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企业充分利用高校创新资源已成为区域创新政策的核心，从区域层面探究企业嵌入校企合作创新网络的演化特征及影响因子具有重要价值。利用 2008―2022年中国校企合作发明专利数据探究区域企业嵌入校企合作创新网络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企业节点数量、分布范围及区域差异呈扩大态势，合作创新空间尺度和距离缓慢提升；经济发达地区企业占据网络核心位置，地理距离阻碍作用较弱。②区域企业网络嵌入度相对固化且空间黏性强，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依赖性明显，整体呈以北京、宁杭、广深为核心和以区域中心城市为节点的空间格局。③区域企业嵌入校企合作创新网络主要取决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区内高校资源禀赋的影响相对较弱。

本文通过构建“人口—社会—经济—空间—生态”指标体系，刻画 2003—2020年中国城乡融合时序演变过程，揭示其空间分异机理。研究发现：①我国总体及四大区域城乡融合水平均呈上升态势，区域间空间分异明显；②城乡融合空间分异主要受区域间差异的影响，东部与西部区域间差异最大。③社会、空间和人口融合差异是城乡融合空间分异的主要结构来源。由东向西来看：空间和人口融合差异先升后降，社会融合差异下降，经济及生态融合差异上升；④城乡融合空间分异增强因素：我国总体受社会保障和空间建设差异影响、东部受空间交流和生态治理差异影响、东北部受社会保障和空间交流差异影响、中部受人口状况和经济基础差异影响、西部受人口状况和空间建设差异影响。

县域作为连接农村与城市的纽带，是城乡融合发展研究的重要切入点。本文以福建省县域为研究单元，构建城乡人口、经济、社会、生态和空间多维评价指标体系，测度 2011—2020年福建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并借助 LISA 时空路径、LISA 时空跃迁和分位数回归等方法探索其时空耦合关系及跃迁机制。结果表明：①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呈现“高值区—闽西团簇，闽东松散；低值区—闽南、闽北聚集”的分异特征，空间集聚性呈弱化趋势。②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较为稳定，空间依赖效应较弱，空间整合性较强，时空跃迁类型变化呈现“路径锁定”特征，“马太效应”较为明显。③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要素驱动模式分别为“经济—教育—政府”低分位驱动、“产业—收入”低分位制约、“产业—劳动力”高分位驱动和“政府—收入”高分位制约。本文丰富了县域尺度的城乡融合研究，对中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数字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深度融合，可以有效突破行政和社会边界，扩大优质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辐射范围，有利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以中国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共生理论阐释数字化与基本公共服务融合发展的内涵机制，综合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马尔科夫链转移概率矩阵，考察数字化与基本公共服务融合发展的时空动态。研究发现：①中国城市群数字化与基本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水平均呈稳步上升态势，但多数城市群仍处于轻度失调的融合阶段。②群间差异是引致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绝大多数城市群区域内差异呈波动减小或稳定态势，仅呼包鄂榆城市群区域内差异上升趋势明显。③融合水平高的城市有更强的稳定性，低水平城市后发优势明显，各城市融合发展水平更倾向于向高水平转移，邻近城市会影响本城市融合水平的时空转移特征。

区域环境治理是全球化时代环境治理的重要研究议题，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全球和地方的交互作用，特别是跨国企业作用。本文以东莞生态园为例，基于行动者网络视角，剖析区域环境治理的全球—地方互动过程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①东莞生态园历经了环境整治和环境优化2个阶段，该区域由一个严重污染的边缘地区转变为环境友好的生态城区。②东莞生态园环境问题的产生及其治理是全球—地方互动作用的结果。③地方政府和跨国企业是区域环境治理的核心作用者，二者通过本地企业产生联系，促成了资本、标准、理念、技术等要素在区域的互动。本文揭示了以地方政府和跨国企业主导的区域环境治理机制，丰富了已有环境治理研究，对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加强污染环境犯罪的系统研究，可为区域环境治理及犯罪打击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从地理空间视角，针对国内282个地市州2014—2020年的年际污染环境犯罪数据，综合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计量模型等多种方法，对我国污染环境犯罪的时空分布格局及主要影响因素开展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①2014—2019年国内污染环境犯罪案发数量逐年增多且地区差异逐渐减弱、离散度增高，2020年案发数量降低，地区差异有所提高，离散度降低；②我国污染环境犯罪多发于“胡焕庸线”以东地区，整体呈现出“四中心一带”扩散型分布特点，并在这些高值区及周边地区呈现出明显的集聚效应；③城市污染环境犯罪案发数量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二产从业人员比重和全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而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成显著负相关。研究结果可为部、省级环保执法部门加强对环境污染重点地区的监管与督导提供决策支持。

