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城镇体系研究成就显著，但其空间关联特征及其演化机理仍有待揭示。本文基于公路距离和2000—2020年县级人口普查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函数图谱方法，探索了京津冀空间自相关格局及其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其一，区域城镇人口空间自相关有三个特征距离：190公里、300公里和500公里。其二，人口累积自相关显著而密度自相关不显著。其三，研究期内人口空间自相关程度增强，但自相关格局无显著变化。由此得出结论：第一，190公里范围内人口关联程度高；300公里范围内人口倾向于空间集聚；最大关联范围约为500公里。第二，区域人口自相关变化主要表现在“量”、而非“质”。第三，区域整体城际人口关联偏弱，未出现显著的大城市人口扩散过程，且边缘小城市之间尚未形成有效关联。京津冀城镇体系的整体性有待加强。本文可为京津冀空间相互作用研究及空间规划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可为学界同行开展空间分析提供启发。

日常人口流动是城市群空间重构与协同发展的关键动力。厘清其网络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对于处于发育初期的城市群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滇中城市群为例，本文基于2022年6月的手机信令数据，运用复杂网络分析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从区县尺度系统识别人口流动网络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滇中城市群日常人口流动网络呈现出“单中心集聚、一级独大、小集聚、大分散”的结构特征，核心—边缘差异显著，边缘区域联系薄弱，空间上表现出圈层化分布，整体网络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②人才资源、产业条件和医疗资源对人口流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正向效应由南向北递增；经济发展水平、教育资源和交通距离则呈负向影响，负向效应总体由北向南增强；不同因素的空间作用尺度存在显著差异，揭示了人口流动的多尺度驱动机制。研究为理解欠发育城市群人口流动网络的空间逻辑提供了理论支撑，并从人口、交通、经济与社会服务等维度提出了空间结构优化建议，为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及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据。

在抢“人才”转向抢“人口”的背景下，亟需加强对不同学历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研究，为制定多元平衡的人口政策提供支撑。基于2014年、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探究不同学历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特征和影响因素及其演变规律。发现不同学历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特征和影响因素均有显著差异，低学历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在东西方向上的分异比高学历更明显。经济特征更影响低学历人口长期居留决策，家庭特征对高学历群体影响更大，且随时间推移经济特征对两类人群的影响均下降，家庭特征影响均增强。城市群外大城市对两类人群长期居留吸引力最大且随时间显著增强。总体而言，随时间变化两类群体长期居留的影响因素趋同。

基于3148名华语音乐人流动数据，探索中国音乐人才流动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及类型差异，并借助岭回归分析方法揭示影响城市对于音乐人才吸引力的主要因素。结果显示：①音乐人才普遍具有较高的跨地域流动性，流动网络整体呈现“一极多核”的结构特征，距离效应在出生地—学习地流动网络中影响更为显著。②不同风格音乐人流动网络呈现出整体相似性和一定局部差异，反映出基于特定历史文化环境形成的专业化音乐场景对于不同类型音乐人才分布和流动产生的差异化影响。③产业聚集、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是影响城市吸引音乐人才的主要因素，设施服务等舒适度因素作用较弱，部分因子在音乐人不同阶段流动中的影响力存在差异。

基于生命历程视角，通过对北京、武汉二市青年人才的深度访谈，并借助NVivo，使用开放式编码、主轴分析等方法，多维度、动态性地展现青年人才空间选择的全过程，深度挖掘其空间选择的动因及机制。研究发现：①青年人才空间选择行为存在明显的分阶段特征，初次选择时向上流动趋势显著，而再次选择时呈现多样化趋势。②生命历程视角下，青年人才流动本质是多因素影响下的复杂博弈，其在不同阶段主导影响因素差异显著。初次流动阶段，升学为首要考量因素，高等级城市是青年人才的首选。再次流动中的初入社会阶段，青年人才则受职业生涯和社会网络影响选择留在就读地或到靠近家乡的大城市。成家立业阶段，职业发展和生活质量追求的分异，导致青年人才空间选择呈现两极分化趋势。追求职业高峰的青年人才受职业生涯影响选择留在高等级城市，而追求生活品质的青年人才则因居住条件、居留政策、婚姻与家庭等其他因素选择降级流动。本研究以生命历程为视角弥补了现有研究过于强调城市因素影响的局限性，为不同城市制定人才引进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对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以及“人才强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对县域城镇化背景下农户的就地就近流动特征、影响因素及其区域差异进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①超过50%的农户选择就地和就近流动，由东部到西部地区，农户的迁移流动呈现出由不流动向就地流动再到就近流动的梯度性特征，中部地区农户向县城集聚，地级市和省会城市则是吸引西部地区农户流入的主要区域。②农户的就地和就近流动受其个体、家庭生计、经济水平和就业机会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但也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影响东部地区农户就地流动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个体的人力资本和家庭经济水平上，就近流动则受城郊区位优势的影响；中部地区农户就地流动除受家庭规模的影响外，还受村庄距离因素的影响，电商培训主要影响就近流动；非农就业机会则是影响西部地区农户就地和就近流动的最主要因素。

