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2010年、2013年、2015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数据，揭示了人口的空间流动和代际社会流动的关系，并探讨了空间流动的起点和终点——出生地和流入地对迁移人口的代际社会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空间流动对迁移者的代际社会流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高、经济集聚程度高的中心城市在扮演着“自动扶梯区域”的角色，迁移者进入这些城市更容易实现代际社会流动。另一方面，出生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和中心城市也显著有利于迁移者的代际社会流动。进一步来看，出生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集聚程度、是否为中心城市对流入地的相应特征与迁移者的代际社会流动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表明出生地会影响流入地的自动扶梯区域作用的发挥。

城市更新是中国城市空间转型和重构的重要推动力，而城市老工业区的改造作为其关键环节具有巨大的再价值化潜力，成为地方政府、企业等多元利益主体追捧的对象。为深入了解其背后的机制，本文基于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法，构建不同层次视角下多因素间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对合肥市瑶海老工业区的改造过程进行多维度的梳理和演绎，提出城市老工业区更新过程中空间的再生产机制概念模型。研究发现，城市老工业区空间表象体现为政府基于公共利益的空间构想，表征性空间表现为多元利益主体博弈下的空间重塑，空间实践则是政府权力支配下的空间塑造。多元利益主体的博弈推动了空间三元的互动，形成了主体互动推动三元互动的空间再生产机制。

乡村生活场景是乡村景观的重要组成，在乡村旅游中，乡村生活场景如何影响游客的情感体验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文章通过设计眼动实验，将眼动指标和问卷数据相结合，分析游客在观看无/简单/复杂三种乡村生活场景类型时的情感体验，同时考察怀旧感知在两者之间的作用，发现:①简单乡村生活场景会显著吸引游客的视觉注意；②复杂乡村生活场景对游客怀旧感知与情感体验有显著正向影响；③怀旧感知在乡村生活场景与游客情感体验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本研究建议在乡村旅游的宣传设计中，应当意识到乡村生活场景作为视觉怀旧刺激的重要性，并考虑简单与复杂之间的平衡，以求既能充分吸引游客的视觉注意，又可以帮助游客获得较高的情感体验。

旅游地短视频的网红宣传对消费者的出游有重要影响，该现象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短视频如何影响受众的出游意愿和口碑推荐仍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因此，文章基于SOR理论和意见领袖理论，通过收集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探究网红博主和网红场景对出游意愿和口碑推荐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短视频中网红博主的特质和网红场景对消费者的认知反应和情感反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②认知反应和情感反应对消费者出游意愿和口碑推荐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③消费者的认知反应、情感反应、出游意愿在网红博主、网红场景与口碑推荐之间发挥链式中介效应。本研究可为旅游地提升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媒体营销效果提供理论与实践启示。

中国城市房价快速攀升和住房市场分化背景下，住房资产既能反映家庭财富，也与住房拥有者的社会地位、后代教育和阶层认同等关联密切，住房差异成为城市社会阶层分化与居住空间分异的重要观测指标和评判依据。在借鉴与改进西方住房阶层理论的基础上，基于南京4015份居民调查问卷数据，以住房数量与价值为聚类指标，将样本群体划分为多房阶层、改善阶层、刚需阶层和无房阶层等四类。分别从住房条件、家庭结构、教育程度、职业收入和空间分布等方面分析、比较不同住房阶层差异化的社会属性与空间特征，提出单位制度、住房市场、宅地文化和空间作用的叠加，共同推动着中国大城市住房阶层的形成与分化。以地理思维将空间要素融入到传统住房阶层理论并开展实证探索，初步验证大城市住房阶层分化是客观存在且不断加剧的，它既是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结果，也是社会空间不平衡的原因。住房阶层研究可以为观测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开辟一种微观视角和创新路径，也可以为缓解因住房差异导致的城市社会阶层固化风险等现实问题提供决策依据。

