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发展效率是关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科学问题，亦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点议题。本文对2006—2023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融合发展效率展开研究，运用核密度估计、热点分析法、地理探测器等模型揭示其时空动态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2006—2023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融合发展效率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武汉都市圈始终高于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且多极分化现象更为显著。②长江中游城市群呈“冷点区片状分布，次冷点区集聚分布，次热、热点区零星分布”的特征，武汉都市圈邻近扩散关联效应不显著，环长株潭城市群边缘逐渐向次冷点区转变，环鄱阳湖城市群南部冷点区集聚特征显著。③武汉都市圈除始终依赖经济因素外，社会因素逐渐显现，环长株潭城市群呈经济、人口、社会因素多元主导特征，环鄱阳湖城市群主导因素始终为经济因素和人口因素；因子间交互作用结果基本为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

集成多元地理流大数据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技术流网络，利用改进重力模型测算多维要素流动距离衰减系数，构建城际要素流动距离衰减度指标反映城际要素克服距离衰减的流通能力，并借助QAP回归探讨城际多维要素流动距离衰减度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人流、资金流、技术流、物流呈现较显著的距离衰减，总体衰减效应强度人流>资金流>技术流>物流；而信息流距离衰减不显著。②人流、资金流自由流动程度较高，而物流、信息流、技术流配置体现为向枢纽城市倾斜。③人流、资金流受行政分割、城乡二元体制、产业同构的限制，受城市体系层级结构的促进；一体化政策可促进人流、信息流；物流、技术流则由等级化扩散主导。

探究以城市群为依托形式的区域一体化能否促进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提升，是寻求缓解城市土地供需矛盾的有益尝试。基于2007—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随机前沿分析测度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在运用PSM-DID法评估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影响的基础上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区域一体化政策能有效促进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但影响过程存在滞后性。区域一体化政策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源集聚和交通设施建设等途径推动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提高；其中，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最强但影响范围在缩小，人力资源集聚的作用次之且保持相对稳定，而交通设施建设的影响相对较小但中介作用范围呈扩张趋势。应主动利用产业布局推动建设用地利用新格局的形成，以人力资源集聚为政策供给突破口促进区域一体化政策体系的完善，并以区域一体化对接交通设施一体化为契机，实现城市建设用地结构的调整与用地效率的提升。

在“流量城市”兴起与数字媒介深度渗透的时代背景下，城市官方文旅短视频凭借其直观性、趣味性与互动性，迅速成为城市旅游形象传播与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手段。然而，目前鲜有研究探讨这些官方文旅短视频软广告如何影响公众的出游意愿。本文基于AIDMA模型，构建了分析框架，以探究官方文旅短视频软广告对公众出游意愿的影响机制，并通过对1012份问卷的实证分析得出相关结论。研究结果表明，公众的出游意愿受到官方文旅短视频软广告的吸引力、公众对软广告的兴趣与欲望以及平台推送信息的综合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感知有用性起到了中介作用。研究为官方文旅短视频软广告如何影响公众出游意愿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还为提升城市旅游公共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及其效能提供了实践启示。

本文以中国115个资源型城市为例，基于ERG理论，运用组态分析的方法探讨资源型城市如何通过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结果表明：①单变量必要性分析中，基础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劳动保障、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并非资源型城市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必要条件，但是基础教育和劳动保障的协同配合在推进资源型城市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②组态模式分析中，资源型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模式可以分为成长驱动型、生存驱动型、关系驱动型以及混合驱动型；③成长驱动模式适用于典型与转型资源型城市；生存驱动模式适用于转型资源型城市；关系驱动模式适用于变异资源型城市；混合驱动模式具有较强的适用性，三类城市均可采用。