伴随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中国就业空间格局发生着巨大转变。本文基于人口普查分县数据，揭示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就业人口变化的时空格局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中国就业人口呈先增后减的趋势，保持增长的县大幅减少。就业人口收缩区包括片段收缩、持续收缩和无收缩三类，片段收缩区约占全国一半区域，主要分布于中西部地区；持续收缩区约占1/3，主要分布在三大经济带交界；无收缩区约占15%，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以及三大城市群。就业人口缩减区的产业缩减强度呈第一、二、三产业递减特点。模型显示，高工资水平、高劳动力年龄人口占比、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助于抑制就业人口收缩，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则促进收缩发生。本研究有助于加深理解当前经济转变下中国就业地理格局演变，为应对就业问题和制定政策提供研究基础。

在省内迁移逐渐成为国内迁移流动主导模式的城镇化中后期阶段，本文以福建省为案例地，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中“五年间”迁移口径的省内跨县（市、区）迁移O-D流数据，综合运用迁移率指标和社区发现算法，开展了福建省内跨县（市、区）迁移的空间结构研究。结论如下:①福建省内迁移整体进入活跃性的同时，不同迁移地域类型间存在分异。②迁移流勾绘的迁移网络在空间上形成了多样化的迁移组合；迁移网络进一步塑造了跨地市迁移圈的福宁南、厦漳迁移圈，以及本地市迁移圈的泉州、莆田、三明、龙岩迁移圈。③基于福建省的实践，凝练了跨都市区的层递迁移、跨都市区的链式迁移、都市区内的多点迁移和都市区内的向心迁移4种空间结构类型。

随着“租购并举”住房制度的确立，如何满足流动人口租房需求成为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基于金额、压力、意愿、差距四项指标从不同维度评价流动人口租房消费水平，运用GIS空间统计工具考察其在全国283个城市间的空间格局，通过多层线性模型从城市和个体两个层面识别流动人口租房消费水平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流动人口租房消费水平整体偏低，金额少、压力轻、意愿低、与城市租房市场差距大，城市间分布呈现显著空间分异，综合水平高的城市集聚于苏鲁豫皖交界地区，综合水平低的城市集聚于东南沿海大城市带；流动人口租房消费主要受流动距离、落户意愿、社会融合程度等个体属性影响，流入城市在人口结构、公共服务、住房成本等方面的特征通过改变购房意愿和能力而影响个体属性对租房消费水平的作用；优越的公共服务和外来者友好的社会氛围使有购房意愿的流动人口节省租房开支；高房价使有落户意愿、社会融合程度高的流动人口将消费重心转向租房，使跨省流动人口在租房消费上更趋保守谨慎。

本文基于2010年、2013年、2015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数据，揭示了人口的空间流动和代际社会流动的关系，并探讨了空间流动的起点和终点——出生地和流入地对迁移人口的代际社会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空间流动对迁移者的代际社会流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高、经济集聚程度高的中心城市在扮演着“自动扶梯区域”的角色，迁移者进入这些城市更容易实现代际社会流动。另一方面，出生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和中心城市也显著有利于迁移者的代际社会流动。进一步来看，出生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集聚程度、是否为中心城市对流入地的相应特征与迁移者的代际社会流动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表明出生地会影响流入地的自动扶梯区域作用的发挥。

