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金融危机以来，区域经济韧性成为了研究热点。现有文献从均衡论及演化论的视角建构了区域经济韧性的理论框架，认为区域经济韧性不仅是区域发展的结果也是区域发展的动态过程。大量实证研究关注区域发展过程，探讨了不同尺度下经济系统对冲击的抵抗力、恢复力，并分析了经济韧性的影响机理。区域经济韧性是时间维度与空间尺度的统一。现有研究多关注区域本身特性，缺乏从动态性、多主体互动性、多尺度融合视角审视区域经济韧性的形成过程。因此未来研究一方面应当在现有理论基础上与关系经济地理、管理学等领域紧密结合，更重视危机与冲击的异质性，系统揭示行为主体在区域经济韧性形成、维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应当进一步关注中国发展背景与制度优势，重视韧性研究对经济发展深远的意义，从而增强中国经济在不确定环境下的稳定性。

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旅游乱象给整个旅游行业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使我国旅游行业遭受到了社会公众强加的污名。因此，如何避免旅游污名化现象的加剧以及如何对已被污名的旅游业进行去污名化，已成为我国旅游界亟待解决的课题。当前学术界关于旅游污名的重视远远不够，研究十分匮乏。本文对旅游污名研究进展进行了系统述评，将旅游污名划分为基于人地关系的旅游地方污名、基于群体关系的旅游者污名以及基于人际关系的旅游职业污名。在此基础上，指出应加强旅游污名的形成机制与综合治理研究、使用流动性方式开展旅游污名研究等方向。本文为理解及解决旅游污名问题提供可行的理论指导，对旅游研究及旅游发展均大有裨益。

乡村精英是乡村社会的重要治理主体，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深入研究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在对乡村精英概念、类型、演变历程三方面讨论的基础上，基于相关研究成果的逻辑性，系统评述了乡村精英在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方面的作用机制，并梳理了乡村精英在乡村振兴中存在的隐忧。总体而言，相关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存在明显的学科“烙印”，研究议题有待丰富。因此，未来研究应开展跨学科多视角研究，强化多源数据量化研究，立足中国乡村社会实践，丰富乡村地理学研究议题。

借助时间地理学理论基础构建旅游可达性测评模型，以云南省 142 个山地旅游景区景点为研究对象，测评云南山地旅游可达性，并探究其影响因素与机制。结果表明：以时间地理学为基础构建旅游可达性测评模型由吸引力、基于游览时间的正向效用、基于交通路网通行时间的负向效用构成；云南省山地旅游可达性水平总体偏低，差异较大连续性不高，空间上从大理、丽江、昆明三个高值点向四周递减，可划分为示范型、潜能型、便利型、弱势型 4 个类型，并且可达性受到高程、坡度、森林覆盖率、距水系最短距离、距最邻近县市最短路径、周边景区数量等因素的影响。

作为城市的基本单元，健康社区建设研究是健康城市与“环境—行为—健康”模式的研究热点。通过对国内外“环境—行为—健康”模式及健康社区的研究梳理发现：“环境—行为—健康”的研究尺度不断细化，已由早期的区域尺度发展到如今居住区、社区层面。在实践层面，健康社区的建设从最初的硬环境建设扩展到了软环境建设；健康社区的治理对象从面向全体社区居民的宏观策略，转向关注全体及弱势群体利益的具体措施两个维度。在评价与影响因素层面，政府、开发商、居民和物业之间的博弈构成了影响健康社区建设的关键因素；健康社区评价指标正沿着马斯洛需求层次不断拓展，但是高层级的评价指标面临着理想指标偏少以及可获得性偏低双重挑战。当前健康社区研究存在实践研究偏弱、建设多围绕低层级需求进行、评价体系缺少主观层面及高层级研究、影响因素对多主体的博弈关注较少等问题，未来研究应完善理论研究体系、增加健康社区实践研究的比重、开拓健康社区建设维度、拓展健康社区评价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广度与深度、使用便携设备注重个体时空行为研究等。