从识别地理环境脆弱状态与机制，到强化社会—生态系统在全球变化背景下的恢复力，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研究已成为重新审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保障新时期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论文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分析了社会—生态系统主流领域研究进展、转型趋势与挑战，并提出社会—生态系统研究转型的主要议题和途径。本文认为脆弱性与恢复力整合的转型，是研究体系的不断深化与交互融合，进一步加深了可持续性科学在社会与环境互馈适应机制的理解。面对社会—生态系统多过程交互的复杂特征，脆弱性与恢复力定量模型亟需优化，社会—生态系统研究结果有待与适应性管理实践对接。而整合脆弱性与恢复力框架的系统要素空间特征识别、演化过程刻画、交互关系定量和数理模拟等分析途径，可为社会—生态系统应对机制复杂性、应用实践困难等诸多挑战提供研究范式和方法借鉴。

社区参与是社区规划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社区参与的探索正如火如荼的开展。而建成环境作为影响居民社区参与的重要因素，如何通过社区建成环境的营建促进居民社区参与引起了学者的注意。但是当前关于建成环境对居民社区参与的复杂影响机制的研究有限。本文结合南京市33个社区的问卷调研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建成环境对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内生变量之间，客观建成环境对居民社区参与无直接影响，但是客观建成环境分别通过感知建成环境和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影响居民社区参与。另外，感知建成环境对居民的社区参与有直接影响，并同时通过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对居民社区参与产生间接影响。外生变量对内生变量影响方面，社区类型、性别、家庭年收入、学历和年龄对居民社区参与存在总体影响。研究结果揭示了社区建成环境对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机制，为社区规划中如何促进居民的社区参与提供了参考。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流动是以具有空间流动性和户籍身份非流动性的暂时性人口流动为主、具有跨越空间和户籍身份双重流动性的永久性迁移为辅的双轨系统，这在超大城市表现得尤为典型。如何理解和解释中国超大城市永久性迁移人口和暂时性流动人口之间、永久性迁移人口内部、暂时性流动人口内部表现出的市民权流动性和非流动性？本文借鉴迁移期望和迁移能力理论，扩展流动性和非流动性的内涵，从跨越空间边界延伸到跨越制度边界；根据户口迁移期望和迁移能力的不同，本文提出一个流动性与非流动性的解释框架，将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市民权获得分为五种类型：顺从不流动、自愿流动、非自愿流动、非自愿不流动和自愿不流动，并基于上海的数据加以实证分析。市民权的流动性具有异质性，既可能是自愿争取的结果，也可能是制度限制之下非自愿的结果；市民权的非流动性不仅是一种结构制约之下顺从的或非自愿的反应，也可以是一种自愿或战略的选择。

随着“租购并举”住房制度的确立，如何满足流动人口租房需求成为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基于金额、压力、意愿、差距四项指标从不同维度评价流动人口租房消费水平，运用GIS空间统计工具考察其在全国283个城市间的空间格局，通过多层线性模型从城市和个体两个层面识别流动人口租房消费水平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流动人口租房消费水平整体偏低，金额少、压力轻、意愿低、与城市租房市场差距大，城市间分布呈现显著空间分异，综合水平高的城市集聚于苏鲁豫皖交界地区，综合水平低的城市集聚于东南沿海大城市带；流动人口租房消费主要受流动距离、落户意愿、社会融合程度等个体属性影响，流入城市在人口结构、公共服务、住房成本等方面的特征通过改变购房意愿和能力而影响个体属性对租房消费水平的作用；优越的公共服务和外来者友好的社会氛围使有购房意愿的流动人口节省租房开支；高房价使有落户意愿、社会融合程度高的流动人口将消费重心转向租房，使跨省流动人口在租房消费上更趋保守谨慎。