区域可持续发展对于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科技人才集聚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智力支撑。基于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研究了科技人才集聚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与科技人才集聚存在着严重的区域不均衡性，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差距较大；科技人才集聚可以显著推动本区域可持续发展，且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科技人才集聚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及溢出效应存在地区和人才集聚类型异质性，且不同地区需要集聚的人才类型也存在差异；科技人才集聚效果存在最优区间，集聚超过一定规模时反而会对区域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港口连通国内外，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促进了区域间的经贸往来，有效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然而，部分港口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时存在着定位不清晰的问题，导致其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受限。因此，本文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构建港口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框架，并以东疆港为例进行解析。主要结论：①港口运营存在多行为体的跨层互动，通过构建港口金融与物流通道，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建设；②港口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体现了路径演变，初始阶段表现为行为体的价值捕获和价值创造，巩固阶段出现了价值提升行为，高质量发展阶段体现为价值创造与价值提升；③东疆港地方及企业层面的价值行为缩短了初始阶段的演化进程，促使港口在外部刺激下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以贸易港的姿态成为第四代港口。

利用武器转让和世界银行数据库对“一带一路”沿线军事技术转移网络格局和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军事技术转移规模先升后降，印度成为最大的军事技术转入国，中国军事技术优势区逐步扩大并趋于连片生长；军事技术转移网络呈两极分化特征和核心—边缘结构，中国成为改变网络结构的关键力量；俄罗斯是军事技术转移最大流网络的绝对主导，但影响力和控制力呈下降趋势；美国对域内军事技术转移规模迅速增长，军事影响力日益向中国周边渗透，空间布局符合边缘地带范围并对中国形成合围态势；地理距离、经贸关系、地缘关系、科技创新能力、国家发展水平、资本投入、资源禀赋和政治稳定性对转出国影响显著，而对转入国影响不明显。

跨喜马拉雅地区是一个地理环境独特而复杂的区域，连接着中亚、南亚和东南亚，是我国“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作为印度“东向战略”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叠区，该区域被认为是中印地缘经济利益交汇区。然而，已有研究对中印在跨喜马拉雅地区地缘经济格局刻画的深度和广度均不充分。因此，基于2002—2020年跨喜马拉雅非主体国家贸易进出口数据，本文运用HM指数、贸易强度指数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多层面对比了中印在跨喜马拉雅地区的地缘经济格局。结果表明:①在经济依赖上，跨喜马拉雅非主体国家对印度的依赖程度总体上要高于中国，其中不丹和尼泊尔对印度的依赖程度最高，而巴基斯坦和缅甸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较高。②在贸易强度上，跨喜马拉雅非主体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强度指数整体偏低，而与印度的贸易强度指数整体较高，其中缅甸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最密切，而尼泊尔和不丹与印度的经济联系最紧密。③在贸易网络中，中印两国处于跨喜马拉雅地区贸易网络的绝对核心位置，形成了以中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为组群，以及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尼泊尔为组群的两个组团。