在开展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的新时期，提升韧性成为空间治理的重要价值取向。本文对30个重要城市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文本进行分析，从应用层次、应用导向和应用维度三个方面揭示“韧性”理念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应用现状。结果表明，“韧性”理念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已有所拓展，但仍存在不足。基于国土空间治理要求，从应对多风险全周期治理特征的韧性思维全过程融入、响应复杂治理任务的韧性要素多系统融入、迈向协同治理体系转变的韧性主体多模式融入三个方面对“韧性”理念融入国土空间规划的路径进行探讨，为国土空间治理背景下韧性规划的探索提供参考。

地方感指人与地方的情感关联，是地理学特别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关键概念。快速城镇化使得“地方”剧变，地方感也变得复杂多样，多元主体的地方感形成机制值得探讨。本文基于人文主义地理学视角，选取江苏省如皋市东大街为典型案例，通过实地调研，运用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将不同主体的地方感归纳为三类：根植型、创造型和关怀型。老年原住民形成了根植型地方感，其重点在血缘联结、归属感、身份认同；沿街商户生成了创造型地方感，主要涉及美学、经验与私人空间等；虽从地方抽离但仍与地方保持着积极情感纽带的“乡邻”们则形成了关怀型地方感，主要涉及关注、社会互动、熟悉等。借助案例剖析和质性研究方法，本文对地方感多元类型和形成机制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理解地方感的多态性和分异性。

传统村落旅游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旅游者忠诚度反映了旅游目的地发展前景，深化对传统村落旅游者忠诚度的研究为促进以人为本的传统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乡村振兴提供思路。本文以宏村和西递村旅游者为研究对象，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对671份样本进行数据分析，探索了传统村落旅游者真实性体验对忠诚度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传统村落旅游者客体相关真实性体验和存在主义真实性体验皆显著正向影响游客忠诚度。②传统村落旅游者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在客体相关真实性体验和存在主义真实性体验对忠诚度的影响关系中均起部分中介作用。③文化接触促进了传统村落旅游者真实性体验对忠诚度的正向影响作用。④新生代旅游者在传统村落旅游中的文化接触对真实性体验与忠诚度之间正向关系的增强作用要大于非新生代旅游者。研究结果为提升旅游者忠诚度进而促进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推动传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是革命老区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共同演化的理论视角，构建“制度—企业—网络—技术—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文献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以江西南康家具产业集群为例，探讨了革命老区产业集群的演化路径和动力机制。研究发现：江西南康家具产业集群的演化经历了路径创造与起步发展（1993— 2006年）、第一次路径锁定与集群化发展（2006— 2016年）、第二次路径锁定与高质量发展（2016年至今）3个演化阶段。地域文化与企业家精神，市场网络与国家政策，科技创新与全球化力量分别是集群演化3个阶段的主要动力。不同演化阶段在制度、企业、网络、技术与空间的协同作用下，推动了革命老区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研究为国内其它老少边穷地区产业集群的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区域经济发展并非一个平稳的过程，时常会受到来自不同空间尺度的冲击或干扰。作为研究一个经济实体或系统应对冲击和从冲击中恢复的话语和框架，区域经济韧性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在区域经济韧性知识图谱分析的基础上，从概念内涵、测度方法和影响因素三个方面进行知识梳理。区域经济韧性研究在经历了概念化起步阶段后，研究主题趋向多样化和复杂化。本文综述了工程、生态和演化韧性视角下区域经济韧性的概念与内涵，概括了案例比较法、计量经济模型、核心变量法、综合指标评价法四种测度方法，重点阐述了产业结构、网络连接、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韧性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指出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及深化该领域研究的方向。

在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网络社会进阶中，移动互联网支撑城市环境的即时共享与未来愿景，非在地的空间感知生成元宇宙类现实/虚拟的城市意象，网络媒介叠加于建成环境主/客观作用的传统经验感知，形成感知拼贴、地方再构、时间重叙、认知分异的意象特征。研究通过梳理互联网语境下的城市意象研究，揭示网络社会背景下城市意象的先验式建构过程，发现了意象节点偏离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峰值区域的一般规律，并归纳了互联网环境下城市意象研究的图片、文本和轨迹等应用素材，以丰富人本主义城市设计理论。