本文基于养老设施的数量、容量、多样性、医疗服务要素，构建养老设施发展水平指标，研究江苏省95个区县养老资源空间分布特征。通过运用基尼系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研究养老设施发展水平与人口老龄化的匹配性，并运用空间回归模型探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高行政级别和经济发达区县的养老设施发展水平具有一定优势。②区县的养老设施发展水平与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失配地区呈现组团集聚的特点。③卫生机构床位数、绿地公园面积、水域面积等健康因素对养老设施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医疗资源比自然环境资源对于养老设施发展水平更具有提升作用，养老设施的空间布局更加强调与老年人的健康需求相结合。本研究对养老设施布局优化具有积极意义。

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对于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脱贫地区的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理论分析构建了农民收入增长动力的分析框架，基于石漠化脱贫地区80个县级行政单位的数据，运用Weaver-Thomas模型测度农民收入增长动力及其组合关系，并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验证农民收入增长动力结构及其稳定性与农民收入水平及增长率的关联性，进而探究研究区域农民收入增长动力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表明：①农民收入增长受非农产业发展、农业产业发展、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5类因素所驱动，特定区域、特定时间范围内驱动因素会呈现出不同强度的组合关系，并表征为不同状态的农民收入增长动力结构，进而影响农民收入水平； ②农民收入增长主导驱动因素的占比与农民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③农民收入增长动力结构的稳定性与农民收入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④农民收入增长动力结构在一定区域内存在时空异质性。

跨喜马拉雅地区是一个地理环境独特而复杂的区域，连接着中亚、南亚和东南亚，是我国“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作为印度“东向战略”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叠区，该区域被认为是中印地缘经济利益交汇区。然而，已有研究对中印在跨喜马拉雅地区地缘经济格局刻画的深度和广度均不充分。因此，基于2002—2020年跨喜马拉雅非主体国家贸易进出口数据，本文运用HM指数、贸易强度指数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多层面对比了中印在跨喜马拉雅地区的地缘经济格局。结果表明:①在经济依赖上，跨喜马拉雅非主体国家对印度的依赖程度总体上要高于中国，其中不丹和尼泊尔对印度的依赖程度最高，而巴基斯坦和缅甸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较高。②在贸易强度上，跨喜马拉雅非主体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强度指数整体偏低，而与印度的贸易强度指数整体较高，其中缅甸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最密切，而尼泊尔和不丹与印度的经济联系最紧密。③在贸易网络中，中印两国处于跨喜马拉雅地区贸易网络的绝对核心位置，形成了以中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为组群，以及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尼泊尔为组群的两个组团。

地理想象是对地方和地方知识进行信息加工或改造以塑造新形象的心理过程。本研究将地理想象运用到社交媒体研究，以李子柒YouTube频道的海外受众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网络评论和开展半结构访谈，阐释由自媒体生产的地方性知识在国际社交媒体中是如何被受众的地理想象解构、表征和再建构的社会动态实践过程。研究发现：①短视频社区地理想象的建构由个体想象和集体想象组成，在互动讨论中形成相似度较高的观点，为短视频赋予意义和共创价值，从而影响受众的行为意向表达；②李子柒短视频唤醒了受众的积极情感，其地理想象被高质量的视听感官体验激活，内容包括了微观尺度的短视频物质元素想象以及宏观尺度的中国想象。本研究拓宽了地理想象的研究视野，也为国家文旅形象和文旅项目的打造提供参考。

现代物流业作为实现企业间物质流的重要载体，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发展、运行和演化提供动力和通道，同时传统的空间等级逐渐被重构。基于此，本文融合“流空间”和“尺度重构”理论，梳理国内外关于物流产业空间分布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以期探索物流产业作为一种“流空间”如何形成并重构传统基于资源要素禀赋发展起来的“场所空间”。文章首先探讨了“流空间”理论和“尺度重构”理论融合的可能性，接着分别从物流产业的三种发展形态（点、群、网）梳理了有关物流产业空间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总结而言，基于点和群的物流研究仍然是“场所空间”的视角，基于网的物流研究开始尝试利用“流空间”理论的思想，并运用物流交易数据还原和识别“流空间”，并讨论对于“场所空间”的影响；少部分研究开始从国家战略规划的角度探讨“尺度重构”框架下物流枢纽建设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地位提升的作用，但并没有将物流枢纽作为“流空间”体系来分析。诚然，产业空间体系的形成和重构效应是需要时间和尺度上的对比跟踪的，考虑到现代物流业尚处于发展阶段，缺乏成熟的微观案例加以支撑，未来研究一方面需要加强不同理论之间的融合，另一方面需要充分挖掘数据和案例，探索物流产业空间自身的重构过程和对其他类型“场所空间”的重构机制。

