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孩政策的推动下，各省的新生儿孩次结构呈现出新变化。再生育态度作为再生育行为的先导，研究其省际差异及影响因素有助于因地制宜地探索再生育支持政策。本研究利用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搭载的随机情境实验，使用多层次Logit回归模型探究公众在不同情境下对生育二孩、三孩态度的影响因素及省际差异。结果显示，三孩政策实施后公众再生育态度的空间格局发生变化，二孩生育态度“西高东低”，三孩生育态度“南高北低”；公众再生育态度加速向消极转变，持积极生育二孩与生育三孩态度的可能性呈正相关关系；“隔代照料”对再生育态度起促进作用，但高老年人口抚养比起抑制作用，老幼照护应统筹考虑。

徒步是都市中较为火热的户外活动。既往的研究主要从移动范式和仪式范式展开，侧重于空间变化与功能分析，缺乏对徒步过程中身体感受和身体实践的关注与分析。本文从列斐伏尔的“节奏分析”视角出发，以时间、空间与身体为分析维度，关注具体时空之下身体节奏感知的变化。基于对25位都市青年的徒步经验分析，研究发现：都市时空的异化产生了失衡与紊乱的节奏，在身体感知上表现为时间感知的紊乱与失调、都市地方认同的缺失与身心状态的疲劳。徒步是缓解节奏失衡的一种方式。在徒步中，通过知觉性、社交性与运动性身体实践，多元感官得到调动、身心活力健康获得恢复、人际关系得到建立与强化，失衡的节奏得到调整与恢复。研究表明身体不仅是节奏的“显示器”，对身体内外的多重节奏进行呈现；还可以扮演失衡节奏的“调节阀”，促成失衡节奏的恢复和调整。节奏分析中身体的多维面向也为反思都市生活提供启发，提醒城市规划者应当注重慢节奏空间的设计与开发。

日常休闲活动是有效改善老年人健康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合肥市为例，基于日常休闲活动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究日常休闲活动在社区建成环境与老年人健康的中介作用及日常休闲活动、感知建成环境在客观建成环境与老年人健康之间的链式中介。结果表明：①合肥市老年人对自评健康状况有较高满意度，慢性病患病情况与自评身体健康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BMI 与患慢性病情况存在正向关联。②客观建成环境、感知建成环境以及日常休闲活动对老年人健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感知建成环境贡献率更大。③客观建成环境、感知建成环境以日常休闲活动为中介，影响老年人健康；客观建成环境先影响感知建成环境，进而通过日常休闲活动影响老年人健康。

推进健康老龄化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长远举措，营造良好的社区环境是实现健康老龄化的重要途径。本文采用深圳市第七次人口普查的老年人健康数据，揭示深圳市老年人健康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并运用截断最小绝对离差（CLAD）模型识别社区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居住环境影响因素。研究发现： ①深圳市老年人健康水平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南山区、龙岗区和盐田区老年人健康水平高于全市的平均水平；②社会经济环境、生态环境、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交通出行环境和住房条件对社区老年人健康均有显著的影响。③经济弱势群体形成的社区社会经济剥夺环境、蓝绿空间、地铁可达性和住房设施等因素在老旧社区与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关系呈现影响异质性。研究结果可为老年宜居环境的建设提供科学支撑。

行政区划调整不仅重构了空间组织结构，还深刻变革了社会文化关系，重塑了居民的地方感。基于济南莱芜行政区划调整背景，运用扎根理论剖析了莱芜地区居民对济南市地方感的多维结构、建构过程和机理。研究发现：①区划调整背景下的地方感可分为获得感、幸福感、认同感三维度，其建构是政府、企业、居民等多元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②获得感建构受到居民对自主权限、未来前景、生活便利性感知等的影响；幸福感建构受到生活满意度、情绪体验及临近人群获得比较的影响；认同感建构受到场景塑造、文化普惠、等高对接措施等的影响；地理环境、合并时长会对整体地方感的建构造成影响。③地方感具有群体异质性，在男性、高学历和中青年群体中较低。