近年来，随着我国港口资源整合、港区功能调整和港口城市的转型升级，沿海港口与所在城市的关系发展面临新的变化和挑战。本文以我国沿海港口为例，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讨论，聚焦我国沿海港口港城关系问题，剖析港城关系的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大部分沿海港口已进入极度协调发展阶段，但发展趋势逐渐放缓，区域分化特征显著，港城协同度差距呈现再扩大的发展趋势。在研究期间，我国城市驱动型港口城市数量显著增加，港口驱动型和港城互驱型港口城市数量减少。建议通过政府政策引导、港产城融合发展和港口转型升级等方式，不断提升我国沿海地区港城关系整体协调发展水平，为新时期我国沿海港口与所在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空间重构对乡村地域系统产生了剧烈的冲击与扰动，乡村韧性随之成为乡村地理学一个新兴的研究热点。本文尝试从乡村韧性的研究对象、韧性主体、韧性测度三个方面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厘清和深化对乡村韧性的科学认识。研究发现：①影响乡村发展的突发性外部冲击，以及乡村转型重构的慢性过程都是韧性研究所应关注的对象。②乡村韧性的主体具有多尺度关联效应，微观尺度上农户个体和家庭的抵御能力、自组织和自适应能力更能体现适应性转变的韧性内涵。③城乡融合背景下，应分区、分类研究乡村韧性的时空演化过程与作用机制，重视地方知识、乡土文化、社会关系、乡村自组织等对乡村韧性的影响。

在新的流动范式认识下，“旅居”的出游方式因为更加自由和舒适的体验得到老年群体的青睐，当前研究主要关注偏“精英”色彩的老年人“旅居”现象，聚焦探讨这些现象背后的系列问题，但忽视了现象本身。目前一种更加大众化的老年人“旅居”现象得到蓬勃发展，但对其深层内涵与价值的探究鲜有见者。研究基于具身认知，聚焦现象本身，通过改良旅游者具身体验研究框架，采用既定程序的文本分析方法对样本深度访谈内容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上述现象可参与群体广泛，舒适的异地休闲需求显著，活动具有高度的群体情感特性，承接空间接近过程相对轻松，舒适停留条件良好，老年人的日常休闲活动和社交群体能够更为便利和大众化的在异地实现有效延续与发展。研究将该现象命名为老年人休闲旅居，其能够成为老年人居家养老生活的有益补充，有重要现实意义。

嵌入城市公共空间的黄梅戏展演赋予空间以新的意义。结合建构取向的地方理论与方法—目的链理论，以安庆莲湖公园和江滩公园黄梅戏展演为研究对象，分析公共空间黄梅戏展演的社会文化意义生成过程与认同建构。研究发现不同年龄群体基于黄梅戏展演的文化属性、公共空间的物质属性以及两者交织催生出的社会属性，赋予空间以情感、健康和社交意义。行为主体在公共空间中释放自己的同时进一步发挥黄梅戏展演的中介功能，不断强化身份和地方认同。不同类型公共空间展演形式的互补性与差异性，共同促进黄梅戏成为地方文化的表征。融合多元理论视角解析意义生成与认同效应，有助于识别空间感知的复杂结构，为传统戏剧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广州小北非裔聚居区是移民跨境流动和中国社会转型双重背景下的产物，其演变过程带有明显的权力作用痕迹，但少有研究揭示其演变背后的权力—空间作用逻辑。本文将非裔聚居区的兴衰置于地方城镇化与社会治理结构演变的进程中重新审视，借助政治地理学的领域理论，从权力空间视角分析了地方语境下多元主体在非裔聚居区的塑造与重构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小北非裔聚居区的形成、发展、衰落实际上是社会、市场、行政三者力量对比变化的映射。非裔聚居区是非裔群体在商业空间、居住空间、公共空间中获得空间使用权形成的领域，是一种依托社会领域与市场领域的弱领域化。地方发展逻辑的快速转变和非裔聚居区领域建构的不稳定性共同导致了其快速的兴衰。村集体主导的非正规空间生产、开发商主导的空间功能转换以及基层政府主导的空间管制是非裔聚居区形成、发展与衰退的关键因素。

长租公寓作为住房市场的新兴业态，是贯彻国家“租购并举”住房政策的重要保障。本文以深圳为例，基于迈点研究院的数据，通过GIS空间分析工具，探讨长租公寓的空间布局及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深圳长租公寓空间布局呈现空间集聚性、距离衰减性、类型分异性特征，具体表现为紧邻中心城区的空间集聚性，从中心城区边缘向外围递减的距离衰减性，酒店、公寓、房地产系长租公寓热点区呈中心城区向外扩展态势的类型分异性；②地铁、超市商城、常住人口是影响长租公寓空间布局的主要因素，其影响作用存在空间异质性；③运用地租和新消费者理论，从供求视角构建长租公寓空间布局的影响机制。本研究可丰富新兴住房业态空间集聚模式和中国住房研究。