随着陕北能源富集地区的不断发展，黄土丘陵沟壑区城乡空间分布不合理、发展潜力受限、河谷生态环境受损等人地矛盾问题日益凸显。为改善黄土丘陵沟壑区“川道填充式”的发展模式，提出“次沟”空间作为河谷型城镇城乡边缘发展区的重要战略价值。基于无定河研究区内45条次沟样本的人居环境数据，对次沟人居发展程度进行定量综合评价，并借助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无定河研究区川道两侧的次沟在人口集聚程度、用地构成比例以及经济产出水平等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层级差异性，其人居发展程度可分成较高、中等和较低3个等级水平；次沟纵深长度、次沟分叉的支毛沟数量、次沟中的企业数量、公共交通设施数量、绿化覆盖率等是影响次沟人居发展程度的重要因素，其交互综合作用的解释力更强。最后，构筑次沟相互协同发展的新格局，并针对不同发展程度和条件的次沟提出差异化的规划对策建议。

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推动人与自然间的协调共生，二是促进区域的空间协调。本研究先从供需视角对湖南武陵山片区各区县进行人地耦合协调评价，再利用优化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进行空间协调分析。结果表明：在人地关系协调上，湖南武陵山片区各县区呈现西部、东北相对协调，东南失调，濒危失调“S”型分布的空间格局，整体处于勉强协调状态，需求滞后型数量最多；在空间协调上，县区发展质量梯度效应显著，呈东高西低的格局特征，形成了“核心—半核心—边缘”的空间联系网络结构，但密度低、传递与交互的功能较弱、联动效应不足。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本研究提出了4个优化建议，以期实现湖南武陵山片区的高质量发展。

乡村聚落分布是特定地域人地关系的重要表现，探究山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形态是揭示山区乡村人地关系系统地域特征的重要基础工作，对优化乡村聚落分布、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秦巴山区秦岭南段的陕西省洋县为典型案例区，综合采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地理空间分析、可达性与地理探测器方法，系统分析了洋县山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洋县可达性存在明显空间差异，呈现出沿交通干线延伸的条带状分布特征，山区乡村聚落分布具有显著的低海拔与集聚指向，洋县乡村聚落多分布在南部低缓地带和中部低平地带，呈现集聚分布态势；山区乡村聚落具有显著的交通可达性空间指向性，乡村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均随着可达性水平的提升呈逐渐增加态势。山区地域系统中，海拔、坡度、降水和气温等自然条件以及教育、医疗等社会经济条件是影响研究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关键因素。未来县城和乡镇可达性对洋县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影响作用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完善乡镇—县城、村域—县城的道路交通对于优化脱贫地区乡村聚落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绿色专利数据，采用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 2006-2019年黄河流域绿色技术创新空间关联网络结构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黄河流域城市群内部绿色技术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呈现多线程、多流向的复杂网络结构形态，随时间逐渐具有圈层结构特征，中原城市群对其他城市群的溢出最为显著。②地市间绿色技术创新关联网络存在较为森严的等级结构，网络稳定性有待增强，净溢出地区以中原城市群及省会城市为主，净受益地区集中于河西走廊与城市群外围地区，郑州和西安的中介作用明显。③绿色技术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具有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区组团式分布于中原城市群与晋中城市群，边缘区分布于黄河“几字弯”中部及山东半岛。④地理空间邻近、科研经费投入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差异对关联网络具有促进作用，经济基础、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和教育资源配置的差异对关联网络具有一定抑制作用。

利用手机信令数据、铁路班次数据、网络大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等多源数据，以区县为研究单元，分析南京都市圈日常人口流动网络结构特征，并采用QAP回归分析法探究南京都市圈日常人口流动关联网络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发现：①南京都市圈各区县日常人口流动规模呈现“圈层式”分布特征，人口流动网络“小世界”特征明显，城市行政边界对人口流动的阻碍仍较强；②在都市圈层面，交通可达性，网络信息联系以及就业机会、消费活力、公共服务吸引力等服务功能特征差异是区县间日常人口流动网络形成的主要驱动力，而以往研究中经济水平、收入水平和城镇化率等更大尺度下的传统人口流动驱动因素则无显著影响。研究旨在解析都市圈区县层面日常人口流动的内在机理，并为都市圈一体化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在增强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目标下，本文从社会承载水平、污染防治能力与生态修复潜力三个维度刻画了 2011—2019 年我国省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并利用 Dagum基尼系数探究空间差异及来源，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收敛状态。得出如下结论：①我国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存在绝对值“西强东弱”、增长率“西快东慢”的不均衡特征；②东西部间差异是四大板块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差距的主要来源，东部地区制约着整体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提升；③中、西及东北部 σ与 β收敛趋势均强于东部地区，这使得东部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整体提升面临较大压力。