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活动的丰富要求城市开展全时化建设、激发持续活力。城市持续活力体现在人口活动的空间集聚和时间持续上，并受到城市建成环境的显著影响。响应上海市“24小时活力城市”建设目标，本文以上海市中心城为案例地，基于手机信令数据获取2019—2021三年的昼夜人口数据，据此划分“持续活跃”、“昼间活跃”、“夜间活跃”、“持续不活跃”4种城市持续活力类型并刻画其空间格局，通过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和面板多值Logit模型从建成环境的功能性和通达性两方面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上海市中心城城市持续活力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和时序变化，约8%的区块具有昼夜持续活力，内环以内地区的城市持续活力优于外环附近地区；2019—2021三年间，城市持续活力先衰退后回升的变化。②上海市中心城城市持续活力受到区块的功能多样性、交通节点密度和路网多样性以及空间邻近性的正向影响，此外功能密度和路网密度对昼间活力具有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可为激发城市持续活力、建设24小时城市提供政策参考。

基于专利申请数据，以南京市为例，在识别城市创新空间的基础上，逐一构建南京市创新空间的创新网络，并据此划分创新空间类型，总结其演化特征、剖析其差异机制。结果发现：①城市创新空间创新联系的尺度构成存在差异；其中，中小企业主导的创新网络更倾向与本地创新主体形成关联网络簇群，大型企业、高校院所主导的创新网络则表现出更为明显的超域特征。②可以将城市创新空间的网络组织类型划分为核心主体离散型、核心主体组合型、多主体离散型和多主体组合型，4种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动态演进的阶段性。③创新主体属性是造成城市创新空间网络类型特征差异的重要原因，可以用多维邻近性来解释不同属性创新主体的差别化结网规律。

随着城市网络在空间结构与影响机制研究的深入，自组织机制成为重要议题。本文针对中国336 个地级以上行政单元，基于互联网大数据构建企业组织、信息关注、人口流动三种城市网络，分析实体空间与拓扑结构特征，使用指数随机图模型对三种城市网络的外生影响因素与自组织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实体空间层面，三种城市网络具有空间异质性，形成两种尺度下“中心—外围”结构，表现出相互交织和蔓延扩散的两种腹地形态；拓扑结构层面，三种网络分别体现出无标度和小世界特点，识别出不同空间范围下发挥主导作用的自组织特征；城市网络是外生影响因素与内生动力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择优选择与网络邻近共同揭示了城市复杂系统背后的自组织机制。

城市空间质量的提升往往影响城市的高质量发展，进而影响城乡均衡以及城乡共同富裕的实现。文章试图构建系统的城市空间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城市的空间质量进行评估，进而采用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模型、非线性回归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SDM）对2005—2020年间中国285个地级城市的城市空间质量与城乡共同富裕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我国城市空间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这种上升趋势呈现出时空异质性。②城市空间质量提升可显著促进城乡共同富裕，但由于二者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这种促进作用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实现的。③城市不同的空间类型对城乡共同富裕的影响不尽相同。④城市空间质量提升通过加快市场一体化与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影响城乡共同富裕。