以南京市大型保障性住区展开实证分析，立足于“家庭分工”视角，“多情境”地探讨住区不同群体的通勤出行路径，比较和阐释其制约类型及其时空响应模式，并进一步通过模型验证通勤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大型保障性住区居民通勤出行路径在时间、空间和家庭分工三要素交互作用下，三组通勤群体从 36 种通勤情境中筛选出 21 种路径， 这些出行路径的形成过程受到不同程度制约。②不同家庭分工模式下，其通勤出行空间与家庭分工出行参与率存在不同的关联性，主要体现在代际分工和其他分工模式下，随着出行空间类型变化时，其通勤出行参与率的活跃状态差异均较大，但随着出行频率变化，其家庭分工出行参与率的差异并不明显。③从通勤出行选择的影响因素来看，建成环境的影响以直接效应为主，而家庭属性的作用则以深层的间接影响为主，这表明家庭分工的中介效应明显，如家庭规模和构成越复杂、就业人数越多，就越容易触发家庭的代际分工模式。

基于问卷调查数据，以寿县为实证案例，探究传统农业地区县内基础教育迁移规模、迁移人群特征，及教育资源布局、城镇经济水平和家庭自身条件等因素对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教育迁移形成县域内向城镇体系高端集中的“倒金字塔”人口集聚特征，迁移人口占县城常住人口比例（14%）较高，其次为开发区（含所在镇）（12%）和教育重点镇（7%），一般镇最低（3%）。②教育迁移以乡城迁移、母亲随迁为主，集中于初中一年级。义务教育阶段迁移多为永久迁移，高中阶段多为临时性迁移。③教育迁移决策受教育资源质量和距离、城镇经济水平和家庭自身条件等因素影响，各学段影响机制相异。研究结果对县域城镇化政策制定与空间规划编制有一定参考价值。

乡村振兴时代背景下，家乡情结作为个体与故土之间的深厚情感联结，深刻塑造了农村大学生的行为选择。本文以地方依恋理论作为研究视角，将家乡情结解构为家乡认同与家乡依赖，构建了家乡情结影响回馈家乡意愿的理论框架，并基于农村大学生的调查数据为研究假设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研究发现：第一，家乡依赖这种功能性依恋对农村大学生的回馈家乡意愿不具有影响；第二，家乡认同这种情感性依恋对农村大学生的回馈家乡意愿具有积极影响，其中对家乡智力回馈意愿的积极效应大于家乡物力回馈意愿，而对家乡人力回馈意愿则没有影响；第三，家乡依赖对家乡认同的积极影响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其中对家乡物力回馈意愿的调节效应大于家乡人力回馈意愿，而对家乡智力回馈意愿则不具备调节效应。本文明晰了家乡情结与家乡回馈意愿之间的复杂交互关系，发展了地方依恋理论，为乡村人才振兴提供了政策启发。

数字劳动重塑当代全球劳动秩序。以往的数字劳动批判大多集中于人的主体视角，忽略了地的空间视角。本文以办公工位之中的人—机—地三者关系为研究对象，借助德国批判理论学者拉埃尔·耶姬（Rahel Jaeggi）的异化—化用概念和定性研究方法来展开相关理论及案例分析，以期深入理解当代数字劳动空间之中的内部结构及互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劳动空间之中，共有人类、机器和空间三个行动者，三者之间存在着多重耦合与解耦过程；电脑主导的工位束缚与员工主导的空间化用是数字劳动空间博弈的两个主要过程，日常异化与日常抵抗两股力量交织在数字劳动空间之中；数字劳动空间是数字劳动批判的重要角度，有利于从地的视角补充数字劳动之中的人地关系研究，探析数字劳工形式与数字劳动空间之间的辩证关系。本文的数字劳动空间批判是对数字劳动主体批判的议题拓展，是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视阈进一步探讨数字劳动的可能解放形式。