城市作为人口、产业等要素聚集地，基于多要素解构城市网络对明确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修正经典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方法，分析了高质量视角下黄河流域城市网络结构演变特征，利用QAP方法探求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城市网络基本形成了以郑州、西安、济南、太原、兰州等省会城市为核心，辐射至周边城市的网络结构，网络密度逐渐增大但整体较低，网络通达度相对较高且稳定。②城市网络社群内部关联高于社群间关联，说明高质量发展视角下黄河流域城市网络社群溢出效应主要以社群内溢出为主，社群外溢作用较少。③区位条件、交通基础设施、产业结构、政府支持强度、科技创新的差异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城市网络演变有显著影响。

就近城镇化是中西部地区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的现实路径选择。通过构建就近城镇化空间演变类型划分方法，从整体区域和城市群两个尺度，分析2000—2015年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的空间类型分异特征。研究发现：①整体区域尺度，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水平持续上升，东西差异不断加大、南北差异不断减小，本县优势型空间单元占主体；且可划分为17种空间演变类型，其中，中水平正增长本县优势型、低水平正增长本县优势型、高水平正增长本县优势型和低水平正增长本镇优势型是主导类型；②城市群尺度，中西部城市群地区的就近城镇化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远高于非城市群地区，且呈现明显的群际分异和群内分异，且城市群地区的就近城镇化空间演变类型可划分为多峰—多重尺度、多峰—中长尺度、多峰—中小尺度、单峰—中长尺度、单峰—小尺度等5种模式。

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城市发展质量测算体系，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度中国 2005—2018年 284 个城市的发展质量，借助 Dagum 基尼系数与核密度估计工具考察中国城市发展质量的区域差异和动态演进规律，并进一步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究城市发展质量时空分异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城市发展质量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但“后期乏力”和“东强西弱”的问题突出；②区域间差异是城市发展质量差异的主要原因，贡献率为 57.04%；③城市发展质量的绝对差距逐年缩小，各区域分布延展特征突出；④自然条件与经济发展水平是城市发展质量时空分异的主要驱动因素，而人力资本水平和政府调控力度的驱动力正逐渐增强。

本文基于广东省和珠江三角洲9市政府门户网站，采集标题中含珠江三角洲以及3大都市圈（广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的新闻报道数据，并根据新闻主题归类到基础设施、经济、社会和制度4个维度，分析1999—2019年珠三角及3大都市圈一体化在4个维度的动态化进程。研究发现：①区域规划编制促进一体化进程推进。珠三角和3大都市圈一体化进程的新闻报道数量受历版区域规划演进的影响；②珠三角和3大都市圈一体化进程存在明显的维度差异。其中，珠三角一体化一直关注基础设施和制度维度，并呈现对社会维度的转向；3大都市圈一体化则在4个维度不尽相同，反映政府在区域一体化的不同诉求。③不同层级政府对珠三角和3大都市圈一体化的关注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广东省政府更关注珠三角一体化，而各市政府更关注各自都市圈一体化。

首次从旅游领域将共生理论分析框架应用到城市间空间相互作用中，对城市群旅游共生进行理论分析。通过引力模型、欧氏距离模型和共生系统分类法，探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旅游共生空间的若干问题。研究表明：城市群旅游共生组织模式基本处于由间歇共生向连续共生的正向演化阶段，空间呈现“2+3+4+2”城市群旅游共生层级体系，形成了三大旅游共生城市组团。城市群旅游共生行为模式大都处于由竞争共生向互惠共生的正向演化阶段，港澳广莞和佛惠中分别为主要互补与竞争节点，出现正向、稳定、逆向、往复、随机无序等五种演化路径分异。城市群旅游共生系统表现为初级旅游共生关系单一且稳定，中级旅游共生关系混沌且随机，高级旅游共生关系分异且稳定的规律。