研究采用皮尔逊相关性分析、Dagum基尼系数、GTWR模型和灰色预测模型等方法，依据2000、2010、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人口收缩幅度大、老龄化水平高的黑龙江省为研究样本，从县域尺度刻画人口收缩程度、人口老龄化水平时空格局并揭示二者时空耦合关系，剖析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预测人口规模及老龄化发展趋势。研究表明：①20年间人口规模呈由低速增长向轻度收缩到重度、严重收缩的演变过程。收缩高值区主要分布于西北部、南部的农业和林业地区，低值区主要分布于市辖区。②人口老龄化水平总体呈成年型Ⅰ期—老年型Ⅰ期—老年型Ⅲ期梯度上升态势。高值区主要分布于东南部的林业地区，低值区主要分布于边境口岸城市。③市辖区和县域类型单元均表现为人口收缩与人口老龄化增长的高度正相关关系。不同收缩类型人口老龄化水平差异较大，人口收缩程度与人口老龄化水平呈现空间一致性。④迁出率、老年人口基数、人均受教育年限、死亡率、人均GDP对人口老龄化水平呈正向影响，出生率、迁入率、每千人拥有床位数对人口老龄化水平呈负向影响。⑤未来十年区域人口规模将延续下降趋势，人口老龄化水平呈加速增长态势。

本文利用 2000、2020 年 WorldPop 数据，揭示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的人口密度分布、演进趋势及其影响因素，表明：①单中心模型对人口密度分布的拟合优度在离心化城市有所降低，在向心化城市保持稳定，大城市大多适用指数函数，中小城市更适用幂函数。②2000—2020 年理论上的市中心人口密度整体上升，70%、30% 的城市分别经历向心化和离心化，东部及高等级城市的向心化趋势强烈，西南城市则易发生离心化。③人口规模扩张、居住条件改善、家庭小型化促使人口密度梯度下降，城市化率和居民收入提高令人口向中心汇聚，道路建设和公交优先政策则会助推人口离心化。

本文关注我国边境人口变动和人口流动状况，着重分析了人口流动对边境人口安全的影响机制，并探讨了边境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边境县域人口总体规模稳中略降，人口增速和增量持续减少；②人口净流出已逐步成为边境人口变动主要因素；③边境人口变动与流动影响程度有明显区域差异。外流风险型地区已出现明显的人口负增长和外流，人口安全缺乏数量和质量保障；相对稳定型地区人口保持低速增长，但其人口净流出水平正不断提高，有向外流风险型转变的趋势；相对封闭增长型地区人口增长较快，但流动性较弱。各类边境地区人口流出流入呈现不同特征，并受到经济、教育、城镇化、民族、政策等不同因素影响。

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构建多维度的市民化评估指标体系，测算和探究二代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 ①二代流动人口市民化水平总体偏低，并且不同维度发展各异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②二代流动人口市民化水平是由个体市民化能力与流入城市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影响就业状况和生活方式的因素集中在个体的人力资本和流动经历上，是个体经济理性的结果；影响社会保障和自身身份的因素除个体市民化能力外，还受制于流入城市特征，是个体寻求自我能力突破和制度保障来改变市民化现状的社会理性的结果。

开展城市群人口流动研究对促进区域人口有序流动和城市群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本文基于腾讯迁徙大数据，运用GIS空间统计和K-shell分解等方法，从人口流动总量、位序、时序和网络层级等方面，对我国长三角城市群2018年春运期间的人口流动特征进行系统研究。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城市群春运期间大规模的“返乡流”和“返城流”呈现明显的对称性，并分别于除夕和第一个工作日达到最高峰。②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上海、苏州、杭州等为劳动力输入型城市，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盐城、安庆和滁州等为劳动力输出型城市。③长三角城市群内部人口流动网络具有明显的层级特征，其中上海和杭州是人口辐射核心城市，上海—合肥、上海—南京、上海—杭州等是人口流动的主体路径；空间上东部—西部横向人口流动最为频繁，大体呈现“Z”字形。

新型城镇化驱动下，乡村人口转型呈现就近非农化不断增强等新特征。本文以岳阳市为例，首先揭示人口转型的总体格局，选定城关型、偏远山区型、传统农业型三个典型村庄，全面透视其外出、常住人口的转型特征，揭示自然本底、地域经济、社会服务的影响。发现：中部地区人口以流向省外为主，但回流增强，主要流向镇街；城关型村庄人口以就近（地）非农化为主；偏远山区村庄异地城镇化为主、就近非农化为辅；传统农业村庄人口外流、就近城镇化与非农化并存；村庄资源禀赋及利用程度、地域经济水平、生活服务配套等对人口外出程度和距离、择居（业）、年龄和家庭结构、村庄兴衰有不同影响，城镇化应因况施策。

