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基因理论发展至今逐渐成为体系基本完备的一种传统聚落研究理论，运用基因分析法与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识别、提取、分析聚落景观基因特征并构建相关图谱，形成的“景观信息链”理论与“胞—链—形”结构分析法为传统聚落保护与利用提供了理论与方法支持。研究表明：①景观基因理论缘于传统聚落保护和发展的现实需求、文化景观创新研究的需求及“基因”理论的社会学应用与启发；②景观基因理论可分为前期探索—成型完善—应用扩散等三个阶段；③其应用与扩散形成了三个主要分支：建筑科学与工程学科的聚落空间基因研究，旅游、文化、农业经济、社会等学科的聚落文化基因研究以及地理、地理信息等学科的聚落空间、文化等景观基因综合研究。

作为城市的基本单元，健康社区建设研究是健康城市与“环境—行为—健康”模式的研究热点。通过对国内外“环境—行为—健康”模式及健康社区的研究梳理发现：“环境—行为—健康”的研究尺度不断细化，已由早期的区域尺度发展到如今居住区、社区层面。在实践层面，健康社区的建设从最初的硬环境建设扩展到了软环境建设；健康社区的治理对象从面向全体社区居民的宏观策略，转向关注全体及弱势群体利益的具体措施两个维度。在评价与影响因素层面，政府、开发商、居民和物业之间的博弈构成了影响健康社区建设的关键因素；健康社区评价指标正沿着马斯洛需求层次不断拓展，但是高层级的评价指标面临着理想指标偏少以及可获得性偏低双重挑战。当前健康社区研究存在实践研究偏弱、建设多围绕低层级需求进行、评价体系缺少主观层面及高层级研究、影响因素对多主体的博弈关注较少等问题，未来研究应完善理论研究体系、增加健康社区实践研究的比重、开拓健康社区建设维度、拓展健康社区评价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广度与深度、使用便携设备注重个体时空行为研究等。

区域经济发展并非一个平稳的过程，时常会受到来自不同空间尺度的冲击或干扰。作为研究一个经济实体或系统应对冲击和从冲击中恢复的话语和框架，区域经济韧性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在区域经济韧性知识图谱分析的基础上，从概念内涵、测度方法和影响因素三个方面进行知识梳理。区域经济韧性研究在经历了概念化起步阶段后，研究主题趋向多样化和复杂化。本文综述了工程、生态和演化韧性视角下区域经济韧性的概念与内涵，概括了案例比较法、计量经济模型、核心变量法、综合指标评价法四种测度方法，重点阐述了产业结构、网络连接、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韧性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指出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及深化该领域研究的方向。

无论是审视游客出行感受，还是提升行业服务品质，旅游体验的优劣评价都是一个重要依据。然而，旅游体验的身心在场与情境交互特性导致其科学测量问题尚未得到较好解决。鉴于此，文章依据具身理论阐释旅游具身体验质量的内涵，通过严格遵循量表开发流程，采用理论演绎、文本分析、焦点小组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开发出一份可靠有效的具身体验质量量表。21个问项归入6个维度，分别是：身体层面的强化的感官体验、交互的感官体验与整体的身体体验，场景组织层面的具身感觉性，以及情绪情感层面的情感升华与惊喜之情。本文为旅游体验评价提供新的测量工具，相关结论将为目的地创设特定场景以满足游客具身体验需求提供思路借鉴。

在开展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的新时期，提升韧性成为空间治理的重要价值取向。本文对30个重要城市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文本进行分析，从应用层次、应用导向和应用维度三个方面揭示“韧性”理念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应用现状。结果表明，“韧性”理念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已有所拓展，但仍存在不足。基于国土空间治理要求，从应对多风险全周期治理特征的韧性思维全过程融入、响应复杂治理任务的韧性要素多系统融入、迈向协同治理体系转变的韧性主体多模式融入三个方面对“韧性”理念融入国土空间规划的路径进行探讨，为国土空间治理背景下韧性规划的探索提供参考。