基于复合生态系统理论，构建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考察了2010—2018年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时空演化特征与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呈“下游领先、中游振兴、上游落后”的空间特征，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民生低下是首要制约因素。②高质量发展水平趋于收敛，但区域差异显著，资源环境促进高质量发展趋同。③高质量发展耦合逐年攀升，协调度下降趋势明显，东西非均衡化特征突出。④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差异性由多因子共同作用，其中科技创新是核心驱动因子。

疏解非首都功能背景下，北京市的城乡结合部面临调整经济结构与改善人居环境的机遇和挑战。本文以朝阳区为例，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讨论，聚焦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协调性问题，剖析协调水平变化的时空间特征及原因。研究发现：2010—2019年期间，朝阳区城乡结合部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协调水平上升明显，空间均衡性有所提升，协调状态呈现出从人居环境滞后过渡到经济系统滞后的演变过程。疏解非首都功能及相关政策是影响协调状态演变的重要因素，它提高了人居环境质量，引发了经济系统的动态调整，短期内使协调水平发生了较大波动，随着人居环境改善幅度逐渐超过经济系统，协调水平出现了下降趋势。提高城乡结合部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应重点关注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协调性问题，兼顾地区人居环境改善与经济发展的需求。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视角考察黄河流域中下游各地市2003—2018年间的经济发展质量。首先，对GTFP进行测度并与传统TFP比较分析；其次，对GTFP增长率的内在动力进行解构；最后，采用变异系数和回归分析检验GTFP的收敛趋势，并验证其增长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GTFP较传统TFP表现出“中部塌陷”为特征的非均衡分布；②2003—2013年间，技术效率的提升是GTFP增长的主要推动力，2013年后技术前沿水平转变为主要动力；③在“追赶”效应下，各地市GTFP的差异呈缓慢缩小趋势；④该区域GTFP的提高受产业结构、财政科技投入等因素的显著影响。

本文在测算2004—2017年区域层面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基础上，运用双重差分法全面考察了地方政府环境立法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整体全要素生产率面临严峻的下滑，尤其在2009—2014生产面全要素生年间更加明显，且东中西部区域间TFP指数分布情况在空间上呈“非线性”特征。地方环境立法对地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过度的环境规制措施却不能显著推动经济质量的提升、实现波特效应。

乡村地域系统及其组成要素之间的协调性决定了乡村可持续发展能力。基于黄土高原县域乡村数据，以人口、土地、产业为研究对象，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及地理探测器探究1990—2015年乡村地域人—地—业协调发展时空格局及驱动机制。结果发现：①乡村地域人口和耕地不断减少、产业发展缓慢，人—地—业系统整体发展水平较低；自然资源本底较好的平原、盆地、谷地为人口集中和产业发展高值区。②乡村地域人—地—业系统总体呈现“高耦合低协调”状态，协调水平呈“倒N型”降低趋势；协调区范围逐渐收缩；失调和濒临失调区范围逐渐扩大；协调水平降低区总占比高达87.98%，提高区总占比仅为10.27%，空间上呈现“分散、集中、连片消失”的阶段演变特征。③乡村地域人—地—业协调发展时空演变格局是城镇化发展、农牧业活动强度、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产业经济发展、政策制度调控相互作用的结果，黄土高原乡村地域经历“高强度农牧业活动、资源环境矛盾突出、生态政策调控凸显、城镇化影响显著、农业去中心化加剧”等演变后人—地—业协调发展水平普遍降低。结果启示通过社会治理激发村民内生动力实现产业经济绿色转型发展是黄土高原乡村地域提高人—地—业协调水平的关键。

