弈下，屯溪老街面临资本过度商业化和空间权益“失衡”等社会问题，实现“以人为本”的空间正义或许是根本路向。

本文以广州国际灯光节为例，运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结合主体行为遵循的刺激——反应规则，分析了节事组织方和管理者秩序建构的逻辑和实践。通过对灯光节组委会核心成员进行一对一深度访谈，以及网络资料的获取，了解到灯光节管理者在周期性的节事活动举办和学习经验中，具体从节事空间布局设计、节事信息宣传秩序、节事交通运输秩序、节事环境卫生秩序和节事安全保障秩序等5个方面对灯光节空间秩序进行建构。根据CAS理论，为提高节事组织方的适应能力和下一届节事运作的有序进行，建议节事组织方从自身适应性能力、其他利益相关者关系、空间布局和设计、服务管理几个方面来促进节事的可持续发展。本文研究结果有助于更加深入的了解节事空间的设计和管理，并为同类型的节事运作提供可供借鉴的知识体系和管理方式。

以报京侗寨为例，基于人类情感理论、表征与非表征分析视角，探讨民族村寨居民灾后情感恢复中身体实践、展演过程与表征建构。研究发现:①情感唤醒驱动下，个体受灾居民身体实践实现家的物质空间重塑与身体、物品归置，促成灾后情感初次恢复，推动家的情感复苏；②受灾家庭通过日常生活与生计恢复实践消解灾后家的情感脱节与不适，促成家的情感空间重建，延续家的情感意义，强化情感恢复水平； ③民族节庆仪式中社区集体参与氛围的营造构建个体、群体互动空间，实现受灾居民群体归属需要的满足，节庆仪式的文化性得以突显，并于维系受灾居民文化身份稳定中生成文化身份认同，推动社区社会关系重构。研究在串联个体、家庭、社区尺度上构建出“情感唤醒—身体展演与实践—表征建构”恢复机制，实现由非表征到表征转化的实证探索，可为民族社区灾后情感恢复工作提供经验借鉴。

厘清旅游者角色认同与实践机制，对高质量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大有裨益。本文聚焦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红色遗产地，基于角色理论和场所精神，构建“角色-场所”研究分析框架，运用内容分析法探究“重走长征路”旅游者在场所中的认同与实践机制。研究发现：①角色情境由长征沿线持续性长征场所和流动性地方场所双重架构，场所精神由持续性长征精神和流动性地方精神交织构成；②角色实践呈现角色间互动和角色场所互动两种模式，旅游者与东道主、历史事件人物及自然生态空间的互动是主要的角色实践行为；③角色认同发生在角色与场所互动过程中，旅游者在互动实践中产生自我认同、国家认同与人类身份认同，人类身份认同来源于人类身份属性和场所刺激两方面。本文引入人类身份认同与流动性地方场所精神，拓展了红色旅游中的角色认同理论与场所精神，以期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民族古镇地方性生产出现的旅游“空间不正义”成为影响民族古镇发展的现实困境，也是其他古镇的一面“镜子”。以空间正义为价值导向，审视民族古镇地方性生产中的旅游空间不正义表征并解读其发生过程。通过对喜洲、双廊等古镇的深度观察和访谈发现：地方性生产中的同质化景观生产、文化生产、生计方式生产及社会关系生产等变化而诱发了环境、文化、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旅游空间不正义表征。其发生过程为：①旅游城镇化中资本、权力、政策等可能引致空间不正义；②地方性生产通过空间资源分配、空间使用与权利所属等空间物化、资本化、权力化过程产生不均衡；③迎合旅游空间生产与消费地方性生产诱发效率与公平、保护与发展间发生矛盾；④空间利益分配环节催生“新贫困”等。科学规划和地方性理性生产是实现空间正义的有效途径，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各种调适机制是其基本策略。