运用Flexible空间扫描计量方法，对比分析了省、市和县域尺度上的老龄化风险集群的时空格局。发现：老龄化成为全国人口结构转型的主旋律，少子化成为新常态，老龄化区域非均衡加剧，并存多种区域模式；三种尺度识别出的风险集群都集中分布于东南半壁；集群的风险程度与地域范围随时间不断扩大，但集群间的风险差异趋于缩小。总体而言，尺度越小，识别出的集群分布越分散，定位越精确，风险越高，差异越大。针对不同地区的人口—经济发展情况，提出保障生育，发展养老产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地、近城镇化等的老龄化风险应对策略。

基于“百度地图春节人口迁徙大数据”，利用加权网络的富人俱乐部系数和归一化不平衡系数方法，对2015年中国春运期间人口流动网络的富人俱乐部现象和不平衡性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春运人口流动网络中存在明显的富人俱乐部现象，富人俱乐部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苏州、深圳和东莞，这些城市主导了超过77.66%中国城市的省际人口流动，且与这些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多属于不平衡关系，同时俱乐部城市之间、俱乐部城市与一小部分城市之间则属于平衡关系，这种流动格局很容易造成各城市在人口流动网络中的地位分化，严重影响了人口流动网络的公平性和安全性。

城市人口集聚分布以及城市带的形成是一个空间现象，空间力量对其形成和演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与趋势面分析相结合方法，以617个县级以上城市1998年和2011年的城镇人口和经纬度坐标数据来研究中国城市人口空间集聚分布与趋势。研究发现，中国城市人口分布与其周围相邻城市的人口分布关系密切，并且其6阶空间自相关效应是最强的；同时地理位置对中国城市人口体系的空间分布和纵向形态形成具有显著影响。在空间自相关和空间位置相关的共同作用下，城市人口规模聚集区已在东部沿海地区形成。

以关天经济区为案例地，运用空间统计工具，将市、县、镇三个尺度的人口空间变化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探究不同尺度的人口时空格局及影响机制，分析尺度间差异。研究表明：①在人口空间格局上，市级层面西安市是经济区人口分布的核心；县级层面区域人口沿渭河呈带状分布格局；镇级层面人口以西安为中心沿交通轴线向外围递减；②经济区人口格局整体呈现空间集聚趋势，并在各尺度间表现出明显差异。在市级层面，区域人口加速向西安集中；在县级层面，人口主要向地级市市区集中；在镇级层面，出现两种人口集聚路径：一是地级市市区内，人口大量向近郊集聚，中心城区人口快速缩减，郊区化特征明显，二是在市区外围，人口明显向各县城集聚，绝大多数乡镇人口下降。

采用第五次人口普查、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研究了省级尺度下中国人口迁移态势与空间格局演变特征。结果显示:(1)1995-2010年间,中国人口迁移规模迅速增大,省际间人口迁移规模差异明显;上海、浙江人口迁入率显著上升,河南、安徽人口迁出率显著上升。(2)北京、上海、安徽、四川等13省是我国人口迁移网络的核心节点,人口迁移网络表现出中心性、收敛性和地区非均衡性特点。(3)京津地区、长三角地区、广东是我国主要人口辐合流场,安徽、四川、河南、湖南等中部省份是我国主要人口辐散流场。研究表明,不同地区的人口迁移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各地应根据自身人口迁移趋势及在全国人口迁移网络中角色,科学制定区域人口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文章运用2000年第五次及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兰州市主城区老龄人口的空间分布及其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兰州市老龄人口增速快,各区增长差异显著,街区差距相对缓和;老龄人口比重呈圈层结构分布,街区间比重差异明显,老龄人口高密度街区范围扩大,空间特征呈现出明显的"双中心"结构;高龄老人增速快,老龄人口性别比下降,空巢家庭日益增加,老年抚养负担加重。其形成机制主要缘于历史沿革、社会发展、人口生育政策以及人口迁移的共同作用。

文章基于中国第五、六次人口普查与2005年1%人口普查数据资料,采用流数据分析方法,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选用省际人口迁移的最大联系线、最大迁出流、最大迁入流、期望线、迁移效率、粗迁移率等方法系统地研究了我国1995-2010年间省际迁移的时空动态特点及其区际联系。结果表明:全国省际人口迁移的流动性不断增强,东部地区更明显;省际最大人口迁出与迁入流反映了中国省际区域间空间相互作用整体框架,全国大致可以分为3个人口吸引片区和5个辐射片区;省际最大净迁移流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分布较少,其空间分布与各省的MEI_(i)指数密切相关。