借助时间地理学理论基础构建旅游可达性测评模型，以云南省 142 个山地旅游景区景点为研究对象，测评云南山地旅游可达性，并探究其影响因素与机制。结果表明：以时间地理学为基础构建旅游可达性测评模型由吸引力、基于游览时间的正向效用、基于交通路网通行时间的负向效用构成；云南省山地旅游可达性水平总体偏低，差异较大连续性不高，空间上从大理、丽江、昆明三个高值点向四周递减，可划分为示范型、潜能型、便利型、弱势型 4 个类型，并且可达性受到高程、坡度、森林覆盖率、距水系最短距离、距最邻近县市最短路径、周边景区数量等因素的影响。

乡村精英是乡村社会的重要治理主体，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深入研究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在对乡村精英概念、类型、演变历程三方面讨论的基础上，基于相关研究成果的逻辑性，系统评述了乡村精英在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方面的作用机制，并梳理了乡村精英在乡村振兴中存在的隐忧。总体而言，相关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存在明显的学科“烙印”，研究议题有待丰富。因此，未来研究应开展跨学科多视角研究，强化多源数据量化研究，立足中国乡村社会实践，丰富乡村地理学研究议题。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空间重构对乡村地域系统产生了剧烈的冲击与扰动，乡村韧性随之成为乡村地理学一个新兴的研究热点。本文尝试从乡村韧性的研究对象、韧性主体、韧性测度三个方面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厘清和深化对乡村韧性的科学认识。研究发现：①影响乡村发展的突发性外部冲击，以及乡村转型重构的慢性过程都是韧性研究所应关注的对象。②乡村韧性的主体具有多尺度关联效应，微观尺度上农户个体和家庭的抵御能力、自组织和自适应能力更能体现适应性转变的韧性内涵。③城乡融合背景下，应分区、分类研究乡村韧性的时空演化过程与作用机制，重视地方知识、乡土文化、社会关系、乡村自组织等对乡村韧性的影响。

文化振兴是近年来乡村振兴研究关注的重点领域。本文从乡村文化的概念内涵、文化振兴意义、治理逻辑、转型困境、再生产机制及乡村文化空间重构路径等方面深入剖析 2000—2022年乡村文化空间转型重构的研究内容及进展，评述前人研究成果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研究发现，我国乡村文化重构研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基于乡村文化现代化转型的文化再生产机制研究与文化空间重构实证研究已经成为当前亟需探讨的重点问题，提出了研究主线及核心研究框架，揭示了乡村文化空间重构的动因、过程以及表现。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提出空间实证与应用性研究中要运用交叉学科方法突出人在乡村文化动态延续与创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为今后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基于Cite Space软件，对近20年国内外旅游地演化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与述评。研究发现： ①旅游地演化研究大致呈现出“缓慢增长—波动增长—快速增长”的一个发展历程。②以领军学者个体为中心、具备地缘关系的小型学术团队已初步形成。国际层面主要以西班牙Anfuso教授为首，致力于自然地理学视角下的海滨旅游地演化发展研究；国内层面主要以陆林教授为首，致力于研究人文地理学视角下旅游地的动态演进与空间结构演变。③以理论视角并置比较作为行动主线，发现旅游地演化研究重点存在两大鲜明转向。论文立足于综合理解旅游地演化研究的历史图景，重视把握总体过程的连贯性，为窥视一个完整的旅游地演化研究全貌提供了重要参考。

乡村是国土空间的重要构成部分，大城市乡村比一般乡村受到更强烈的城市化影响，面临着最剧烈的国土空间多功能冲突，但是聚焦大城市乡村空间治理的探讨尚未展开。本文在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转型大背景下，厘清大城市乡村空间治理的内涵与特征，基于IAD理论构建了包括治理环境、治理行动和治理绩效的一般性分析框架，以及“规划—整治—运营”一体化的大城市乡村空间治理行动。进一步以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为案例，分析了其“规划—整治—运营”不同环节的行动主体和运行规则。研究认为大城市乡村空间治理不仅需要单独的空间规划、综合整治和乡村运营，更重要的是强调各种工具的统筹，强调从划定蓝图、实施路径再到价值实现的整个治理过程的系统整合。