乡村是国土空间的重要构成部分，大城市乡村比一般乡村受到更强烈的城市化影响，面临着最剧烈的国土空间多功能冲突，但是聚焦大城市乡村空间治理的探讨尚未展开。本文在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转型大背景下，厘清大城市乡村空间治理的内涵与特征，基于IAD理论构建了包括治理环境、治理行动和治理绩效的一般性分析框架，以及“规划—整治—运营”一体化的大城市乡村空间治理行动。进一步以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为案例，分析了其“规划—整治—运营”不同环节的行动主体和运行规则。研究认为大城市乡村空间治理不仅需要单独的空间规划、综合整治和乡村运营，更重要的是强调各种工具的统筹，强调从划定蓝图、实施路径再到价值实现的整个治理过程的系统整合。

选取黄山屯溪老街为例，以空间生产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实地观察、深度访谈法和文本分析法，探讨非遗旅游街区空间结构的时空演化与动力机制。研究认为：屯溪老街空间结构经历物质空间的景观化、文化空间的多元化和社会空间的流动性演化过程；老街旅游空间生产是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耦合生成的产物，资本和权力动力分别作用在“社会经济”层面和“政治制度”层面；资本和权力在塑造空间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实现文化意义的构建、社会关系的重构和社会权力的表达。在空间生产多元主体利益博弈下，屯溪老街面临资本过度商业化和空间权益“失衡”等社会问题，实现“以人为本”的空间正义或许是根本路向。

城乡融合系统被认为是全新认识和理解现代城乡关系的理论依据。为深入理解城乡融合发展的复杂过程机理及其组织规律，本文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对城乡融合系统进行了理论阐释、结构解析及运行机制分析。首先，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和城乡融合系统设计基本思想，对城乡融合系统的科学内涵进行了理论阐释；其次，在可持续性科学的整体框架下，对城乡融合系统的结构进行了解析；最后，以“要素→结构→功能”为主线设计构建了城乡融合系统运行机制模型，并对城乡融合系统的动力机制及传导机制进行了分析。本文初步构建了基于城乡融合系统的城乡关系分析理论框架，研究成果有利于拓展现有城乡地域系统理论，对城乡融合理论发展和新时代城乡融合的有序推进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主客关系是旅游研究的重要议题。不同于传统研究关注主客的直接交往，本文聚焦于语言景观这一物质媒介，基于其信息性和象征性的维度，提出了“主—语言景观—客”的概念框架，从工具理性和权力关系层面来解读国际旅游地的主客关系。运用问卷调查法，在泰国曼谷和清迈向泰国居民、中国游客、非中国游客发起调查，研究发现东道主和游客对于中、英文语言景观的信息性和象征性有不同层面的认识，间接地反映了主客之间的多重关系。语言景观作为物质媒介塑造了公共空间，能动地将游客和东道主联系起来。本研究拓展了国际旅游地主客关系的研究视野，并丰富了语言景观在旅游地理领域的研究成果。

基于Cite Space软件，对近20年国内外旅游地演化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与述评。研究发现： ①旅游地演化研究大致呈现出“缓慢增长—波动增长—快速增长”的一个发展历程。②以领军学者个体为中心、具备地缘关系的小型学术团队已初步形成。国际层面主要以西班牙Anfuso教授为首，致力于自然地理学视角下的海滨旅游地演化发展研究；国内层面主要以陆林教授为首，致力于研究人文地理学视角下旅游地的动态演进与空间结构演变。③以理论视角并置比较作为行动主线，发现旅游地演化研究重点存在两大鲜明转向。论文立足于综合理解旅游地演化研究的历史图景，重视把握总体过程的连贯性，为窥视一个完整的旅游地演化研究全貌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文提出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ruralsocio-material assemblages），作为新的乡村空间本体论与认识论，以此联结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与后结构关系空间的理论取向，开启乡村研究的新视角；并以此回应当代日益交叠、跨越边界的城乡关系下，由多重而复杂的资本逻辑所形塑的乡村空间样态，指引乡村发展另类（alternative）行动的可能性。该理论一方面具体化为乡村基础设施化、乡村的社会—物质配置两个次级概念，以加强抽象理论的解释力度；另一方面联系中国乡村发展与转型实践，提出其本土适用性。