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推动人与自然间的协调共生，二是促进区域的空间协调。本研究先从供需视角对湖南武陵山片区各区县进行人地耦合协调评价，再利用优化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进行空间协调分析。结果表明：在人地关系协调上，湖南武陵山片区各县区呈现西部、东北相对协调，东南失调，濒危失调“S”型分布的空间格局，整体处于勉强协调状态，需求滞后型数量最多；在空间协调上，县区发展质量梯度效应显著，呈东高西低的格局特征，形成了“核心—半核心—边缘”的空间联系网络结构，但密度低、传递与交互的功能较弱、联动效应不足。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本研究提出了4个优化建议，以期实现湖南武陵山片区的高质量发展。

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是易地扶贫搬迁和城乡融合的有机契合，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对搬迁户生计韧性的影响路径是城乡空间重构过程中的重要科学问题。本研究以搬迁户生计资本为中介变量，构建“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搬迁户生计资本→搬迁户生计韧性”分析框架。以西宁都市圈为研究靶区，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对搬迁户生计韧性的影响路径。研究表明:①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促进搬迁户的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增加，却导致搬迁户的自然资本减少；搬迁户的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促进搬迁户生计韧性增强，但搬迁户的自然资本却导致搬迁户生计韧性减弱。②搬迁户不同类型生计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强化了生计资本的中介效应。自然资本对金融资本具有正向作用；金融资本对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具有正向作用；社会资本对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具有正向作用；人力资本对自然资本具有负向作用，对其他类型的生计资本均具有正向作用；物质资本对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具有正向作用。③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通过改变搬迁户的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促进搬迁户生计韧性增强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020、0.075、0.071、0.066和0.138。④增加搬迁户生计资本总量是提高搬迁户生计韧性的长远之计，优化搬迁户生计资本结构是提高搬迁户生计韧性的当务之急。

适应性研究是可持续性科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乡村可持续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乡村转型适应性为传统乡村转型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本文借鉴适应性循环理论，构建乡村转型适应性理论分析框架，探讨民勤县乡村转型适应性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提出了面向乡村振兴的优化发展路径。研究结果表明:①1990—2018年乡村适应性循环经历了贫困陷阱，释放和重组三个阶段。②近30年间民勤县乡村转型适应性水平整体提升明显，空间出现分化特征，适应性水平呈现出“东北低，中部和西南部高”。③农业经济转型低效与医疗保障压力阻碍乡村恢复力提升，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农业技术支持有限提升了乡村转型适应性。④未来发展中应兼顾生态治理与农业经济转型效益，加强有效农业技术应用与推广，进一步完善乡村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加强生态宜居建设。

在区域国别学被列为一级学科的背景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成为中国世界地理研究领域发展壮大的新领域。国内学界对SIDS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学科交叉性，涉及到国际关系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和文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地理学视域下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地缘政治、经济互动与产业发展、气候变化的区域响应以及文化地理与社会建构 4 类议题。从研究方法看，质性研究突出，定量化手段单一局限，地理学研究中的空间分析优势仍有待深入挖掘。论文认为：SIDS研究是人文地理学和区域国别学对话的重要媒介，尺度间关联是SIDS研究的主要视角，殖民历史是贯穿 SIDS 研究的基本线索。最后，汲取国际上对SIDS的研究经验与方法，基于地理学角度对国内学界的SIDS研究提出4点展望。