传统村落旅游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旅游者忠诚度反映了旅游目的地发展前景，深化对传统村落旅游者忠诚度的研究为促进以人为本的传统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乡村振兴提供思路。本文以宏村和西递村旅游者为研究对象，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对671份样本进行数据分析，探索了传统村落旅游者真实性体验对忠诚度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传统村落旅游者客体相关真实性体验和存在主义真实性体验皆显著正向影响游客忠诚度。②传统村落旅游者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在客体相关真实性体验和存在主义真实性体验对忠诚度的影响关系中均起部分中介作用。③文化接触促进了传统村落旅游者真实性体验对忠诚度的正向影响作用。④新生代旅游者在传统村落旅游中的文化接触对真实性体验与忠诚度之间正向关系的增强作用要大于非新生代旅游者。研究结果为提升旅游者忠诚度进而促进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旅游地短视频的网红宣传对消费者的出游有重要影响，该现象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短视频如何影响受众的出游意愿和口碑推荐仍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因此，文章基于SOR理论和意见领袖理论，通过收集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探究网红博主和网红场景对出游意愿和口碑推荐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短视频中网红博主的特质和网红场景对消费者的认知反应和情感反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②认知反应和情感反应对消费者出游意愿和口碑推荐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③消费者的认知反应、情感反应、出游意愿在网红博主、网红场景与口碑推荐之间发挥链式中介效应。本研究可为旅游地提升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媒体营销效果提供理论与实践启示。

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推动传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是革命老区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共同演化的理论视角，构建“制度—企业—网络—技术—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文献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以江西南康家具产业集群为例，探讨了革命老区产业集群的演化路径和动力机制。研究发现：江西南康家具产业集群的演化经历了路径创造与起步发展（1993— 2006年）、第一次路径锁定与集群化发展（2006— 2016年）、第二次路径锁定与高质量发展（2016年至今）3个演化阶段。地域文化与企业家精神，市场网络与国家政策，科技创新与全球化力量分别是集群演化3个阶段的主要动力。不同演化阶段在制度、企业、网络、技术与空间的协同作用下，推动了革命老区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研究为国内其它老少边穷地区产业集群的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2010年、2013年、2015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数据，揭示了人口的空间流动和代际社会流动的关系，并探讨了空间流动的起点和终点——出生地和流入地对迁移人口的代际社会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空间流动对迁移者的代际社会流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高、经济集聚程度高的中心城市在扮演着“自动扶梯区域”的角色，迁移者进入这些城市更容易实现代际社会流动。另一方面，出生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和中心城市也显著有利于迁移者的代际社会流动。进一步来看，出生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集聚程度、是否为中心城市对流入地的相应特征与迁移者的代际社会流动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表明出生地会影响流入地的自动扶梯区域作用的发挥。

广州小北非裔聚居区是移民跨境流动和中国社会转型双重背景下的产物，其演变过程带有明显的权力作用痕迹，但少有研究揭示其演变背后的权力—空间作用逻辑。本文将非裔聚居区的兴衰置于地方城镇化与社会治理结构演变的进程中重新审视，借助政治地理学的领域理论，从权力空间视角分析了地方语境下多元主体在非裔聚居区的塑造与重构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小北非裔聚居区的形成、发展、衰落实际上是社会、市场、行政三者力量对比变化的映射。非裔聚居区是非裔群体在商业空间、居住空间、公共空间中获得空间使用权形成的领域，是一种依托社会领域与市场领域的弱领域化。地方发展逻辑的快速转变和非裔聚居区领域建构的不稳定性共同导致了其快速的兴衰。村集体主导的非正规空间生产、开发商主导的空间功能转换以及基层政府主导的空间管制是非裔聚居区形成、发展与衰退的关键因素。

乡村生活场景是乡村景观的重要组成，在乡村旅游中，乡村生活场景如何影响游客的情感体验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文章通过设计眼动实验，将眼动指标和问卷数据相结合，分析游客在观看无/简单/复杂三种乡村生活场景类型时的情感体验，同时考察怀旧感知在两者之间的作用，发现:①简单乡村生活场景会显著吸引游客的视觉注意；②复杂乡村生活场景对游客怀旧感知与情感体验有显著正向影响；③怀旧感知在乡村生活场景与游客情感体验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本研究建议在乡村旅游的宣传设计中，应当意识到乡村生活场景作为视觉怀旧刺激的重要性，并考虑简单与复杂之间的平衡，以求既能充分吸引游客的视觉注意，又可以帮助游客获得较高的情感体验。