本文以南京都市圈“东山—茅山”样带作为研究区域，基于乡村产业POI数据，利用圈层分析、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乡村产业及其多样性分异格局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农旅、文创等新产业新业态开始在乡村布局，在近郊区和乡镇中心周边组团集聚、沿交通放射布局特征明显，总体上呈现“距离衰减”趋势，且不同产业分布存在明显差异。分类研究发现，乡村产业呈现多样性特征，且区域分异格局明显，其中近郊区及乡镇中心产业融合发展趋势明显，产业多样性较为明显；而远郊区及镇域边缘区产业类型相对单一，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结合实地调研与已有研究成果的探讨发现，乡村产业多样性格局演变是资源禀赋、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城市网络中心性是衡量城市地位、分析城市体系的重要概念。本文在剖析中心性理论内涵的演化后，提出网络中心性应当同时体现规模等级和要素流动的水平。通过区分静态网络和联系网络，论文构建了基于规模数据和流动数据的网络中心性评价体系，并以江苏、广东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 ①从规模和联系两类城市网络中心性的视角识别首位城市是有效且科学的，两省的双城首位竞争存在显著差异。②网络中心性评价体系能够细致刻画省域城市体系整体结构，江苏省城市体系发展较广东省更加均衡，而广东省的城市等级位序排名则更为固定。③静态网络和联系网络不具有显著相关，联系网络间呈现显著正相关，体现了本研究网络中心性综合评价体系构建分析方法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以长株潭城市群的都市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收集1990—2019年中7个年份的8类城市建设用地的空间分布数据，建立空间数据库，并依托各类城市建设用地的增量、对城市群及其片区的贡献率、在城市群中的扩张程度分布的测算，归纳各类城市建设用地时空变化的特征与规律。结果表明：1990—2019年，长株潭城市群都市区的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过程可分为缓慢增长、快速增长、爆发增长、增速回落这4个阶段，经历了由“工业用地主导”向“居住用地主导”的发展历程，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的贡献率不足，未能支撑起高端城市功能，部分片区的用地结构存在问题。

透过对行政区划调整现象与文献的梳理，发现中国部分政区有“改而不变”的倾向，本文借用“内卷化”的概念对这种现象及其效应进行探讨，指出政区改革在行政层级、运行逻辑、空间关系、职能配置等方面都存在着“内卷化”隐忧。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国家结构、行政区划的资源属性和行政区经济之间关联的分析，阐释了政区改革内卷化的生成机制，认为行政区划配置资源的功能可能是政区改革陷入内卷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最后以常州武进和海南政区改革为例，探讨了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与逻辑，并建议构建面向市场经济的行政区划调整框架，为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供空间支撑。

在界定港口后勤功能内涵的基础上，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为例，选择不同价值链环节上的港航服务企业为港口后勤要素，通过分析2002-2018年港口后勤要素结构变化和空间演替，从区域和城市两个尺度阐释长三角地区港口后勤功能转型及空间分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区域及各城市的港口后勤功能均在不断优化，大型港口城市的转型态势较中小型港口城市更显著；不同城市后勤要素的增速不同，中心城市上海的高端要素增长显著快于其他城市，其他城市在中低端要素增速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3类后勤要素的增速存在明显差异，中高端要素的增速远大于低端要素，且空间分布上较低端要素更集中；区位和行业特性共同导致港口后勤要素在不同尺度上的集散特征也显著不同。

以福建沿海地区为例，利用微观工业企业数据库，探究了重点开发区域工业空间演化、产业集疏差异及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福建沿海地区工业发展水平大幅提升且空间差距逐渐缩小，空间形态向成熟的产业带演进，产业空间分工表现出同质化特征；不同类型行业的空间集疏过程呈现出显著差异，其中资本密集型产业表现为持续扩散趋势；地形和生态可占性、资源环境承载力对产业空间形态具有基础性作用，地区经济技术是产业空间格局演化的重要驱动力，临港区位和交通条件改善不断促进产业发生空间集聚与扩散，区域发展战略以及产业政策为工业空间调整提供了具体方向。研究结论可为重点开发区域工业空间布局优化提供一定的借鉴。