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是党中央新时期民族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旅游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但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量表开发与检验的相关研究存在维度不明确、内容不全面、方法不规范等问题。鉴于此，以喀什噶尔古城景区为例，从目的地居民感知视角出发，以景区内外居民为研究对象，遵循量表开发的规范程序，采用文献回顾、定性访谈、专家咨询等方法收集生成初始题项，对调研所获得的 447 份有效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包含 17 个题项、3 个维度的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量表，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量表的稳定性。研究结论丰富了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相关研究，为后续实证分析提供有效的测量工具，也为充分发挥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提供指导。

在全球化日益加剧背景下，政策流动性已成为国际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且前沿的话题，引起了政治经济学、后殖民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学者的广泛关注，并产生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对政治学“规范—理性”研究视角的批判基础上，地理学者先后采用“关系—建构”和“拓扑—拼装”视角对政策流动与变异、政策流动下的不均衡地理、政策流通的（权力）拓扑网络等问题展开探讨。本文梳理了政策流动性的三次研究视角的转向，总结不同视角下的核心议题、研究方法与视角局限。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流动性研究对重新思考全球化与地方发展、城市关系网络与不均衡地理发展等问题带来的启示，以期为未来国内学者开展相关议题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农户生计状况是实现乡村振兴和乡村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旅游作为当前传统村落开发的重要方式，直接给当地农户的生计类型选择带来深刻影响。文章以湖南省古丈县默戎镇龙鼻嘴村为案例地，通过笔者对政府和企业的走访，以及入户调查获取数据，以可持续生计框架为基础构建了旅游驱动下传统村落农户生计转型分析框架和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详细分析了“墨戎苗寨”旅游开发中结构和制度的转变对当地农户生计的影响，并探讨了导致农户生计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旅游发展使农户生计策略发生转变，旅游与传统的生计方式组合形成了多样化的农户生计组合形式；②农户生计策略出现转型和分化，形成了旅游主导型、旅游务工型、参与旅游型、务工主导型、传统纯农型和半工半农型6种类型农户；③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和转型意愿均存在差异；④“墨戎苗寨”形成了在政府和企业外部支持下，农户内生动力充分发展的长效机制，旅游成为农户传统生计的重要补充，提升了其生计资本。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究了广州跨国移民的日常饮食实践如何促成多元的地理相遇，以及这种相遇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跨国移民在不同的饮食空间与东道国社会产生互动，促进了多元的地理相遇，既带来不同民族身份之间社会融合的结果，也由于个体与东道国的社会文化差异加深了隔阂。跨国移民的日常饮食实践及地理相遇受到主体性因素的驱动、社会性因素的强化与地方性因素的支持，这三类因素之间相互作用，使跨国移民在东道国的日常饮食呈现出矛盾的行为表征。本文揭示了跨国移民与在地社会文化的微观互动过程，以饮食为线索的地理相遇分析对于理解移民与迁入地的社会文化互动提供了深入理解，对于促进在华移民的社会融入具有启发意义。

基于2011—2020年我国148个城市航空面板数据，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法和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等多种方法探讨航空交通关联网络的旅游经济影响效应。结果表明：航空交通关联网络以“菱形”或“重叠三角形”核心子网为支撑，社区结构上中东部演变为“交织叠加”、西部演变为“边缘城市就近更迭”；旅游经济效率等级呈东部>西南部>中部>西部的空间格局，西部及中部城市存在“低效锁定”，效率演变难以实现“跳跃型”转移且受邻域的“同群效应”影响；航空交通优势度对旅游经济效率产生“倒U型”的直接及溢出影响，关联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人口密度、旅游关注力度、开放力度产生正向直接及溢出影响，而旅游产业集聚与人力资本仅产生正向直接影响。

无论是审视游客出行感受，还是提升行业服务品质，旅游体验的优劣评价都是一个重要依据。然而，旅游体验的身心在场与情境交互特性导致其科学测量问题尚未得到较好解决。鉴于此，文章依据具身理论阐释旅游具身体验质量的内涵，通过严格遵循量表开发流程，采用理论演绎、文本分析、焦点小组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开发出一份可靠有效的具身体验质量量表。21个问项归入6个维度，分别是：身体层面的强化的感官体验、交互的感官体验与整体的身体体验，场景组织层面的具身感觉性，以及情绪情感层面的情感升华与惊喜之情。本文为旅游体验评价提供新的测量工具，相关结论将为目的地创设特定场景以满足游客具身体验需求提供思路借鉴。