以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个超大城市为例，基于新浪微博打卡数据、POI地理空间数据及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利用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网络热度对城市饮品消费空间的影响。结果表明：①网络热度和城市品牌饮品消费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集聚效应和趋同性，这表明城市虚实资源要素的发展在数字化时代依然存在空间不均衡性，且二者紧密相关。②网络热度对品牌饮品店空间布局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类型和区域差异。③网络热度一定程度降低了品牌饮品店对实体空间要素的依赖。深入揭示网络热度对城市饮品消费空间结构的影响，有助于城市消费空间的优化与重塑，为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城市旅游景区消费场景已由封闭式景区转向为无边界旅游空间，从舒适性视角解析游客在城市旅游景区新消费场景下的消费差异机理。文章提出城市旅游景区消费场景构建方法，以苏州乐园森林世界景区为例，解析城市旅游景区舒适性对景区内和街区消费差异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①消费升级背景下城市旅游景区消费场景转变为景区及其邻近街区，旅游消费仍然低迷，景区与街区舒适性的融合共生发展是促进城市旅游景区消费的关键驱动力。②景区内舒适性是城市旅游景区消费的持续推动力，其舒适性具有消费溢出效应，能够直接或通过景区沉浸体验显著提升景区内和街区消费水平。③街区舒适性是城市旅游景区消费的稳定支撑力，高舒适性水平街区能够稳定承接和转化景区溢出消费需求。文章对城市旅游景区消费场景进行解构，推动以景区为中心的商圈舒适性升级，对宜居城市建设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形成高效合理的设施空间配置格局是社区生活圈建设的基础要求。基于生活圈基础保障设施建设现状，根据“优化设施筛选—新增设施数量—新增设施布局”思路，构建高效配置要求下的基础保障类设施优化方案：①通过分析居民步行 15 min范围内基础保障类设施的分布情况及建设规划，筛选出有优化需求的设施。②使用 Kmeans 聚类方法识别新增设施带来收益增长变缓的临界点，得到最佳新增设施数量。③结合核密度分析和区位配置模型，制定设施空间优化配置的具体方案。本文以乌鲁木齐市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保证设施空间均衡布局和基本服务人口规模的前提下，综合考虑低成本、高效益的配置目标，针对养老院、公园广场和消防站 3 种基础保障设施，优化配置方案使设施覆盖率平均提升24.68%。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以协同创新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1—2020年中国288个城市联合申请专利数据，利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全面考察城市协同创新网络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城市协同创新经历了“低位渐进—稳步增长—快速攀升”的发展阶段，企业参与比例不断下降，但仍是科技创新的主要力量，高校参与比例先上升后下降，“其它”关系占比不断增加，协同创新主体日趋多样化。②本地协同创新能力分布极不均衡，呈现“东强西弱、沿海高于内陆”的空间格局；跨界协同创新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从“一字型”结构向“四面体”结构转变；结合本地/跨界合作强度，将协同创新模式划分为网络密集型、本地优先型、跨界优先型和孤立稀疏型四个类别。③城市协同创新整体网络由稀疏型向稠密复杂型转变，呈现明显的小世界性特征；个体网络不断强化，极化现象突出；网络层级渐进生长，“核心—边缘”结构显著。

从主动式城市更新的角度，对城市孤岛指向以及其空间转型、文旅空间生产机理进行了系统性的理论分析，致力探索城市孤岛从“孤”走向“不孤”的文旅空间转型路径。具体采用观察法、半结构访谈法、文本分析法等数据收集方法，以广州市黄埔古村为例，对文旅空间生产的转型路径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有：①城中村是城市孤岛，是城市空间有机构成关系的割裂，表现出景观、管理、经济、文化孤岛特征。②“权力—资本—文化”组成城市孤岛空间转型视角下文旅空间生产的要素模型。黄埔古村文旅空间生产中，权力逻辑带来了空间侵入与空间管制，资本逻辑带来了空间低效与路径探索，文化逻辑带来了空间嵌入与融合适应。③“文旅+城市更新”是黄埔古村为代表的城市孤岛空间再生产的路径之一，是将文化视为核心要素，并以文旅发展作为驱动城市孤岛主动式城市化的路径。

出行满意度是交通地理研究的热点议题，而现有研究很少关注地理环境（尤其是工作地与沿途环境）对居民通勤满意度的影响。为此，本文基于广州市的问卷调查与地理兴趣点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不同地理环境因素对通勤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沿途环境和工作地环境对通勤满意度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居住地的地理环境对通勤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此外，通勤时间、通勤方式和沿途活动等因素对通勤满意度也有一定的影响。本研究拓展了尺度陷阱理论在交通研究中的应用，也对于提升大城市居民的通勤满意度具有政策启示。