作为西方地理学的重要流派，人文主义地理学在 20世纪 80年代后发展相对乏力，在中国相关研究则更为迟滞。缺乏人文主义也使现实世界陷入多重危机。2022年，人文主义地理学奠基者段义孚的逝世使我们思考其思想遗产的问题，在中国如何发扬和实践人文主义地理学变得尤其重要。无论对于学术、实践或生活，如何朝向人文主义已成为义孚之后的关键问题。本文通过重新梳理段义孚的学思历程及其与地方的关系，发现人文主义是学术与地方、自我与世界、思想与实践交互塑造的产物，它不仅是一种世界观，更是超越现实世界的探索与行动。朝向人文主义世界的主要路径在于构建真实自我与世界的关联，探寻地方价值与普世主义的平衡点，走出狭隘的学科本位主义以及超越凡俗生活的渴望与努力。

本研究以城市产后职业女性为研究对象，身体与空间实践互动视角为基础，探讨城市职业女性产后身体康复与空间实践过程。研究发现：①为满足社会、职场与自我对城市职业女性的产后刻板想象，产后女性的康复实践从家空间转至商业空间；②家空间的康复来自于亲密关系的互动，促进了产后女性自我效能和“母职”身份的学习；商业空间则通过他者凝视和商业话语来建构身体的康复效果；③城市职业女性身体在不同康复空间中摇摆和渗入，是职业环境对女性身体的性别规范和现代消费社会文化转向的结果。研究旨在探讨特殊生命历程下女性身体与空间的关系，并基于身体的空间与空间的身体二者互动的视角为女性主义地理学提供新的研究范式。

嵌入城市公共空间的黄梅戏展演赋予空间以新的意义。结合建构取向的地方理论与方法—目的链理论，以安庆莲湖公园和江滩公园黄梅戏展演为研究对象，分析公共空间黄梅戏展演的社会文化意义生成过程与认同建构。研究发现不同年龄群体基于黄梅戏展演的文化属性、公共空间的物质属性以及两者交织催生出的社会属性，赋予空间以情感、健康和社交意义。行为主体在公共空间中释放自己的同时进一步发挥黄梅戏展演的中介功能，不断强化身份和地方认同。不同类型公共空间展演形式的互补性与差异性，共同促进黄梅戏成为地方文化的表征。融合多元理论视角解析意义生成与认同效应，有助于识别空间感知的复杂结构，为传统戏剧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20世纪中期，东南亚多国先后出现排华潮，大量华人华侨以“难侨”身份被迫返回祖国。难侨独特的生命历程和空间实践，使其展演出不同的身份协商过程和国家认同变迁。本文以珠海市原红旗华侨农场的越南难侨为研究对象，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剖析其在归国前后不同时期和不同空间的各方互动中身份协商和国家认同的演变过程。研究指出：越南难侨在群体互动、政府政策以及社会支持的影响下，在归国之前、归国初期和归国后期有着明显的身份认同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其对祖国（中国）的国家认同不断加强。研究通过时空耦合视角为移民的身份协商和国家认同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框架，亦从侧面反映出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在难民治理和侨务政策方面所取得的成效。

本文引入 Sack 的道德地理相关理论，从商品链中生产与消费节点的地方—道德维度，考察 Kpop 偶像商品链中生产与消费节点间的互动机制。研究表明：①新自由主义理念构建下的地理要素促进了K-pop偶像产业的高效运转，但阻碍了 K-pop练习生的差异化与多元化发展，因此具有消极的内在地理特征。②媒介营造了 K-pop 偶像后现代性的消费场景，满足了消费者对于空间情境、寻求认同以及创造意义的需求，但其对生产地事实的掩盖使得消费空间丧失了地方真实性与复杂性，呈现单一、割裂的内在地理特征。③K-pop偶像的生产与消费景观作为积极的工具道德地理景观促进了商品链的高效运作与循环，但其生产与消费互动具有消极的内在地理特征，不利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感知。

在后现代消费时代，文化逐渐成为城市消费空间建构的重要手段。其中亚文化以其有别于主流文化的文化特质，引导人们在消费空间中有着别样的空间实践，进而传递给人们独特的空间感知。本文借助场所依赖理论，以大连市 5 家泡泡玛特门店为例，通过开放式深入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形式的实地调查收集资料，运用扎根理论对资料进行三级编码分析，获得一个由亚文化风格、文化审美、消费空间、休闲时间、社会交往五个维度组成的亚文化消费空间场所依赖理论模型。以期帮助人们更清晰的了解，具有不同身份认同的亚文化群体，在多样的文化消费模式下开展的空间实践过程，以及随之产生的空间情感联系。