基于“刺激—机体—反应”理论建立民宿选择意向的概念模型，综合运用结构方程建模技术，分析居家氛围、游客认知反应、情感反应与民宿选择意向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共享经济平台信息源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民宿居家环境和主客互动提升了游客认知反应和情感反应，居家功能提升了认知反应，而情感反应促进了民宿游客的选择意向。游客认知反应和情感反应是影响民宿选择意向的重要中介。平台评级可以正向调节认知反应与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考察民宿特性和在线信息对游客选择意向的影响，为消费者行为意向研究提供新的解释视角，拓展了旅游决策理论和信号理论。

旅游者价值共创行为是目的地营销和管理实践的重要课题，对于实现游客个性化体验需求和构建旅游目的地核心竞争力这一“双赢”局面具有重要价值，但其形成机制尚无确切共识。将黄山景区作为案例地，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刺激—机体—反应”模型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索地方认同对于旅游者价值共创行为的“过犹不及”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地方认同对旅游者价值共创行为具有倒Ｕ型影响；②地方认同对旅游涉入具有倒Ｕ型影响，且旅游涉入在地方认同与旅游者价值共创行为的关系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③恢复性环境感知调节了地方认同与旅游涉入的关系，且进一步调节了地方认同通过旅游涉入间接影响旅游者价值共创行为的效应。基于此，研究结论有效补充和完善了地方认同作用机制的讨论，为进一步提升旅游者价值共创行为的解释力与预测力提供可能性，也为旅游目的地营销人员针对地方认同的精准营销措施的设计给予了决策参考和方法指导。

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往关于最大城市规模相对整体城市规模分布塌陷的深入分析严重缺乏。本文使用 1975—2015年全球人类定居区图层的人口和建成区数据，采用一致的城市定义，对 100 多个国家的国家最大城市规模塌陷的程度、原因以及机制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全世界约三分之一的国家存在最大城市规模塌陷的现象，且随最大城市规模增加，塌陷程度先减弱后增强，反映了集聚经济与集聚不经济的此消彼长；先进交通技术的应用可以抵消集聚不经济力量进而减弱最大城市的塌陷程度，但随着城市规模持续增长，超过了交通设施的承载力，城市规模塌陷程度还会进一步增强。研究发现支持了最大城市规模塌陷是源于集聚不经济的存在以及一定时期内大城市技术经济和管理能力限制的假说。

探究不同尺度下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集聚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果显示：①计算机行业的集聚强度最高，京津冀各行业集聚强度高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②城市群尺度各行业多集中在100 km范围内，京津冀呈现“核心—边缘”结构，长三角为“扇形”结构，珠三角具有“多核心”特点；③城市尺度大部分行业集中在40 km范围内，少数行业在边缘区集聚，京津冀表现为“蔓延型”集聚，长三角为“局部型”和“多中心型”，珠三角为“多中心型”；④城市群尺度上的集聚特征依据地区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城市尺度上的集聚特征则依生产成本上的空间差异、产业政策和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二有所不同。