菜市场旅游化改造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多主体发挥作用的复杂过程。文章以苏州双塔市集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理论方法，探究多主体参与菜市场旅游化改造的价值共创的行为逻辑与内在机制。研究表明：①菜市场的旅游化改造是各主体通过动态多层次的服务交换与资源整合，在特定情境下共创价值的过程，政策响应与文化传承的价值主张构成价值共创的关键驱动因素。②五方主体参与价值共创的行为过程遵循特定的制度逻辑，具有主动参与、多重互动、多元价值的特点。③依赖于多主体互动形成的有效制度安排，菜市场的旅游化改造成为松散耦合、互利共赢、动态演化的服务生态系统，不断激发新一轮的价值共创与服务创新，并带来持续的社会价值输出。研究结果为菜市场改造及城市有机更新提供经验参考，也为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平衡养老设施供需是构建适老型社会的重要工作。本文基于六普和七普分街道数据，系统分析了南京市养老设施的供给与需求空间特征，计算了养老设施的可达性，对其可达性与老年人口比例进行空间匹配分析，研究其供需状态。研究发现：①南京市人口老龄化程度在2010—2020年间迅速加深，老龄化程度由中心城区至郊区呈现“高—低—高”的圈层结构模式，且集聚态势在十年间有所增强。②养老设施在主城区分布较集中，其可达性由中心城区向外快速递减，不均衡分布状态较突出。③南京市中心城区和主城区的养老设施供需关系匹配度较好，郊区的养老设施供需关系匹配不协调。基于养老设施供需关系的分析与测量，可为南京市养老设施实现空间布局优化提供依据。

基于西安市主城区社区、学校和社区足球场等数据资料，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情景分析等方法，探析了社区足球场的多维供给特征和供需关系，并提出优化发展建议。研究发现：①西安市主城区社区足球场涵盖边缘型、相邻型、内含型3种选址类型和多种场地类型，依托公建公营、民建民营、公建民营3种投资运营方式，呈现9种途径融入空间规划建设。②场地数量于2015年始急剧增加，空间上呈“东北—西南”走向的“多点分散”分布格局，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③全域整体上看，社区足球场点分布与社区密度匹配度较低，集中在社区密度中低值区域，存在较多服务盲区，供需匹配效率较低。④综合对比分析城市足球场与社区居民的供需关系，提出“社区足球场精准增建+高校足球场联动开放+中小学足球场动态开放”的优化发展建议。

中国城市房价快速攀升和住房市场分化背景下，住房资产既能反映家庭财富，也与住房拥有者的社会地位、后代教育和阶层认同等关联密切，住房差异成为城市社会阶层分化与居住空间分异的重要观测指标和评判依据。在借鉴与改进西方住房阶层理论的基础上，基于南京4015份居民调查问卷数据，以住房数量与价值为聚类指标，将样本群体划分为多房阶层、改善阶层、刚需阶层和无房阶层等四类。分别从住房条件、家庭结构、教育程度、职业收入和空间分布等方面分析、比较不同住房阶层差异化的社会属性与空间特征，提出单位制度、住房市场、宅地文化和空间作用的叠加，共同推动着中国大城市住房阶层的形成与分化。以地理思维将空间要素融入到传统住房阶层理论并开展实证探索，初步验证大城市住房阶层分化是客观存在且不断加剧的，它既是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结果，也是社会空间不平衡的原因。住房阶层研究可以为观测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开辟一种微观视角和创新路径，也可以为缓解因住房差异导致的城市社会阶层固化风险等现实问题提供决策依据。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究了广州跨国移民的日常饮食实践如何促成多元的地理相遇，以及这种相遇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跨国移民在不同的饮食空间与东道国社会产生互动，促进了多元的地理相遇，既带来不同民族身份之间社会融合的结果，也由于个体与东道国的社会文化差异加深了隔阂。跨国移民的日常饮食实践及地理相遇受到主体性因素的驱动、社会性因素的强化与地方性因素的支持，这三类因素之间相互作用，使跨国移民在东道国的日常饮食呈现出矛盾的行为表征。本文揭示了跨国移民与在地社会文化的微观互动过程，以饮食为线索的地理相遇分析对于理解移民与迁入地的社会文化互动提供了深入理解，对于促进在华移民的社会融入具有启发意义。

运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融入意愿、心理距离、身份认同三个方面对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老年人口城市心理融入水平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以及K均值聚类方法，对其空间差异和影响因素展开研究。研究发现：①中国流动老年人口城市心理融入水平整体较高，但其空间差异特征显著，呈现川渝、西北以及东北等地区较高，华南、中东部沿海地区明显滞后的分异格局。②流动老年人城市心理融入水平受到其自身层面流动、家庭、户籍地、个体行为因素以及流入城市的公共服务共同影响，但不同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尺度差异。以此为依据，利用 K 均值聚类方法将其划分为家庭、户籍和行为因素主导区、健康服务因素主导区、行为因素主导区以及多因素共同作用区四大影响区域，为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一定依据。