跨区域要素流动的加快，促使位于大都市跨界地区的边缘城市成为大都市竞争力培育的前哨，文章以南京毗邻地区为例，对大都市区跨界边缘城市的生成、演化和重构过程进行全面考察。首先，研究指出，南京跨界边缘城市的演进经历了生产要素扩散下的工业村镇、工业贴边发展的单一功能区、居住郊区化导向的新市镇，以及协同治理下的社会融合四个阶段,形成了一种以工业资本承接为先导，市场资本参与为支撑，社会资本融合为保障的独特发展路径。其次，中国的跨界边缘城市是在边缘区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逐步演化的，并形成产业型、居住型、综合性型等发展类型。最后，在理论层面讨论了中国特色边缘城市的特殊性，以期为大都市区一体化发展提供启示。

物流末端网点是物流体系中重要部分，也是最贴近用户的环节。本文基于2022年8月在高德地图中获取的重庆市物流末端网点POI数据，使用空间自相关分析、不均衡指数、最邻近指数等方法，探索重庆市物流末端网点空间分布格局，并梳理城乡不同区域末端网点组织运行模式差异。研究结果表明：①重庆市物流末端网点分布不均，物流末端网点集聚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②各类网点集聚程度智能快递柜>第三方驿站>物流公司直营网点；③重庆市物流体系呈现城市—镇/乡的场镇两级物流网点布局，行政村内部缺少网点建设，网点布局均统筹多方要素；④重庆市城区网点运营体系完善，乡镇末端网点运营精细化管理欠缺，尚未形成完整的城乡物流融合发展体系。

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区，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探究2012—2018年城市房价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空间相关性，借助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揭示城市房价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整体影响及空间异质性规律。研究发现：①长三角房价呈“东高西低”态势，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呈“西高东低”态势，房价及居留意愿均表现出上升趋势。②城市房价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均呈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但两者间存在显著的空间负相关性，单变量局部空间类型以高—高型和低—低型为主。③城市房价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整体影响为负，房价影响的正值区逐渐转移至安徽中南部，房价影响的负值区扩散至大部分地区。④房价稳定助推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提高，房价快速上涨将阻碍居留意愿的提高。

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往关于最大城市规模相对整体城市规模分布塌陷的深入分析严重缺乏。本文使用 1975—2015年全球人类定居区图层的人口和建成区数据，采用一致的城市定义，对 100 多个国家的国家最大城市规模塌陷的程度、原因以及机制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全世界约三分之一的国家存在最大城市规模塌陷的现象，且随最大城市规模增加，塌陷程度先减弱后增强，反映了集聚经济与集聚不经济的此消彼长；先进交通技术的应用可以抵消集聚不经济力量进而减弱最大城市的塌陷程度，但随着城市规模持续增长，超过了交通设施的承载力，城市规模塌陷程度还会进一步增强。研究发现支持了最大城市规模塌陷是源于集聚不经济的存在以及一定时期内大城市技术经济和管理能力限制的假说。

本文通过2019年336个城市间的百度搜索指数构建中国城市信息网络，采用差别化过滤法和指数随机图模型，探讨其主干结构特征与内外生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城市信息网络具有高密度、多尺度和异构性，基于差别化过滤法提取的主干网络清晰展现了信息流的地域差异和全局特征。国家级城市群之间形成距离衰减弱、空间跨度大、多元扁平化的信息流通道，并对东北和西南城市形成一定的邻近辐射；成都、重庆、西安形成三角聚合效应；新疆、西藏的信息流较为地域化和边缘化。行政等级、信息化水平、旅游热度能促进城际信息流动，省界效应突出。网络内生的择优连接和关系闭合机制也至关重要，但择优连接强于关系闭合，促使网络向层级性的组团化发展。