借助2016年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合作数据，利用复杂网络和空间分析方法对国家、区际和省内三个尺度的城市创新网络结构进行刻画，并利用负二项回归法对创新合作的邻近性机理进行了剖析。研究表明：①全国城市创新网络的整体联系较弱，网络极化现象明显，空间结构呈现出以北京为核心的放射型网络形态。区际城市创新网络的跨区域网络联系强于区内网络联系，东中西形成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异质性空间结构。省内城市创新网络的本地结网不足，内部联系强度低，空间形态普遍呈现出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核心-边缘结构。②回归结果证实了社会邻近、技术邻近对城市创新结网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理邻近则呈现出不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技术邻近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社会邻近，而地理邻近则需要通过社会邻近的调节效应对创新结网产生影响。

利用加权平均出行时间、日常可达性指数、经济潜力指数与可达性系数四项指标，分析高铁对成渝城市群县域可达性的影响。同时，基于引力模型测算高铁开通前后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分析高铁对城市相互作用格局的影响。结果显示：高铁建设极大地提高了成渝城市群的区域整体可达性水平，并表现出显著的“廊道效应”；区域内部交通基础设施布局差异显著，高铁建设在显著改善部分城市可达性水平的同时扩大了相对可达性水平的差距；高铁建设强化了重庆主城区和成都市区的核心地位，且后者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潜力；区域中心城市经济辐射能力得到提升，但仍与双核心保持着极大的差距；城市轴带在高铁推动下发育成型，但成渝一小时交通圈并未有效衔接，中部地区呈现“塌陷”的局面。

“腾讯迁徙”大数据基于位置服务，实时、动态、完整、系统地描述了用户日常出行活动的轨迹。通过采集“腾讯迁徙”数据平台中2018年春运期间中国34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之间的逐日人口流动数据，分“节前、节中、节后”3个时间段，利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从人口流动的集散层级、集散体系分层集聚特征、人口流动空间格局、网络空间特征等角度分析各时间段城市间的人口流动特征与空间格局。结果表明，腾讯迁徙大数据直观地揭示了春运期间中国城市间人口流动空间格局，3个时段人口的净流入均呈现十字形骨架支撑的菱形分布，人流集散中心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4大城市群，与城市等级有较强的一致性。人口流动集散体系呈明显的分层集聚，城市行政级别的高低与人口流动影响力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大部分城市人口流动处于“相对平衡”状态。人口流动网络呈现东密西疏的分布特征和东部并联、西部串联的网络关联特征。人口流动网络局部具有较明显的“社区”结构特征，聚为3个大区级、5个跨区域级和1个地区级社区。

高铁正在深刻改变和影响我国区域空间格局，兰新高铁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交通线，对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通过GIS网络分析及成本加权栅格法构建模型，综合选用最短时间距离、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及经济联系强度指标，定量分析兰新高铁对西北地区可达性及经济联系的影响。结果发现：兰新高铁引发了非均衡的时空收敛效应，影响和重塑了区域空间结构，沿线城市可达性提升优于非沿线城市，“核心—边缘”格局得到强化；兰新高铁提升了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加速中心城市的空间扩张和重构，中心城市一日交流圈面积（3h）均有增加，在空间上沿高铁线呈带状分布；兰新高铁增强了城市间经济联系，促进高铁沿线经济带的发展，沿线城市经济联系中心度得到提高，区域经济联系模式“廊道效应”明显。本研究为完善西北地区交通网络及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供参考。

以1994—2013年中国县域公共图书馆数据为研究基础，运用数理统计和GIS空间分析方法揭示了中国公共图书馆的时空格局及其演变规律，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和地理探测器分析其时空分异的影响因素及强度差异，并探究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中国公共图书馆的整体发展水平持续提升，不同等级公共图书馆的数量结构特征展现出由“金字塔型”向“哑铃型”演变的态势；②中国公共图书馆在空间上的等级扩散效应较为显著，其集聚水平逐步下降，趋向空间均衡分布方向发展；③中国公共图书馆密度分布总体上呈现出逐年提高的趋势，但区域间公共图书馆发展水平的差距在进一步扩大，表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④中国公共图书馆时空分布格局是经济、社会、文化、政策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公共图书馆时空分异的主导因素及其作用强度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