人口统计数据空间化是解决统计数据与自然要素数据融合分析的有效途径。随着RS和GIS技术的发展,人口空间化方法推陈出新,但不同的方法各有优缺点,方法选择和精度保证是两个重要的问题。本文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2010年县(市、区)单元人口统计信息为案例,分别基于土地利用数据和夜间灯光数据建立1km栅格的人口空间化模型,再分别以县(市、区)和乡(镇、街道办)为验证单元,比较两种方法模拟人口分布的优缺点。结果表明,基于土地利用数据的人口空间化模型整体优于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人口空间化模型,且前者更适合于模拟人口总数居中的县(市、区),后者在人口密度梯度较大的城镇边缘有更好的模拟效果,在人口较少的地区二者的模拟效果均不太理想。本研究能够为获取高精度的区域人口空间化模型提供参考。

文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运用数理统计、空间自相关和GIS等方法,分析了福建省城镇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异格局。研究发现,福建省城镇流动人口在沿海多而密集、以区外流动为主,开放性和活跃性明显,而在内陆则少而稀疏、以区内流动为主,封闭性和粘滞性突出,但沿海和内陆均存在内部异质性;大城市流动人口密集且来源地广泛、对人口城镇化影响大,中等城市流动人口规模较小,小城镇对区内流动人口有一定吸纳能力。文章还探讨了城镇流动人口空间分异特征的驱动机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影响,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集中指数、趋势面分析和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1990年代以来吉林省49个行政单元的人口密度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形成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吉林省人口密度以集中式发展为主,在空间上呈现"中间高,两边低"的纵向分布特点;2000年以来人口密度空间分布不均衡性进一步加剧,是吉林省人口密度空间格局变化的转折点。吉林省人口密度空间格局演变机制主要缘于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格局、政策因素和历史基础等方面。

基于上海的调查分析,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将ESDA方法应用于社会融合水平研究。运用全局Moran's I指数、热点分析、空间回归等指标和模型,从全局和局部两个层面研究了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水平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上海外来人口社会融合水平较高,但各个区县差异较大;从局部上看,中心城边缘区社会融合水平较高且内部存在关联性,形成了显著的"热点"区域;空间地理因素和制度因素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合水平空间差异有显著影响,其中公共服务支出、社会保障支出两个因素作用最显著。

利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我国人口迁移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首先分析了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分布等在内的迁移人群的社会经济特征,继而从迁移原因、迁移人口的城乡分布、迁移时间、迁移类型与属性的交叉分析等方面探讨了人口迁移的类型学特征。引入就业可达性概念,分析了人口迁移率的空间格局、就业可达性与人口迁移率的空间匹配关系以及人口迁移流的空间格局,发现通过就业可达性格局可以很好地解释人口迁移率的分布。最后,采取多元线性回归技术研究了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迁入地城镇居民收入与迁移率呈正相关关系,而迁出地城镇收入、迁入地的科技文化水平、迁移距离和迁入地农村收入则与迁移率呈负相关关系。

在构建人口文化素质指数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文化教育现状,对我国近十年的人口文化素质指数进行了定量与定性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人口文化素质指数正在快速提高,但整体水平较低;人口文化素质指数的空间差异明显,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域主要位于西部;近2/3的省域发散趋异,收敛趋同的省域不到1/3,向上发散趋异的省域主要位于东、中部,向下发散趋异的省域主要位于西部,空间差异有扩大的趋势;人口文化素质指数与人口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分别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和对数关系。

宁夏银川市镇北堡镇作为全国生态移民的典型地区,毗邻镇北堡西部影视城,地处银川西线黄金旅游长廊腹地,是贺兰山东麓旅游带上具有一定规模的旅游服务中心。在移民区后续发展中,旅游劳工的转移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对旅游劳工的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镇北堡镇旅游劳工转移的政策、经济、劳动力转移成本、城镇"拉力"四大因素,指出了旅游劳工转移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从区位、职业、空间尺度三个方面探索了镇北堡镇旅游劳工转移方向,提出了促进该区域旅游劳工合理转移的一些措施。