生活圈规划已成为精准配置公共资源、保证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既有生活圈研究与规划实践多以个人角度出发，缺乏从家庭视角考察人们使用生活圈的规律。本文基于对上海市家庭的问卷调查，考察家庭日常活动类型、时距、频率和出行方式等特征的基础上，构建含“社区生活圈—补充生活圈—过渡生活圈—通勤生活圈”的四级家庭生活圈体系，识别出四类典型家庭生活圈使用模式，并进一步探讨不同的生命阶段、职住关系、居住区位和社区生活圈设施环境家庭的使用模式的差异特征。本文丰富了家庭视角的生活圈研究，对指导生活圈规划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基于2017年上海郊区居民活动与出行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外来人口城市空间利用与归属感的总体特征和群体差异，并对不同居留时长外来人口的城市空间利用对城市归属感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①上海郊区外来人口的城市归属感一般，但城市归属感随居留时间延长而提升。②城市空间利用中，中心城区与社区活动时长对其城市归属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③城市空间利用对外来人口城市归属感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中心城区活动有利于新来者和适应者的城市归属感提升，郊区新城活动对新来者和适应者的影响相反，长期居留者归属感与城市空间利用的关系不显著。④社区主客观建成环境对提升外来人口城市归属感也具有显著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流动是以具有空间流动性和户籍身份非流动性的暂时性人口流动为主、具有跨越空间和户籍身份双重流动性的永久性迁移为辅的双轨系统，这在超大城市表现得尤为典型。如何理解和解释中国超大城市永久性迁移人口和暂时性流动人口之间、永久性迁移人口内部、暂时性流动人口内部表现出的市民权流动性和非流动性？本文借鉴迁移期望和迁移能力理论，扩展流动性和非流动性的内涵，从跨越空间边界延伸到跨越制度边界；根据户口迁移期望和迁移能力的不同，本文提出一个流动性与非流动性的解释框架，将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市民权获得分为五种类型：顺从不流动、自愿流动、非自愿流动、非自愿不流动和自愿不流动，并基于上海的数据加以实证分析。市民权的流动性具有异质性，既可能是自愿争取的结果，也可能是制度限制之下非自愿的结果；市民权的非流动性不仅是一种结构制约之下顺从的或非自愿的反应，也可以是一种自愿或战略的选择。

从节点、流量、首位联系、社区结构四个层面对中国长短期人口流动视角下的城市网络结构特征及组织模式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①长短期流动人口均倾向于向少数城市集聚，当考虑网络方向时，城市节点被赋予了不同的功能与角色；②长短期人口流均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的东南半壁，但长期人口流主要由欠发达城市迁往发达城市，短期人口流主要发生在发达城市间；③两个网络的首位联系均表现出邻近连接与择优连接的双重特征，但长期人口流动网络以邻近连接为主，短期人口流动网络以择优连接为主；④两个网络均具有明显的社区结构，但长期人口流动网络以组团式的跨省邻近组合型为主，短期人口流动网络以飞地式的跨省跳跃组合型为主。

现代与历史城市要素具有复杂的关联性，其关联在空间中有何规律？其中诠释了怎样的内在机制？以南京市为例，从“现代—历史”双侧视角探究了现代与历史城市要素在个体—单元—整体维度的空间关联性，发现两者关联性在不同维度和不同设施类别上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空间分异，反映出显著的个体互动、单元适配和整体依存规律。进而分析形成机制可以发现，两者关联性受自然地理格局及自然演化、城市结构与功能布局的演变、当代城市规划与遗产保护理念及思想的深刻影响。由此提出，现代语境下历史资源保护需明确历史资源与现代城市空间的耦合形态和关联逻辑，着重缓解强互动、强依存区域的压力过载，优化弱适配区域的缺口和不足。

中小城市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提升中小城市人居环境吸引力，有利于构建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推动中小城市高质量发展。基于相关理论，构建城市人居环境吸引力评价体系，分析2005—2020年东北地区中小城市人居环境吸引力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障碍因子。研究发现：①2005—2020 年东北地区中小城市人居环境吸引力整体上呈上升趋势，空间非均衡性特征明显，呈现出“四周高、中间低”的“盆地形”空间分布结构；②人居环境吸引力经历了从随机到集聚的演变过程，热点区主要分布在辽宁省，冷点区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③限制东北地区中小城市人居环境吸引力提升的主要准则层是生活环境、人口环境和自然环境，要素层方面，医疗条件逐渐成为主要障碍因子。