社区参与是社区规划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社区参与的探索正如火如荼的开展。而建成环境作为影响居民社区参与的重要因素，如何通过社区建成环境的营建促进居民社区参与引起了学者的注意。但是当前关于建成环境对居民社区参与的复杂影响机制的研究有限。本文结合南京市33个社区的问卷调研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建成环境对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内生变量之间，客观建成环境对居民社区参与无直接影响，但是客观建成环境分别通过感知建成环境和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影响居民社区参与。另外，感知建成环境对居民的社区参与有直接影响，并同时通过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对居民社区参与产生间接影响。外生变量对内生变量影响方面，社区类型、性别、家庭年收入、学历和年龄对居民社区参与存在总体影响。研究结果揭示了社区建成环境对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机制，为社区规划中如何促进居民的社区参与提供了参考。

本文基于养老设施的数量、容量、多样性、医疗服务要素，构建养老设施发展水平指标，研究江苏省95个区县养老资源空间分布特征。通过运用基尼系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研究养老设施发展水平与人口老龄化的匹配性，并运用空间回归模型探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高行政级别和经济发达区县的养老设施发展水平具有一定优势。②区县的养老设施发展水平与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失配地区呈现组团集聚的特点。③卫生机构床位数、绿地公园面积、水域面积等健康因素对养老设施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医疗资源比自然环境资源对于养老设施发展水平更具有提升作用，养老设施的空间布局更加强调与老年人的健康需求相结合。本研究对养老设施布局优化具有积极意义。

相对剥夺是社会空间分异研究的重要议题，全球已推行大量居住混合政策作为相对剥夺社区的治理对策。但是，居住混合能否缓解空间的相对剥夺程度仍是国际学界的一个重要争议。本文基于社会空间分异的三维度理论视角，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分析了上海 5432个社区的相对剥夺程度、空间分布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相对剥夺的空间分布呈现“高低高”的“三明治”格局，高剥夺空间集中在城市的中心和边缘。②在控制社区人口学与地理因素后，居住混合程度仍与相对剥夺程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③住房产权制度是社会空间分异的核心影响因素，城中村、自然村和保障性租赁住房是典型的相对剥夺空间。本文认为社会空间治理政策应向相对剥夺程度较高的社区倾斜，通过居住混合促进城市空间均衡发展。

异地养老对解决人口负增长所衍生的养老难题具有重要价值。通过构建异地养老发展的理论框架，运用核密度分析、地理探测器、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刻画了 2005—2020年长三角异地养老的时空演化格局，归纳了异地养老发展的地域分异特征，揭示了其与环境、文化、社会因素间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异地养老的整体发展方向表现为由数量增长向结构优化、特色化培育转型，高密度核心区也由上海“单极核心”分别向宁、杭南北两翼扩展。②可从环境舒适性、社会舒适性、文化舒适性 3 个维度综合识别异地养老的影响因子。其中，医疗资源和交通条件是长三角异地养老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社会开放度和自然风景次之，传统文化资源和气候条件的影响力相对较弱。交互探测结果表明，双因子驱动力强于单因子作用，交互作用类型以双因子增强为主。③各因素的影响效应和作用路径具有空间异质性，环境舒适性、社会舒适性对安徽、江苏北部的影响较大，文化舒适性主要对浙江沿海地区和安徽北部地区产生影响。

探讨社区环境对农民主观福祉的影响对于在乡村振兴实践中给出居民福祉的提升对策具有实践意义。本文基于多层次模型探究了洛川县社区环境对居民主观福祉的影响，同时给出主观福祉的提升路径。结果表明：①主观福祉均值为0.512，年龄、收入与健康与主观福祉呈显著正相关。②社区环境解释了主观福祉18.57%的变异；降低灾害影响、提高人口密度、完善配套设施、提升社区整洁程度能提升主观福祉。③以保障社区安全、增强乡村拉力、改善人居环境为核心的自上而下决策管理与以收入和健康为核心的居民个体适应性调节是居民主观福祉提升的主要途径。