不同国家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使得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嵌入东道国时产生了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冲突，出现“水土不服”的窘境，因此境外经贸合作区如何克服文化差异以更好地融入东道国成为研究的科学问题。本文以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例，基于文化尊重、融合和创新等原则，从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四方面探讨合作区的文化适应性。研究发现：①合作区的文化适应性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先识别文化类型，再明确各类文化的属性与特征，最后选择恰当的文化适应路径。合作区在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有效适应，可以凝聚成推动其嵌入东道国“土壤”的文化合力，为合作区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②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遵循求同尊异、创新融合的理念，在文化适应性方面取得良好的效果，但也存在属地化管理困难、制度文化有待优化等问题。

乡村景观研究多注重物质层面的讨论，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及其权力关系分析却不常见。本研究以全面生产理论为基础构筑了以“景观”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分析框架，解读了艺术介入下白族村落双廊的乡村景观再生产过程。研究发现，双廊景观再生产过程是乡村发展趋于艺术化、现代化与旅游化的过程。艺术家以催化、牵引、调节等柔性作用方式介入其中，推动景观形态的重构；介入过程作用于景观的不同结构，在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层面均有反馈；其实践涉及政府、居民、游客以及艺术家自身的愿景表达，促成了景观理想的主体间性。双廊的艺术乡建旅游发展之路，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参考作用。

流动儿童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和现实话题,但对其地方感学界缺乏关注。本文以上海市主要服务流动儿童的X社区儿童服务中心为例,综合运用感知地图、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探究流动儿童地方感的特征与形成机制。流动儿童地方感存在社区与上海、市区与郊区和对地方的态度三个维度的差异;流动儿童对家的认知包括认同、迷失和流动三种,流动儿童地方感是基于亲人、朋友和其他社会网络所建立的,涉及多地方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积极地方感;流动儿童地方感的形成受到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共同影响,受政府权力影响的X中心、家庭和学校,以及智能设备和自然环境是五个直接影响流动儿童地方感的因素,流动儿童的主观能动性也会重塑其地方感。从地理视角研究流动儿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地理想象是通过文化媒介对特定地方的地理“现实”的转录与重构,而博物馆是达成地理想象的一个代表性媒介。博物馆不只是一个展品陈列的空间载体,其中还包含着地理知识的生产。本文以南海博物馆为例,采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式访谈、话语分析方法,探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对“南海”的呈现。研究表明,南海博物馆对南海的地理想象不仅是话语建构,同时也是一种国家领土主权在话语层面上的实践。地名、地物、地图、地景是南海地理想象的构建基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通过对“过去”资源的空间组织,构建了“南海”的地域想象、边界想象以及地缘想象。

空间是文化适应的反映与表征,跨文化的社会学现象呈现了“人-地”关联研究的特征与脉络。本文对英国伯明翰市的中国留学生进行了“文化适应”及“日常行为空间”等的相关调查,分析了该群体在居住、消费等行为的空间特征,并探讨了“文化适应”对“空间行为”的影响。主要结论为:(1)留学生浅层的文化适应限定了活动空间,居住和日常消费就近在大学周边,中国城则成为周末通勤中心,对“住区与学校—中国城”以外的空间感知模糊。(2)人群分异明显,英国文化越融入,越喜欢光顾英式的空间;中国文化越坚守,对中国城越依恋。(3)空间的隔离性与重叠性加剧了对英国文化的疏离。无论是对中国城的更新、还是对大学周边的拓展,政府都需要寻求国际化的城市空间管制途径,加快留学生的文化适应。

以“高山流水”敬酒仪式为案例，运用访谈法与观察法，分析民族村寨旅游者主客互动仪式情感体验过程及唤醒机制。结果发现：①仪式展演中，敬酒人以物质投入营造仪式“氛围场”，借助道具与旅游者展开互动，经仪式要素驱动使其达到集体兴奋状态，获得积极情感体验。②经由主客互动，旅游者收获个体情感能量、群体团结、群体符号、道德感等效果，赋予道具以情感意义，使其成为象征敬酒仪式的文化符号。③文化符号负荷主客情感，日常生活情境中旅游者以文化符号相遇、体验情感分享、敬酒仪式代入方式实现仪式体验情感唤醒。本文构建了跨情境旅游者仪式体验情感唤醒机制，可为民族旅游地构建具有文化特色和体验价值的主客互动仪式提供理论借鉴。