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反思人类的自然观以及人与自然的道德联系，城市自然是人与非人关系的可能性空间。研究从关怀视角出发，运用质性方法，构建空间、关系与行为三元分析框架，探究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中人与动物多维关系的具体表现及关怀实践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人与自然的互动及关怀关系的建立以多情景相遇为条件；关怀关系能够促成示范、响应、潜在的关怀行为，空间相遇、关怀关系和关怀行为构成关怀自然实践，塑造城市空间的关怀特质；动物园借助关怀关系养成以及关怀行为示范，推动社会关注和关怀实践的流动。本文推动关怀从自然管理理念转向日常生活实践，在人与自然关系建构中发挥更大潜力。

揭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机制，是实现高水平公共服务供给与以人为本人居空间构建的重要前提。研究基于“城市人”理论，构建“人居系统要素―居民时空感知―居民满意度”的认知―测度框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开展武汉市为例的实证研究。基于1122份有效问卷构建模型，其结果验证了设施点的布局、量的供应及质的服务在居民安全、方便、舒适、美观感知的中介作用下，对居民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在系统性总结满意度影响机制与路径基础上，提出设施及空间优化策略，为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本文以西安市公园绿地为例，整合城市公共空间的实体属性与虚拟属性，提出“显隐互鉴”的城市公共空间活力分析框架与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多源大数据对其活力进行评价，揭示显性与隐性活力的协同类型及隐性活力的显性化机制。主要结论：①显性活力和隐性活力均呈现综合公园＞专类公园＞社区公园的特征，显性活力高—低值空间分布表现为“中心—外围”结构，隐性活力无明显空间分布规律；②显性活力与隐性活力形成4种高低值匹配类型，高显—高隐公园人气与活力极强，分布于城市二环内，高显—低隐公园具有稳定的人群基础，分布于二、三环之间，低显—高隐为新兴起公园，分布于三环外东北部地域，低显—低隐公园活力最低，分布于二环外北部及三环外南部地域；③隐性活力对显性活力存在正向影响关系，用户评价在隐性活力的显性化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先进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对于刻画中国城市空间联系具有重要的表征作用。本文基于29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先进制造业投资数据，利用空间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了中国城市网络空间联系与结构特征。研究表明，基于中国先进制造业投资的城市网络总体上形成以“菱形”结构为主体框架的“V”字型空间形态；城市间投资联系按照距离由远及近呈偏右态分布，具有明显的距离衰减特征和大分散、小集聚的整体联系特征；城市网络具有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为主的首次位联系，继而形成以上、深、广、北为核心的“核心—边缘”城市联系空间结构。

本文通过因子分析方法计算出中国城市群省际边界区域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并运用ESDA分析方法对城市群省际边界区域经济发展格局进行空间差异性及关联性分析，最后通过地理探测器模型对城市群省际边界区域经济发展影响因素进行解析，以期探索新时期城市群协调发展等难题的路径。研究发现： ①省际边界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差异的下降过程快于绝对差异下降过程；②省际边界区域局部关联程度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③省际边界区域局部空间关联程度冷点区域逐渐缩减，热点、次热点逐渐增多；④省际边界区域多依靠固定资产投资及政府财政支出维持经济发展，体现出规模化企业数量有限、区域辐射效应不强的现实困境。