乡村社会关系是乡村振兴战略研究的破题切入点之一。从微观研究视角出发，以乡村社会关系重构为研究对象，利用深度访谈和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分析旅游嵌入型乡村社会关系的重构过程与发生机制，探讨乡村社会关系重构的一般规律。研究表明：①旅游嵌入型乡村的社会关系走向“去情感化”与“契约化”，由亲缘、地缘为主的“差序格局”向“人—地—业—流”为主的“网络格局”社会关系转变；②乡村旅游发展加速各类要素的更新与重组，打破了乡村传统的社会交往方式与社会关系网络，推进“农业生产共同体”向旅游嵌入后的“旅游服务共同体”社会关系格局转变，推动乡村社会关系重构；③“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旅游嵌入型乡村社会关系重构过程的一般逻辑和重构机制存在共同性，基础动力、内在动力、促进动力、创新动力和调节动力在动态耦合中共同驱动乡村社会关系的重建。

社区生活圈聚焦在居民步行范围内实现公共服务设施的精准化配置，需要关注设施时间安排与居民生活时间的匹配性，响应居民的差异化需求，强调社区生活时间对生活圈构建的意义。本文从时空间行为视角出发，从生活时间节奏、活动持续时间和时空间结构三个方面探讨了社区生活时间研究的特点及其对社区生活圈构建的空间、社会与情感意义；以北京市上地—清河街道的活动日志数据开展实证研究，分析了居民社区活动时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研究区居民社区时间利用不足，社区生活时间具有显著的时空分异、活动类型分异和群体分异。社区生活圈规划需要分析生活时间利用特征，把握居民对社区生活圈时空资源的利用程度，应对行为空间与物质空间的时空不匹配问题。

建成环境对个体健康行为的影响已成为城市地理学的重要议题，对生活圈规划和健康城市发展具有重要研究意义。本文从时间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出发，借由企划概念对建成环境和健康行为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梳理，认为时空间行为视角下的健康行为研究思路需要在场景、视角及视野三个方面发生转变，并整合现有时间地理学以及健康行为分析方法，构建新的分析路径，设计新的可视化方法，同时纳入新的指标体系。文章构建了时空间行为视角的健康行为作用机制，并提出了建成环境对健康行为影响的时空间行为研究框架。最后，本文提出了三个可能的未来研究方向：①建成环境时空间制约导致的健康企划中计划与行为不匹配；②建成环境在长期健康企划形成中的作用；③建成环境在个体健康企划与其他企划交织权衡中的作用。本研究通过时空间行为视角，为客观建成环境与个体主观属性对健康行为的协同影响机制提供理论框架，探索未来研究方向，为健康城市规划提供学理依据。本研究对抽象的企划概念及过程进行了解构及梳理，并在时空棱柱与路径中予以运用和表达，拓展了时间地理学的研究范围，促进了时间地理学在健康行为研究的应用。

被拐儿童凭借记忆寻亲是通过记忆与家乡和原生家庭建立“人地依恋”的现象，其记忆要素和寻亲经历值得关注。本文采用个案分析方法，通过深度访谈寻亲成功的被拐儿童杨某某并对其家乡环境进行实地调研，借助文本分析和质性分析方法，探究儿童对家乡记忆的类型与特征，并结合被拐卖后的生活经历，揭示其对被拐儿童寻亲的影响。研究发现： ①被拐儿童的生命历程主要经历被拐卖前和被拐卖后2个阶段，被拐卖前家乡生活和被拐卖经历形成寻亲记忆线索，被拐卖后的生活经历影响寻亲记忆线索的组织和传播扩散；②儿童对于被拐卖前的记忆多为日常生活情景中频繁接触的事物，或具有情绪色彩的生活经历，包含普遍性知识、地方性知识、家庭性知识，协助识别儿童家乡和原生家庭；③儿童被拐卖后分别在养家和自己组建的家庭生活，生活过程中身世认知、受教育程度、科学技术发展、人员的阻碍与支持、经济水平等的变化影响寻亲记忆线索的传播扩散，影响儿童寻亲时长和结果。最后，本文探讨了研究未来的应用前景和今后的研究方向。