研究以重渡村为案例，运用深度访谈的质性分析法与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分析框架，对重渡村旅游专业村集聚演化过程和机理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重渡村旅游专业村的集聚演化分为 3个阶段，关键行动者意图与行动者网络结构变化共同推动了其集聚演化。②集聚核形成阶段，重渡旅游专业村建设的参与者构成了行动者网络中的行动者主体，并通过行政征召等方式，实现了乡村环境的综合治理。③点轴集聚阶段，地方政府为关键行动者，通过征召方式，推动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的自上而下的行动者网络，明确了旅游发展空间功能，村民自主经营积极性增加。④网络集聚阶段，关键行动者由地方政府逐渐转变为村民，重渡旅游专业村逐渐找到自身发展途径。

以洛阳牡丹花节为例，通过多源数据的融合，运用社会网络、因子分析方法，探究节庆事件对区域旅游流空间网络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结果表明：节庆事件对区域旅游流空间网络影响表现为协同、弱化及蜂聚三种效应，不同效应影响机制不同。其中，节点的等级和知名度优势非常明显的态势下，产生显著的协同效应；节庆游憩区内的低等级节点出现轻微的节庆弱化效应，区域外节点主要受到空间交通距离限制产生了显著的节庆弱化效应；旅游等级很强且旅游承载量优势非常明显的非节庆旅游节点，以及等级、知名度或地理区位较强的节庆旅游节点呈现出强蜂聚效应，以上条件均不强的节庆旅游节点仅发生弱集聚效应。

本文基于2010年、2013年、2015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数据，揭示了人口的空间流动和代际社会流动的关系，并探讨了空间流动的起点和终点——出生地和流入地对迁移人口的代际社会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空间流动对迁移者的代际社会流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高、经济集聚程度高的中心城市在扮演着“自动扶梯区域”的角色，迁移者进入这些城市更容易实现代际社会流动。另一方面，出生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和中心城市也显著有利于迁移者的代际社会流动。进一步来看，出生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集聚程度、是否为中心城市对流入地的相应特征与迁移者的代际社会流动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表明出生地会影响流入地的自动扶梯区域作用的发挥。

社区生活圈聚焦在居民步行范围内实现公共服务设施的精准化配置，需要关注设施时间安排与居民生活时间的匹配性，响应居民的差异化需求，强调社区生活时间对生活圈构建的意义。本文从时空间行为视角出发，从生活时间节奏、活动持续时间和时空间结构三个方面探讨了社区生活时间研究的特点及其对社区生活圈构建的空间、社会与情感意义；以北京市上地—清河街道的活动日志数据开展实证研究，分析了居民社区活动时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研究区居民社区时间利用不足，社区生活时间具有显著的时空分异、活动类型分异和群体分异。社区生活圈规划需要分析生活时间利用特征，把握居民对社区生活圈时空资源的利用程度，应对行为空间与物质空间的时空不匹配问题。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旅游生计成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但与之相关的研究较为匮乏。文章以栾川县重渡村为案例地，通过对亲代和子代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探讨旅游生计代际传承的过程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旅游生计的代际传承经历了亲代生计开拓、子代培养和发展、共同经营、生计传承四个阶段，并与重渡村这一乡村旅游目的地起步、培育、快速发展、规范管理的生命周期相适应。②文化因素、主体因素和规制压力是影响生计传承的主要原因。③旅游生计的代际传承关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相关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作为西方地理学的重要流派，人文主义地理学在 20世纪 80年代后发展相对乏力，在中国相关研究则更为迟滞。缺乏人文主义也使现实世界陷入多重危机。2022年，人文主义地理学奠基者段义孚的逝世使我们思考其思想遗产的问题，在中国如何发扬和实践人文主义地理学变得尤其重要。无论对于学术、实践或生活，如何朝向人文主义已成为义孚之后的关键问题。本文通过重新梳理段义孚的学思历程及其与地方的关系，发现人文主义是学术与地方、自我与世界、思想与实践交互塑造的产物，它不仅是一种世界观，更是超越现实世界的探索与行动。朝向人文主义世界的主要路径在于构建真实自我与世界的关联，探寻地方价值与普世主义的平衡点，走出狭隘的学科本位主义以及超越凡俗生活的渴望与努力。