传统的乡村性评价和地理学关于乡村空间重构研究之间存在间隙，忽视旅游情境下乡村内在张力及个人主体地位，难以为快速演化分异的乡村发展现实提供理论支持。本研究从游客视角出发，结合文献梳理与实地访谈对余村乡村性进行解读，并通过量表的构建与验证明晰乡村性认知的基本结构。研究发现：①旅游情境下的乡村性是人地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客观存在与主观认知互动后的结果，乡村性作为乡村想象层面的补充，连接着自然和社会、地方和全球、传统和现代；②旅游情境下乡村性具体可由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旅游功能、历史文化、情感意义与创新涵化6个维度呈现；③旅游情境下乡村性认知测量量表包含6个维度共26个题项，经过验证表明量表具有理想的信效度。本研究通过理论与案例地互动进行乡村性解读，是一次由宏观到微观、由客体到主体的有益尝试。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背景下，本文基于2011—2021年湖南省武陵山片区34个县域数据，从产业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三个子系统来构建旅游城镇化驱动区域共同富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设置现状延续型、产业经济发展型、社会文化发展型、生态环境保护型、综合发展型五种不同发展情景，评估人均GDP、每万人普通学校在校人数、旅游目的地承载力、城乡人均收入比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预测2022—2035年共同富裕指数的发展情况。结果表明:①历史数据与模拟数据绝对值误差不超过10%，表明该模型具有有效性；②在五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下，各系统的代表性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③综合发展情景下共同富裕指数的仿真结果最优，在2035年能够实现该片区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乡村聚落分布是特定地域人地关系的重要表现，探究山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形态是揭示山区乡村人地关系系统地域特征的重要基础工作，对优化乡村聚落分布、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秦巴山区秦岭南段的陕西省洋县为典型案例区，综合采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地理空间分析、可达性与地理探测器方法，系统分析了洋县山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洋县可达性存在明显空间差异，呈现出沿交通干线延伸的条带状分布特征，山区乡村聚落分布具有显著的低海拔与集聚指向，洋县乡村聚落多分布在南部低缓地带和中部低平地带，呈现集聚分布态势；山区乡村聚落具有显著的交通可达性空间指向性，乡村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均随着可达性水平的提升呈逐渐增加态势。山区地域系统中，海拔、坡度、降水和气温等自然条件以及教育、医疗等社会经济条件是影响研究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关键因素。未来县城和乡镇可达性对洋县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影响作用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完善乡镇—县城、村域—县城的道路交通对于优化脱贫地区乡村聚落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正确测量旅游者接收形象与 DMO 投射形象的一致性是提升目的地形象营销效果的客观需要。采用演绎法探索测量接收—投射形象一致性的新方法，并应用大样本问卷调查数据进行验证。结论为：①用属性匹配度、维度匹配度和整体匹配度计算公式定量测评旅游者接收形象与 DMO 投射形象一致性是可行的；②属性匹配度计算旗帜图、维度匹配度计算扇形图和整体匹配度计算蜗牛图可帮助 DMO 直观准确认识目的地形象建设和形象营销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③提高旅游目的地知名度和旅游者熟悉度是改善旅游目的地形象营销效果的关键，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水平是改善旅游目的地市场认知形象的捷径。本研究为开展旅游形象市场营销效果测评提供了具有操作性的方法。

本文基于长三角数字经济企业股权关联数据，以地级市市区和县市为研究单元构建有向加权的数字经济产业投资网络。运用度中心性和中心势、社区分析等网络分析方法研究 2010—2020年长三角数字经济产业网络演变特征，总结核心扩展、节点扩展、边缘扩展等空间扩展模式以及网络演化的起步、发展、成熟、完善四个阶段。研究发现：2010—2020年，长三角数字经济网络的极化过程逐渐减缓，网络逐渐趋于稳定和集中，呈现出“钻石+放射状”的空间结构，且其网络社区与行政边界耦合程度较高。长三角数字经济网络先后经历了以核心扩展为主和核心扩展与节点扩展并重的阶段，呈现出明显的等级扩散特征。

当前遗产旅游地的主要矛盾从遗产资源的经济价值使用者的矛盾转变为遗产多元价值使用者间的矛盾，对既有基于经济价值的公共资源治理理论形成挑战。本文以质性数据为基础，通过对广东丹霞山的研学旅游现象分析，研究了知识如何在遗产多元价值使用中对遗产地进行治理。研究发现：知识可以成为治理遗产地多元价值利用冲突的有效工具，其中知识话语是治理权力运作的基础，也是管理机构治理权威的来源。知识话语通过对遗产旅游地空间重组来对遗产旅游地进行治理，同时知识通过对资源利用者身份认同和责任的培育使其成为积极参与遗产旅游地治理的主体。本研究从知识的视角重新理解遗产地治理，对遗产旅游地中的权力运作与价值认知研究具有启示意义，对当前遗产地多元价值冲突治理具有现实意义。