社区生活圈休闲步行与活动环境的协调关系是对两者实际供需匹配状况的直接反映，并可能存在显著的社会分异，甚至不平等，但将生活圈内行为与环境协调作为整体目标，揭示人群内在属性驱动影响的研究鲜有涉及。基于此，本文构建相关理论分析框架及指标体系，并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混合效应模型开展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频率、单次持续时间、活动空间距离可从不同侧面构成评价休闲步行水平的重要维度，可达性、整洁性、可利用性、安全性能够从不同方面刻画活动环境质量。②不同个体间休闲步行与活动环境间的协调性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即使 60% 左右居民能够在两者之间达到较高质量的协调，但仍有接近 37% 居民的协调水平低于平均水平。③中老年人群、退休人员、高学历者、超重者及邻里交往密切的居民更容易实现其休闲步行与活动环境之间较高水平的协调，而家庭人口较多、个人收入较高的居民在两者之间协调关系上往往处于较低水平。④最后，为促进社区生活圈高质量且充足均衡的休闲步行生活，提出致力于实现全民优质共享、供需灵活匹配的休闲步行与活动环境协调的治理策略。

立足生活圈的视角，采用核密度和网络分析法探究合肥公共服务设施的分布格局及供给水平，剖析各类设施与人口分布之间的匹配性，并提出设施配置的规划路径。研究表明：①各类设施呈现出“核心-边缘”的分布形态，圈层分布的分化特征突出。区际及不同类型服务设施的空间集聚水平差异明显。②居民点尺度下各类设施的覆盖水平整体不高，区际尺度下各类设施的覆盖范围均表现为非均衡分布格局，公共服务配置水平亟需加强。③不同区域的生活圈公共服务设施适配性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整体四类设施的适配型生活圈占比均不高。④基于最小化设施模型模拟出各类设施的配置方案，实现居民点覆盖率和适配性的显著提升，夯实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的匹配关系。

以徐州老旧社区为例，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质性方法，从超越表征的整合视角探究具身实践与地方认同的互馈机制，以回应表征忽视情境和非表征难以脱离再现的批判。研究发现：①居民在静态实践或视听触等感官系统的动态建构中感知人地关系，身体本身成为地方隐喻的载体。②社区与个人尺度的地方认同消解与建构引发实践场景的转变，“褶子”除表征具身实践外，还拓展到具有情感价值的空间要素。③当作为“褶子”单元的具身实践和场所象征累积为再现活力的“湍流”，将重建社区的社会性联结并激发居民的实践意愿。超越表征的解释路径强调对日常生活的尊重和地方意义的培育，这有助于社区治理与地方认同的彼此增强和转化。

本文基于实地田野调查和在线网络访谈获取的案例资料，在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揭示被拐儿童原生家庭的压力与认知、结构与功能、风险与韧性变化，构建原生家庭的风险应对策略。结果表明：拐卖事件在短时间内对原生家庭造成强烈冲击，而寻亲活动与寻亲成功后的多重要素在长时间内对原生家庭造成持续扰动。微观尺度中家庭成员面临的压力挑战与观念认知影响着原生家庭的变化。在中观尺度，拐卖破坏了家庭“三角关系”结构，呈现离散型、聚合型和中间型三种家庭类型，直接导致原生家庭的经济功能、健康照顾功能、家庭抚育功能与情感功能衰退。在宏观尺度，由于原生家庭受到外部因素的扰动程度各不相同，他们经历的风险阶段以及在每个阶段停留的时间长短各有差异，原生家庭的韧性强度也存在一定差异，呈现非线性和异质性的复杂特征。

地方感指人与地方的情感关联，是地理学特别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关键概念。快速城镇化使得“地方”剧变，地方感也变得复杂多样，多元主体的地方感形成机制值得探讨。本文基于人文主义地理学视角，选取江苏省如皋市东大街为典型案例，通过实地调研，运用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将不同主体的地方感归纳为三类：根植型、创造型和关怀型。老年原住民形成了根植型地方感，其重点在血缘联结、归属感、身份认同；沿街商户生成了创造型地方感，主要涉及美学、经验与私人空间等；虽从地方抽离但仍与地方保持着积极情感纽带的“乡邻”们则形成了关怀型地方感，主要涉及关注、社会互动、熟悉等。借助案例剖析和质性研究方法，本文对地方感多元类型和形成机制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理解地方感的多态性和分异性。