城乡融合系统被认为是全新认识和理解现代城乡关系的理论依据。为深入理解城乡融合发展的复杂过程机理及其组织规律，本文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对城乡融合系统进行了理论阐释、结构解析及运行机制分析。首先，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和城乡融合系统设计基本思想，对城乡融合系统的科学内涵进行了理论阐释；其次，在可持续性科学的整体框架下，对城乡融合系统的结构进行了解析；最后，以“要素→结构→功能”为主线设计构建了城乡融合系统运行机制模型，并对城乡融合系统的动力机制及传导机制进行了分析。本文初步构建了基于城乡融合系统的城乡关系分析理论框架，研究成果有利于拓展现有城乡地域系统理论，对城乡融合理论发展和新时代城乡融合的有序推进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选取黄山屯溪老街为例，以空间生产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实地观察、深度访谈法和文本分析法，探讨非遗旅游街区空间结构的时空演化与动力机制。研究认为：屯溪老街空间结构经历物质空间的景观化、文化空间的多元化和社会空间的流动性演化过程；老街旅游空间生产是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耦合生成的产物，资本和权力动力分别作用在“社会经济”层面和“政治制度”层面；资本和权力在塑造空间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实现文化意义的构建、社会关系的重构和社会权力的表达。在空间生产多元主体利益博弈下，屯溪老街面临资本过度商业化和空间权益“失衡”等社会问题，实现“以人为本”的空间正义或许是根本路向。

嵌入城市公共空间的黄梅戏展演赋予空间以新的意义。结合建构取向的地方理论与方法—目的链理论，以安庆莲湖公园和江滩公园黄梅戏展演为研究对象，分析公共空间黄梅戏展演的社会文化意义生成过程与认同建构。研究发现不同年龄群体基于黄梅戏展演的文化属性、公共空间的物质属性以及两者交织催生出的社会属性，赋予空间以情感、健康和社交意义。行为主体在公共空间中释放自己的同时进一步发挥黄梅戏展演的中介功能，不断强化身份和地方认同。不同类型公共空间展演形式的互补性与差异性，共同促进黄梅戏成为地方文化的表征。融合多元理论视角解析意义生成与认同效应，有助于识别空间感知的复杂结构，为传统戏剧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研究以重渡村为案例，运用深度访谈的质性分析法与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分析框架，对重渡村旅游专业村集聚演化过程和机理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重渡村旅游专业村的集聚演化分为 3个阶段，关键行动者意图与行动者网络结构变化共同推动了其集聚演化。②集聚核形成阶段，重渡旅游专业村建设的参与者构成了行动者网络中的行动者主体，并通过行政征召等方式，实现了乡村环境的综合治理。③点轴集聚阶段，地方政府为关键行动者，通过征召方式，推动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的自上而下的行动者网络，明确了旅游发展空间功能，村民自主经营积极性增加。④网络集聚阶段，关键行动者由地方政府逐渐转变为村民，重渡旅游专业村逐渐找到自身发展途径。

提升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水平是我国新型城镇化以及“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探讨了城市环境感知、生活满意度与流动人口心理健康三者之间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城市环境感知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社会环境感知相较于建成环境感知的影响更为显著；广泛的社会支持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具有最为显著且直接的正向影响；生活满意度在环境感知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起到关键的中介作用；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流动人口在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水平方面具有较大差异，在环境感知对两者的作用路径方面也有所不同。建议营造包容的社会环境，并针对不同类型群体提出对应策略，进而有效的提高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水平。

本文提出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ruralsocio-material assemblages），作为新的乡村空间本体论与认识论，以此联结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与后结构关系空间的理论取向，开启乡村研究的新视角；并以此回应当代日益交叠、跨越边界的城乡关系下，由多重而复杂的资本逻辑所形塑的乡村空间样态，指引乡村发展另类（alternative）行动的可能性。该理论一方面具体化为乡村基础设施化、乡村的社会—物质配置两个次级概念，以加强抽象理论的解释力度；另一方面联系中国乡村发展与转型实践，提出其本土适用性。