简单回顾了关于劳动力转移的几种主要理论观点,除综合性的分析外,将劳动力迁移理论归纳为四类分析框架,即二元结构转换理论,以个人决策、成本-收益为主的分析理论,受家庭、社会结构影响的收益-风险分析框架,环境与移民相关分析学派。对人文地理学对劳动力问题的理解,以及近年来国内人文地理学在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的主要议题进行了总结。认为,与现有的成熟理论相比,当前国内地理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存在框架和核心的缺失,偏重于刻画人口/劳动力流动的空间特征,对城市的特别关注,尤其是外来人口对城市空间和城市经济的影响,关注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对劳动力转移的条件、过程的研究不够。对地理学调整改变视角,发挥学科优势,参与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提出了建议。

众所周知,城市公交网点建设与人口再分布互动关联,且两者互动方式有章可寻。分析了常规公交、轨道交通与人口互动关系差异的原因,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别阐述了常规公交、轨道交通与人口互动发展的不同方式,并搜集实际案例加以佐证,从理论上,实践上,深层次地揭示了两种公交与人口互动的差异性及基本规律,以期待为城市公交的建设和发展提供相关的理论依据。

分析得出,建国以来,新疆人口年均增长率2.79%,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4%,属于人口快速增长地区。各族人口增长率有很大的差距,汉族、回族和满族人口的年均增长率远高于全疆和全国同期的增长水平;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达斡尔族人口的年均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低于全疆平均水平;俄罗斯族和塔塔尔族人口逐年减少。新疆人口分布的空间变化规律总体分布趋势为西密东疏,北多南少;冲洪积扇缘绿洲地带多,盆地中心稀少。新疆人口密度明显增加,高值区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低值区的范围在缩小。

西伯利亚人口问题一直非常尖锐,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有不断恶化趋势。基于1989年和2002年俄罗斯人口普查资料,对西伯利亚人口状况及其动态变化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1989-2002年间西伯利亚人口减少了95.9万,减少幅度达3.7%,远高于全俄1.5%的平均减幅;出生率降低、死亡率提高和人口大量迁移导致多数城市和区域人口持续减少,劳动力短缺问题日趋严重,制约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实现人口自然增长、调节人口迁移、引进合法移民乃西伯利亚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

西辽河流域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地区之一,属于典型的生态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区,研究流域人口变化及其对环境的影响是寻求区域人地关系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考察了清代260余年间西辽河流域蒙古族和汉族人口的变化,并指出正是由于清政府不能从长远的观点制定合理的开发政策,使人口增长过快,增强了人口对资源的压力,造成了植被的破坏、野生动物的锐减和土地退化与水土流失的出现。因此,政府在制定开发政策时,要从长远的观点出发,处理好产业发展与保护环境的关系。

人口数据格网化是目前人口空间分布研究的热点。本文对国内外人口数据格网化模型研究进行总结,重点剖析几种主要的人口数据格网化模型。研究表明:人口数据格网化模型从单纯的、静态的格网化方法,逐步向自然、经济社会因素综合影响下的空间模型过渡,朝着动态模型方向发展;随着格网化数据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以不同级别格网为基本统计单元的人口数据生产将是人口数据获取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

本文从三个方面讨论了发展中国家城镇化进程不同于发达国家相应发展阶段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新的城镇化形式对我国城镇化政策的影响,分析了上述城镇化的新特点和新形式在我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政策上的意义,认为相关研究和方针、政策的制定必须对上述新特点和新形式予以更多的关注。

人口容量规模是城市发展的战略性议题,尤其河谷型城市。基于用地空间、水资源及生态环境三个主要影响因素,对河谷型城市人口容量规模的测算途径和方法进行了探讨和总结。以典型河谷型城市兰州中心城区为例,估算了其在该三个因素下的各自适宜人口规模和最大人口规模,进而反映出河谷用地空间对中心城区人口规模的限制作用较水资源及生态环境更为强烈,并根据木桶原理最短边,得出现有条件下适宜人口规模为230.56万、最大人口规模为342.17万的基本结论。

中国科学院院士时空分布的主要特点是:(1)空间上以水域广阔、特别是水域面积/山地面积较大的地方为多,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江浙一带;(2)时间上以20世纪初出生者最多,这主要是教育、历史及院士增选过程的原因。以上特点是自然地理环境、经济水平、教育水平、家庭背景以及悠久的历史文化背景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系统地考察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成材的背景,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探讨了我国高级人才的分布规律,指出自然因素、经济-文化因素和教师、家庭等对高级人才成长的影响机制,为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提供参考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