本文融合了人地关系认识论与西方饮食地理学的相关成果，基于“自然—社会—文化—经济”四个维度，构建了饮食地理的多维视角分析框架，将饮食的基本属性解读为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产物、社会关系的纽带、地方文化的载体、全球化的地方商品等四个方面，进而以《舌尖上的中国》解说词为基础数据，通过语义网络分析，探析了中国美食的地理特征与多重属性。研究发现：①中国美食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以东，并呈现南多北少、东多西少的基本格局，与农耕文化区和城市群的分布高度一致。②在自然属性方面，气候条件被认为是影响中国美食地域性的关键因子；在社会属性方面，美食对增进家庭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在文化属性方面，美食是产生地方认同和地方依恋等情感的催化剂；在经济属性方面，美食可以促进地方就业和全球化的深化。

从建构主义视角提出“新建古镇”的概念，在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强调文化价值与社会效益。总结四种本真化模式，对接空间生产三元组，搭建“本真化—空间生产”分析框架，以古北水镇为例，分析新建古镇的文化活态呈现，结论如下：①被感知空间由决定型物质构建模式主导，从感官层面凸显物质空间的历史感；②概念化空间是历史文化呈现的结果，体现话语构建的过程；③亲历性空间基于游客个人本真体验的积累效应；④三元空间在本真化过程中不断交织互动。被感知空间与概念化空间相辅相承，亲历性空间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形成，又分别反哺前两者。文章结合空间生产理论，基于中国的旅游实践，解构、拓展西方的本真化概念，指导新建古镇的空间规划和文化呈现，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流动性背景下，跨国精英移民如何在迁入地实践、重构和感知家，以实现长久居留既是现实问题也是学术问题。本文援引“根植性家（rooted home）”的地理学概念，采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和观察法等质性研究方法，以根植性类型的跨国精英移民为研究对象，探究其日常生活实践与家的营造。研究发现：①跨国精英移民对家的根植性理解并非意味着他们“不流动”，而是在流动中与“过去的家”保持联系与平衡。②跨国精英移民对家的根植性实践表现在使用怀旧性的日常生活实践策略，涵盖物质性、情感性和外部性维度，其中物质性维度较易实现，而情感性和外部性维度即使是精英移民也难以实现。③流动性加深了对根植性类型跨国精英移民对“过去的家”的认同，并影响其对现在和未来的家的感知和去向的思考。研究借助日常生活视角补充和完善了“根植性家”的理论与实证，也为跨国精英移民的深度研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本。

伴随着历史文化街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本研究从怀旧情感出发，以感知价值和地方依恋为中介变量，构建历史文化街区游客的环境责任行为影响机制，以广州市荔湾区历史文化街区为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对346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游客怀旧情感并未对其环境责任行为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②游客怀旧情感对其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机制主要是通过“怀旧情感→地方依恋→环境责任行为”和“怀旧情感→感知价值→地方依恋→环境责任行为”两条间接路径实现；③感知价值在怀旧情感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不存在单独中介效应。研究对历史文化型旅游地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形成机制进行有益探讨，并为改善历史文化街区的卫生环境提供了有意义的管理建议。

以喜洲旅游小企业主移民为例，从异化与共鸣理论视角探析旅游小企业主移民地理流动背后的深层动力机制。研究发现，喜洲旅游小企业主移民以地理流动作为重新组织个人工作与生活的契机，尝试改变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抵抗自我在现代社会中的时间、空间、行动与物界方面的异化。尽管物理空间上的迁移使得他们断离了以往生活中的种种异化现象，在乡村生活中与自然世界、物质世界与社会世界的共鸣中获得了幸福感与认同感。然而社会空间上的连结、社会体制的内化与现代生活惯习的延续让他们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脱离异化。同时，乡村旅游目的地的现代化进程也使得旅游小企业主移民被动进入社会“再异化”的循环。异化与共鸣的多面性使得旅游小企业主移民的迁移过程形成了多层异化与共鸣的生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