城市收缩是当前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新事物，给传统基于“增长情景模拟”的城市规划范式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与挑战。该文据此围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选取我国收缩城市最集中的东北三省，就其收缩效应及其内在作用机理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较低且空间分异明显；②15个收缩城市呈现出明显的基本服务均等化收缩效应，并表征出明显的阶段性、类型性和空间分布特征；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价是一个基于总量与人均指标、“存量”与“变量”指标综合权衡的结果产物，内在逻辑遵循“发展要素‘外流’→发展机会被空间剥夺→地方财政税收锐减→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受限”的演化规律，而且这是一个互为因果的耦合过程。

探析夜间文旅消费聚集区活力的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对于推动区域夜经济实现新增长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19个聚集区为例，构建了聚集区活力评价体系，揭示了聚集区活力的时空分异特征，并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测度了聚集区高低活力影响因素的组合效应。结果显示： ①聚集区活力整体呈现“中间低，边缘高”的空间分布特征，中高活力聚集区的分布具有显著的沿边、沿海指向，且于上海市形成了稳定的高活力域。②夏季活力整体高于冬季。街区型聚集区活力普遍高于景区型，但部分街区型聚集区因文旅消费活动的必须性和无时令性使冬季综合活力高于夏季。③聚集区活力时空差异成因可以概括为“经济发展促进型致因”“空间可达促进型致因”“建成环境驱动型致因”“人群流动薄弱型致因”和“消费环境限制型致因”。

产业协同集聚是指在某一特定空间内不同产业在区域中高度集中的现象，是产业发展至高级阶段，产业通过空间布局的关联反映其经济关联关系的一种新形态。基于高质量发展视角，对产业协同集聚的研究为推进产业发展提出了新的思路。本文旨在系统梳理产业协同集聚及其所产生效应的研究进展，首先对产业协同集聚与产业集聚的概念进行区分，着重分析了产业协同集聚的测度方法；其后，对不同部门产业间的协同现象及形成机制进行梳理；进而，分别从经济效应和社会生态效应两个维度，从经济增长、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与环境污染等方面阐述了产业协同集聚所产生的效应；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在高质量发展要求下，产业协同集聚未来的研究方向。

中国城市房价快速攀升和住房市场分化背景下，住房资产既能反映家庭财富，也与住房拥有者的社会地位、后代教育和阶层认同等关联密切，住房差异成为城市社会阶层分化与居住空间分异的重要观测指标和评判依据。在借鉴与改进西方住房阶层理论的基础上，基于南京4015份居民调查问卷数据，以住房数量与价值为聚类指标，将样本群体划分为多房阶层、改善阶层、刚需阶层和无房阶层等四类。分别从住房条件、家庭结构、教育程度、职业收入和空间分布等方面分析、比较不同住房阶层差异化的社会属性与空间特征，提出单位制度、住房市场、宅地文化和空间作用的叠加，共同推动着中国大城市住房阶层的形成与分化。以地理思维将空间要素融入到传统住房阶层理论并开展实证探索，初步验证大城市住房阶层分化是客观存在且不断加剧的，它既是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结果，也是社会空间不平衡的原因。住房阶层研究可以为观测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开辟一种微观视角和创新路径，也可以为缓解因住房差异导致的城市社会阶层固化风险等现实问题提供决策依据。

作为西方地理学的重要流派，人文主义地理学在 20世纪 80年代后发展相对乏力，在中国相关研究则更为迟滞。缺乏人文主义也使现实世界陷入多重危机。2022年，人文主义地理学奠基者段义孚的逝世使我们思考其思想遗产的问题，在中国如何发扬和实践人文主义地理学变得尤其重要。无论对于学术、实践或生活，如何朝向人文主义已成为义孚之后的关键问题。本文通过重新梳理段义孚的学思历程及其与地方的关系，发现人文主义是学术与地方、自我与世界、思想与实践交互塑造的产物，它不仅是一种世界观，更是超越现实世界的探索与行动。朝向人文主义世界的主要路径在于构建真实自我与世界的关联，探寻地方价值与普世主义的平衡点，走出狭隘的学科本位主义以及超越凡俗生活的渴望与努力。