探讨社区环境对农民主观福祉的影响对于在乡村振兴实践中给出居民福祉的提升对策具有实践意义。本文基于多层次模型探究了洛川县社区环境对居民主观福祉的影响，同时给出主观福祉的提升路径。结果表明：①主观福祉均值为0.512，年龄、收入与健康与主观福祉呈显著正相关。②社区环境解释了主观福祉18.57%的变异；降低灾害影响、提高人口密度、完善配套设施、提升社区整洁程度能提升主观福祉。③以保障社区安全、增强乡村拉力、改善人居环境为核心的自上而下决策管理与以收入和健康为核心的居民个体适应性调节是居民主观福祉提升的主要途径。

城市收缩是当前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新事物，给传统基于“增长情景模拟”的城市规划范式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与挑战。该文据此围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选取我国收缩城市最集中的东北三省，就其收缩效应及其内在作用机理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较低且空间分异明显；②15个收缩城市呈现出明显的基本服务均等化收缩效应，并表征出明显的阶段性、类型性和空间分布特征；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价是一个基于总量与人均指标、“存量”与“变量”指标综合权衡的结果产物，内在逻辑遵循“发展要素‘外流’→发展机会被空间剥夺→地方财政税收锐减→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受限”的演化规律，而且这是一个互为因果的耦合过程。

城市作为人口、产业等要素聚集地，基于多要素解构城市网络对明确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修正经典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方法，分析了高质量视角下黄河流域城市网络结构演变特征，利用QAP方法探求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城市网络基本形成了以郑州、西安、济南、太原、兰州等省会城市为核心，辐射至周边城市的网络结构，网络密度逐渐增大但整体较低，网络通达度相对较高且稳定。②城市网络社群内部关联高于社群间关联，说明高质量发展视角下黄河流域城市网络社群溢出效应主要以社群内溢出为主，社群外溢作用较少。③区位条件、交通基础设施、产业结构、政府支持强度、科技创新的差异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城市网络演变有显著影响。

人本导向的动态蓝绿空间品质差异研究日益受到关注。本文从城市居住分异视角切入，以南京市单位小区、传统社区、城中村、保障房和商品房小区的不同收入人群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居住地、工作地、其他日常活动地点以及主要活动路径上的蓝绿空间品质，交叉对比不同类型社区和不同收入群体获得的蓝绿空间品质差异，进而研究蓝绿空间质量对居民环境感知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基于活动空间测度的不同社区类型居民蓝绿空间品质差异明显，但不同收入群体蓝绿空间品质差异不显著；活动路径的蓝绿空间要素比活动地点对居民环境感知的影响更大。

探析夜间文旅消费聚集区活力的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对于推动区域夜经济实现新增长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19个聚集区为例，构建了聚集区活力评价体系，揭示了聚集区活力的时空分异特征，并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测度了聚集区高低活力影响因素的组合效应。结果显示： ①聚集区活力整体呈现“中间低，边缘高”的空间分布特征，中高活力聚集区的分布具有显著的沿边、沿海指向，且于上海市形成了稳定的高活力域。②夏季活力整体高于冬季。街区型聚集区活力普遍高于景区型，但部分街区型聚集区因文旅消费活动的必须性和无时令性使冬季综合活力高于夏季。③聚集区活力时空差异成因可以概括为“经济发展促进型致因”“空间可达促进型致因”“建成环境驱动型致因”“人群流动薄弱型致因”和“消费环境限制型致因”。

乡村旅游是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突破口，国内大循环经济格局的新背景为我国乡村旅游提出了新挑战。本文立足国内大循环经济格局新背景，分析了其与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有机联系；从内循环带来的新市场格局、新资源模式和新发展需求出发，阐明了乡村旅游适配的必要性，梳理了内循环格局下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的逻辑关系，阐释了国内经济大循环与乡村旅游的适配性内涵；提出了乡村旅游适配性的研究框架，重点阐释了四个层级的研究问题，指出了具有潜力的理论创新，包括国内大循环驱动的乡村旅游适配的理论基础分析、乡村旅游适配性要素及其组合路径探索、国内大循环背景下乡村旅游供需结构变动、适配层级分析，以及国内大循环驱动的乡村旅游适配路径与模型构建。最终，研究指出了乡村旅游适配大循环的新领域，包括文旅融合的数字化发展、自然与人文的生态可持续发展、城乡与主客的协同创新发展、基于资源挖掘与品牌创造的差异化发展。