人本导向的动态蓝绿空间品质差异研究日益受到关注。本文从城市居住分异视角切入，以南京市单位小区、传统社区、城中村、保障房和商品房小区的不同收入人群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居住地、工作地、其他日常活动地点以及主要活动路径上的蓝绿空间品质，交叉对比不同类型社区和不同收入群体获得的蓝绿空间品质差异，进而研究蓝绿空间质量对居民环境感知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基于活动空间测度的不同社区类型居民蓝绿空间品质差异明显，但不同收入群体蓝绿空间品质差异不显著；活动路径的蓝绿空间要素比活动地点对居民环境感知的影响更大。

基于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论的理论视角，以西安大唐不夜城城市游憩商业区为例，采用城市政体理论的分析方法，深入探讨城市游憩商业区空间的生产机制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发现：空间三元论可以用来解析城市游憩商业区的空间生产过程。空间的表征是政—商增长联盟主导构建符号化空间的过程。表征的空间中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发展型城市政体三方参与者的互动关系：一是公众在实体和虚拟空间中同步建构起来的空间想象和身份认同；二是政—商增长联盟对公众空间想象的积极回应，促使符号化空间的进一步情景化，以及空间的重塑。其中，网络时代的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公众参与城市政体议价的新路径。空间的实践表现在地域生产关系的转变和城市游憩商业区影响力的尺度跃迁。空间生产的上述三个方面是三位一体的辩证统一关系。研究还发现，在城市游憩商业区这种空间类型中，发展型城市政体导致公众对符号化空间规训的反应以悦纳为主，而非抵抗。

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日常活动与社区治理带来巨大挑战。本文从新时间地理学企划和活动的地方秩序概念出发，基于北京双井街道社区工作者在疫情不同时期的活动日志和深度访谈以及社区报纸《今日双井》等多源数据，分析社工工作活动的时空特征变化，社区地方秩序的变化及其对居民日常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疫情不同阶段社区组织企划明显调整，社工工作时间延长且规律性被打破，工作地点由室内转向室外，工作活动更加多元化、破碎化；社工、居民、物业、周边商铺等社区生活圈中多元主体互动加强。本研究对后疫情时代社区生活圈服务与治理优化提升有重要意义，也丰富了新时间地理学对社区生活圈中个体与组织互动、多行为主体互动过程的解读。

智慧社会时代，线上服务逐渐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深刻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工作及出行方式。论文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等多源数据，分析了不同年龄段居民在居住区空间基础上的手机 APP使用特征，进而总结了休闲娱乐、网络购物及日常服务三类 APP的使用强度分布特征。结果表明：①休闲娱乐、网络购物与生活服务等成为居民高频使用 APP类型，不同年龄段对 APP类型存在偏好差异；②三类APP 高使用强度集聚区与城市中心分布基本吻合，主要分布在商业集聚区、大型居住中心以及大学、景点等周边小区，遵循技术扩散假说，不符合效率假说；③不同年龄段使用强度城市分布热点存在差异，另保障房类型居住区其使用三类APP使用强度偏低。

本文从“地方感”这一核心概念出发，采用问卷调查、参与式观察和访谈等综合研究方法，系统地评估了在穗非洲移民对广州的城市感知特征及其内在机制。基于研究提出的五维地方感评价体系，本文得到主要结论如下：①在穗非洲移民对广州地方感的五个维度的评价中，呈现出“地方满意度>地方依赖>地方信任>地方依恋>地方认同”的总体特征；②在穗非洲移民的积极地方感主要是通过广州的物质和资源环境构建起来的；③在穗非洲移民的消极地方感则主要是通过地方信任、地方认同和地方依恋等精神维度的交流形成的；④在穗非洲移民地方感的形成路径有积极地方感和消极地方感的区别，但是它们之间的边界并不是很明显，有比较强的流变性。本文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对中国的跨国移民及其地方感研究进行了拓展，为我国城市规划和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

新时期国家大力推进遗产“活化”与遗产旅游，大遗址保护与利用过程既影响区域空间功能重构又涉及深刻的社会关系调整。研究选取大遗址数量多、分布密集的关中地区中5处大遗址区为案例，从社会与空间维度构建指标体系，采取因子生态分析划定社会区，以“社会—空间”综合交互视角解析乡村地域功能结构特征。研究发现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存在文保限制因子、旅游带动因子、工业与商贸因子等8个主因子，各主因子空间分布体现典型的分异特征，并呈现出6种功能属性的片区。其地域功能结构特征表现为：①保护区划产生圈层式地域功能格局，②高附加值功能空间沿交通线嵌入，③核心与边缘区功能构成与遗址影响力及城乡区位相关，④各功能片区并未形成产业联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大遗址区乡村非均衡发展成因及优化路径。