从识别地理环境脆弱状态与机制，到强化社会—生态系统在全球变化背景下的恢复力，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研究已成为重新审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保障新时期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论文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分析了社会—生态系统主流领域研究进展、转型趋势与挑战，并提出社会—生态系统研究转型的主要议题和途径。本文认为脆弱性与恢复力整合的转型，是研究体系的不断深化与交互融合，进一步加深了可持续性科学在社会与环境互馈适应机制的理解。面对社会—生态系统多过程交互的复杂特征，脆弱性与恢复力定量模型亟需优化，社会—生态系统研究结果有待与适应性管理实践对接。而整合脆弱性与恢复力框架的系统要素空间特征识别、演化过程刻画、交互关系定量和数理模拟等分析途径，可为社会—生态系统应对机制复杂性、应用实践困难等诸多挑战提供研究范式和方法借鉴。

城市更新是中国城市空间转型和重构的重要推动力，而城市老工业区的改造作为其关键环节具有巨大的再价值化潜力，成为地方政府、企业等多元利益主体追捧的对象。为深入了解其背后的机制，本文基于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法，构建不同层次视角下多因素间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对合肥市瑶海老工业区的改造过程进行多维度的梳理和演绎，提出城市老工业区更新过程中空间的再生产机制概念模型。研究发现，城市老工业区空间表象体现为政府基于公共利益的空间构想，表征性空间表现为多元利益主体博弈下的空间重塑，空间实践则是政府权力支配下的空间塑造。多元利益主体的博弈推动了空间三元的互动，形成了主体互动推动三元互动的空间再生产机制。

基于 “上海市居民住房与生活空间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重点讨论社区类型、社区建成环境和区位对居民社会融合的影响，并使用交互作用分析探究社区特征对不同户口居民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保障房社区、建成环境感知和客观可达性的提升以及居住在外环以外显著促进居民的社会融合；动迁安置房社区、良好的环境品质感知、客观可达性及物业管理水平对本地和外来人口产生显著的异质性影响。社区治理可以成为促进社会融合的重要政策工具，通过在不同社区分类施策、营造和提升社区环境可以有效地促进不同群体的社会融合。

进入 21世纪，“绿色城市”、“公园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等城市生态规划理念愈发流行，以环境美化项目为载体的城市空间更新在全球各大城市纷纷涌现，给城市环境功能带来提质的同时，推动特定地区建成环境与社会结构的绅士化重构。遵循“概念界定—辨识测度—机制效应—政策响应”技术路线，系统梳理近 20 年西方新兴环境绅士化理论与实证进展，发现：首先，该现象源于后工业化时代城市环境资源不均衡配置从“邻避设施”到“绿地公园”的演变脉络，城市环境改善实践与社会空间升级的耦合关联是其核心内涵；其次，现阶段，地理加权回归技术、双重/三重差分法和典型相关性分析等更多地理空间计量分析方法被引入研究以捕获城市尺度更广泛的社会空间变化；第三，政治生态学理论与绅士化经典“生产端—消费端”分析结合，城市绿色转向中生产“环境租差”、中产阶层身份符号与绿色偏好、“绿色增长联盟”缔结等研究视角把其形成机制放入新解释框架以内。最后，环境绅士化的社会、经济、生态与公共健康等多维度效应影响评估和基于社区赋能、规划设计、政策调控等多角度响应措施能够为我国绿色改善实践提供经验支持和优化借鉴。

基于“刺激—机体—反应”理论建立民宿选择意向的概念模型，综合运用结构方程建模技术，分析居家氛围、游客认知反应、情感反应与民宿选择意向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共享经济平台信息源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民宿居家环境和主客互动提升了游客认知反应和情感反应，居家功能提升了认知反应，而情感反应促进了民宿游客的选择意向。游客认知反应和情感反应是影响民宿选择意向的重要中介。平台评级可以正向调节认知反应与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考察民宿特性和在线信息对游客选择意向的影响，为消费者行为意向研究提供新的解释视角，拓展了旅游决策理论和信号理论。

主客关系是旅游研究的重要议题。不同于传统研究关注主客的直接交往，本文聚焦于语言景观这一物质媒介，基于其信息性和象征性的维度，提出了“主—语言景观—客”的概念框架，从工具理性和权力关系层面来解读国际旅游地的主客关系。运用问卷调查法，在泰国曼谷和清迈向泰国居民、中国游客、非中国游客发起调查，研究发现东道主和游客对于中、英文语言景观的信息性和象征性有不同层面的认识，间接地反映了主客之间的多重关系。语言景观作为物质媒介塑造了公共空间，能动地将游客和东道主联系起来。本研究拓展了国际旅游地主客关系的研究视野，并丰富了语言景观在旅游地理领域的研究成果。