本文基于“网络结构—作用因子”互补视角综合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与空间生产理论，采用半结构访谈法，以广州市凤和空港小镇为典型案例，深度分析乡村转型的具体过程与逻辑内涵，并证实了空间生产的运作机制与行动者网络构建过程的内在关联性。研究表明，凤和空港小镇通过创建文旅型美丽乡村构建了行动者网络，政府、企业、游客、村民等异质行动者互构空间，使原来的空心村、贫困村转型为现代商业社区；空港小镇的乡村转型本质上是将传统村落社群“生产”为都市消费空间的空间商品化过程，以资本、权力、消费文化为主导的空间生产过程，在多方关系交织与话语建构下表现为错综复杂的社会效应。

本研究以城市产后职业女性为研究对象，身体与空间实践互动视角为基础，探讨城市职业女性产后身体康复与空间实践过程。研究发现：①为满足社会、职场与自我对城市职业女性的产后刻板想象，产后女性的康复实践从家空间转至商业空间；②家空间的康复来自于亲密关系的互动，促进了产后女性自我效能和“母职”身份的学习；商业空间则通过他者凝视和商业话语来建构身体的康复效果；③城市职业女性身体在不同康复空间中摇摆和渗入，是职业环境对女性身体的性别规范和现代消费社会文化转向的结果。研究旨在探讨特殊生命历程下女性身体与空间的关系，并基于身体的空间与空间的身体二者互动的视角为女性主义地理学提供新的研究范式。

旅游目的地因利益分配不公等原因导致冲突频发，解决旅游冲突的关键有赖于对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生成的深入研究。相对剥夺感的生成建立在参照选择及社会比较的基础上，但旅游领域却对其缺乏深入的实证探讨和学理研究。研究以磁器口古镇四个社区为例，探究旅游地居民如何进行参照选择并与之进行社会比较。结果发现，旅游地居民的参照选择受圈子文化影响，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向外延展的差序圈层结构；现实中旅游地居民倾向于跨越参照圈层选择参照，并与之进行纵向—横向、个体—群体等多维度的比较进而产生多元比较差异；不同旅游地居民的参照比较态度及类型有所差异。通过构建旅游地居民的参照比较理论模型，研究进一步揭示参照比较与其相对剥夺感生成的逻辑关联。

旅游地短视频的网红宣传对消费者的出游有重要影响，该现象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短视频如何影响受众的出游意愿和口碑推荐仍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因此，文章基于SOR理论和意见领袖理论，通过收集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探究网红博主和网红场景对出游意愿和口碑推荐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短视频中网红博主的特质和网红场景对消费者的认知反应和情感反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②认知反应和情感反应对消费者出游意愿和口碑推荐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③消费者的认知反应、情感反应、出游意愿在网红博主、网红场景与口碑推荐之间发挥链式中介效应。本研究可为旅游地提升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媒体营销效果提供理论与实践启示。

本文基于实地田野调查和在线网络访谈获取的案例资料，在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揭示被拐儿童原生家庭的压力与认知、结构与功能、风险与韧性变化，构建原生家庭的风险应对策略。结果表明：拐卖事件在短时间内对原生家庭造成强烈冲击，而寻亲活动与寻亲成功后的多重要素在长时间内对原生家庭造成持续扰动。微观尺度中家庭成员面临的压力挑战与观念认知影响着原生家庭的变化。在中观尺度，拐卖破坏了家庭“三角关系”结构，呈现离散型、聚合型和中间型三种家庭类型，直接导致原生家庭的经济功能、健康照顾功能、家庭抚育功能与情感功能衰退。在宏观尺度，由于原生家庭受到外部因素的扰动程度各不相同，他们经历的风险阶段以及在每个阶段停留的时间长短各有差异，原生家庭的韧性强度也存在一定差异，呈现非线性和异质性的复杂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