社交网络应用催生了新一代互联网空间重新分配。本文旨在从一些细微迹象中透视个人.com社区行动者行为空间的形成及其组织形式并感知其未来变化趋势。研究认为：社交网络提供的精益性和异步性信息交互引领个人.com社区行动者行为空间形成、更新和融汇，这是一个与现实地理社区相联系并向虚拟社区理性跳跃和空间系统重构的过程；个人.com社区行动者行为空间源于自我呈现并由受众“第二度可见”所决定，它是由若干特殊空间形式组织起来的；社交网络赋予草民行动者个人权力从而使其成为未来行为空间再塑造的决定性力量。基此提出社交网络背景下个人.com社区行动者行为空间存续的三个基本观点：信息方式转变、生活需求新维度产生和网络价值等效兑现。

边境地区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受到不同行动主体在多尺度空间上的话语和实践的影响，其成效关系着全国疫情防控成败的大局。本文以云南边境城市瑞丽为对象，运用网络文本分析和网络式访谈法，基于尺度概念化框架对瑞丽市边境新冠疫情防控进行尺度本体、尺度隐喻及尺度实践分析。结果表明：在尺度本体上，国家、地方尺度实体推动疫情防控边界向内延伸，实现了物质边界的再生产；在尺度隐喻上，权力机关运用尺度话语展现疫情防控中的国家意志，极大凝聚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精神边界，进而削弱了物质边界对人们造成的障碍；在尺度实践上，政府自上而下的疫情管控政策层层下移和普通大众自下而上的防控措施层层上推建构了人、物一体的边界，形成了双重性的再边界化景观，有效发展和巩固了中国内向性边界。

同性恋旅游正在成为一个全新的旅游细分市场，而身份认同作为中国“同志”在旅游过程中的自我认同和身份的确认，在旅游体验的获得上具有较为紧密的关联。身份认同与旅游具身体验的响应研究以中国“同志”赴泰旅游为例，通过16位中国“同志”旅游者五天四夜的赴泰旅游日记的撰写，并结合后续通过3位日记撰写受访者和6位赴泰旅游的受访者的深度访谈逐字稿进行访谈，探讨中国“同志”赴泰的身份认同与具身体验响应的内在关联研究。研究表明，中国“同志”赴泰旅游体验是实现身份认同和自我认同的具身性实践和反思，也是叙事性内容建构的过程，进而得出身份认同与旅游具身体验内在关联的叙事过程性空间模型。本研究将补足深化和拓宽亚洲“同志”的身份认同与具身体验的研究较少的现状，做了进一步的细分旅行者行为和心理的研究。

民宿逐渐成为旅游吸引物本身，从单一住宿功能向集住宿、审美、度假、在地体验等多功能转化，其与在地社区的社会利益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本研究基于四个典型民宿，对二者的互动及共生关系展开多案例研究。发现二者的四种互动模式：被动的社交式浅层互动、被动的参与式浅层互动、主动分享价值型深层互动、价值共创型深层互动。旅游小企业的投资动机在民宿行业表现为四种：生活方式保守型、生活方式进取型、私人商业型、联合商业型。在互动模式和民宿主投资动机的影响下，形成寄生、偏利共生、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对称性互惠共生等四种由低到高的共生关系。提出二者构建共生关系的建议。

“身体”是管窥和解读社会文化现象的重要视角。基于身体地理学，探讨他者身体与城市空间之关系，可为理解边缘群体与城市公共空间融入提供有益视角。文章以长期夜宿于麦当劳餐厅的“麦宿者”为例，探讨其身体实践与城市公共空间之相互作用，以剖析边缘群体对城市公共空间融入的过程机制。研究发现：麦宿者身体特征具有鲜明的他者性，并主要通过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身体实践来与饮食空间开展协商，通过在特定时空下的弱化他者性，来实现饮食空间的融入。文章建立了他者身体与城市公共空间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在身体实践方面对身体地理学的相关理论进行了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