社区生活圈聚焦在居民步行范围内实现公共服务设施的精准化配置，需要关注设施时间安排与居民生活时间的匹配性，响应居民的差异化需求，强调社区生活时间对生活圈构建的意义。本文从时空间行为视角出发，从生活时间节奏、活动持续时间和时空间结构三个方面探讨了社区生活时间研究的特点及其对社区生活圈构建的空间、社会与情感意义；以北京市上地—清河街道的活动日志数据开展实证研究，分析了居民社区活动时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研究区居民社区时间利用不足，社区生活时间具有显著的时空分异、活动类型分异和群体分异。社区生活圈规划需要分析生活时间利用特征，把握居民对社区生活圈时空资源的利用程度，应对行为空间与物质空间的时空不匹配问题。

探讨社区环境对农民主观福祉的影响对于在乡村振兴实践中给出居民福祉的提升对策具有实践意义。本文基于多层次模型探究了洛川县社区环境对居民主观福祉的影响，同时给出主观福祉的提升路径。结果表明：①主观福祉均值为0.512，年龄、收入与健康与主观福祉呈显著正相关。②社区环境解释了主观福祉18.57%的变异；降低灾害影响、提高人口密度、完善配套设施、提升社区整洁程度能提升主观福祉。③以保障社区安全、增强乡村拉力、改善人居环境为核心的自上而下决策管理与以收入和健康为核心的居民个体适应性调节是居民主观福祉提升的主要途径。

本文基于实地田野调查和在线网络访谈获取的案例资料，在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揭示被拐儿童原生家庭的压力与认知、结构与功能、风险与韧性变化，构建原生家庭的风险应对策略。结果表明：拐卖事件在短时间内对原生家庭造成强烈冲击，而寻亲活动与寻亲成功后的多重要素在长时间内对原生家庭造成持续扰动。微观尺度中家庭成员面临的压力挑战与观念认知影响着原生家庭的变化。在中观尺度，拐卖破坏了家庭“三角关系”结构，呈现离散型、聚合型和中间型三种家庭类型，直接导致原生家庭的经济功能、健康照顾功能、家庭抚育功能与情感功能衰退。在宏观尺度，由于原生家庭受到外部因素的扰动程度各不相同，他们经历的风险阶段以及在每个阶段停留的时间长短各有差异，原生家庭的韧性强度也存在一定差异，呈现非线性和异质性的复杂特征。

本文基于养老设施的数量、容量、多样性、医疗服务要素，构建养老设施发展水平指标，研究江苏省95个区县养老资源空间分布特征。通过运用基尼系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研究养老设施发展水平与人口老龄化的匹配性，并运用空间回归模型探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高行政级别和经济发达区县的养老设施发展水平具有一定优势。②区县的养老设施发展水平与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失配地区呈现组团集聚的特点。③卫生机构床位数、绿地公园面积、水域面积等健康因素对养老设施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医疗资源比自然环境资源对于养老设施发展水平更具有提升作用，养老设施的空间布局更加强调与老年人的健康需求相结合。本研究对养老设施布局优化具有积极意义。

社区参与是社区规划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社区参与的探索正如火如荼的开展。而建成环境作为影响居民社区参与的重要因素，如何通过社区建成环境的营建促进居民社区参与引起了学者的注意。但是当前关于建成环境对居民社区参与的复杂影响机制的研究有限。本文结合南京市33个社区的问卷调研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建成环境对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内生变量之间，客观建成环境对居民社区参与无直接影响，但是客观建成环境分别通过感知建成环境和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影响居民社区参与。另外，感知建成环境对居民的社区参与有直接影响，并同时通过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对居民社区参与产生间接影响。外生变量对内生变量影响方面，社区类型、性别、家庭年收入、学历和年龄对居民社区参与存在总体影响。研究结果揭示了社区建成环境对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机制，为社区规划中如何促进居民的社区参与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