城市收缩是当前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新事物，给传统基于“增长情景模拟”的城市规划范式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与挑战。该文据此围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选取我国收缩城市最集中的东北三省，就其收缩效应及其内在作用机理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较低且空间分异明显；②15个收缩城市呈现出明显的基本服务均等化收缩效应，并表征出明显的阶段性、类型性和空间分布特征；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价是一个基于总量与人均指标、“存量”与“变量”指标综合权衡的结果产物，内在逻辑遵循“发展要素‘外流’→发展机会被空间剥夺→地方财政税收锐减→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受限”的演化规律，而且这是一个互为因果的耦合过程。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从职住分布、通勤流向、距离时耗分布三方面总结北京市通勤空间格局的整体特征，进而划定具有代表性的职住类型区开展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北京的居住或就业密度并非完全由内向外递减，而是以高密度居住环带和点状就业中心呈现；通勤流向上形成“昌平-中关村”和“通州-CBD”两条长距离通勤带；由通州、大兴、昌平三个新城流向中心城区的通勤人数较高，而亦庄、通州和顺义也吸引了一部分中心城区居民反向通勤；西五环内和北五环外的的居民单位通勤距离耗时更多，表明此地居民面临更为严峻的通勤交通状况。此外，通过对比五种居住区与四种就业区中的人口通勤特征，亦发现了不同职住类型区域的通勤分布模式差异。

主流话语刻板化和单向度的形象认知，使得历史街区改造中原住居民的空间权力经常受到侵犯。以天津老城厢“危旧房改造工程”为案例，基于空间生产理论，通过非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关注历史街区改造前后居民的空间生产实践，分析驱动机制与问题根源。研究发现：①在即将拆迁的历史街区中，原住居民通过小规模的空间抵抗实践，建构了一个支持社会生活的表征空间，创造了与议程相悖的替代性意义。②异地搬迁后，居民身份转换遇到了阻碍，社会空间呈现出生产与生活双重异化的现象。③生产方式嬗变的驱动机制源自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争夺与权力博弈，空间排斥发生的直接原因是精英集团行动视角的局限，根本原因是结构性权力分配失衡。基于此，本文分别从理论指导、空间治理和方法策略三个层面提出建议，以期纠正城市空间生产导向的偏离。

提升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水平是我国新型城镇化以及“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探讨了城市环境感知、生活满意度与流动人口心理健康三者之间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城市环境感知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社会环境感知相较于建成环境感知的影响更为显著；广泛的社会支持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具有最为显著且直接的正向影响；生活满意度在环境感知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起到关键的中介作用；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流动人口在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水平方面具有较大差异，在环境感知对两者的作用路径方面也有所不同。建议营造包容的社会环境，并针对不同类型群体提出对应策略，进而有效的提高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水平。

基于 “上海市居民住房与生活空间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重点讨论社区类型、社区建成环境和区位对居民社会融合的影响，并使用交互作用分析探究社区特征对不同户口居民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保障房社区、建成环境感知和客观可达性的提升以及居住在外环以外显著促进居民的社会融合；动迁安置房社区、良好的环境品质感知、客观可达性及物业管理水平对本地和外来人口产生显著的异质性影响。社区治理可以成为促进社会融合的重要政策工具，通过在不同社区分类施策、营造和提升社区环境可以有效地促进不同群体的社会融合。

近年来，随着我国港口资源整合、港区功能调整和港口城市的转型升级，沿海港口与所在城市的关系发展面临新的变化和挑战。本文以我国沿海港口为例，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讨论，聚焦我国沿海港口港城关系问题，剖析港城关系的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大部分沿海港口已进入极度协调发展阶段，但发展趋势逐渐放缓，区域分化特征显著，港城协同度差距呈现再扩大的发展趋势。在研究期间，我国城市驱动型港口城市数量显著增加，港口驱动型和港城互驱型港口城市数量减少。建议通过政府政策引导、港产城融合发展和港口转型升级等方式，不断提升我国沿海地区港城关系整体协调发展水平，为新时期我国沿海港口与所在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在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网络社会进阶中，移动互联网支撑城市环境的即时共享与未来愿景，非在地的空间感知生成元宇宙类现实/虚拟的城市意象，网络媒介叠加于建成环境主/客观作用的传统经验感知，形成感知拼贴、地方再构、时间重叙、认知分异的意象特征。研究通过梳理互联网语境下的城市意象研究，揭示网络社会背景下城市意象的先验式建构过程，发现了意象节点偏离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峰值区域的一般规律，并归纳了互联网环境下城市意象研究的图片、文本和轨迹等应用素材，以丰富人本主义城市设计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