生活圈规划已成为精准配置公共资源、保证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既有生活圈研究与规划实践多以个人角度出发，缺乏从家庭视角考察人们使用生活圈的规律。本文基于对上海市家庭的问卷调查，考察家庭日常活动类型、时距、频率和出行方式等特征的基础上，构建含“社区生活圈—补充生活圈—过渡生活圈—通勤生活圈”的四级家庭生活圈体系，识别出四类典型家庭生活圈使用模式，并进一步探讨不同的生命阶段、职住关系、居住区位和社区生活圈设施环境家庭的使用模式的差异特征。本文丰富了家庭视角的生活圈研究，对指导生活圈规划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面对全球复杂多变的环境，提升社区恢复力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社区恢复力在近20年发展中研究成果丰富，研究领域逐渐拓展，却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框架，需要对已有成果进行回顾和评述，以推动社区恢复力理论和方法体系发展。首先，借助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2001—2021年的国内外社区恢复力发文情况、研究脉络进行了梳理，总结划分了社区恢复力研究领域演变的三个阶段，分析概括了其发文特征、主题内容以及各阶段特点和趋势。其次，针对社区恢复力在发展中以框架、评价、影响因素和建设管理为主要理论和实践成果的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总结和述评。继而基于其概念内涵、核心内容和相关框架的综合思考，提出了聚焦可持续科学领域的社区恢复力研究基本逻辑框架。最后，立足目前社区恢复力研究成果和发展困境，提出未来议题需要强调从多学科融合方法体系构建，多领域整合和注重中国地方化实践以强化和深入未来社区恢复力领域研究。

随着陕北能源富集地区的不断发展，黄土丘陵沟壑区城乡空间分布不合理、发展潜力受限、河谷生态环境受损等人地矛盾问题日益凸显。为改善黄土丘陵沟壑区“川道填充式”的发展模式，提出“次沟”空间作为河谷型城镇城乡边缘发展区的重要战略价值。基于无定河研究区内45条次沟样本的人居环境数据，对次沟人居发展程度进行定量综合评价，并借助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无定河研究区川道两侧的次沟在人口集聚程度、用地构成比例以及经济产出水平等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层级差异性，其人居发展程度可分成较高、中等和较低3个等级水平；次沟纵深长度、次沟分叉的支毛沟数量、次沟中的企业数量、公共交通设施数量、绿化覆盖率等是影响次沟人居发展程度的重要因素，其交互综合作用的解释力更强。最后，构筑次沟相互协同发展的新格局，并针对不同发展程度和条件的次沟提出差异化的规划对策建议。

符号学视角下乡村旅游吸引物具有二元结构，其建构过程是由能指和所指的转变推进而成。本研究借鉴符号学双层表意系统和符号吸引理论，融合实地调研数据和网络文本数据，以婺源县篁岭晒秋为研究对象，探究乡村农俗建构为旅游吸引物过程中的特征及价值转变，以此总结乡村旅游吸引物的建构路径及特征。研究表明：①乡村旅游吸引物建构初期对乡村事物物质载体（能指）的打造升级，不可避免的导致乡村事物农事价值（农俗所指）的降低。②为了扩大乡村旅游吸引物的影响力，旅游对其不断赋予新价值（旅游吸引物所指）。③随着乡村旅游吸引物农事价值降低和旅游价值不断赋予，决定乡村旅游吸引物发展的不再是乡村事物的原真性，而是旅游开发对乡村事物物质载体的改造升级，以及旅游价值的不断创造与赋予。希望本研究可为乡村旅游和乡村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经验和有益的借鉴，丰富旅游地理学有关旅游资源和旅游吸引物的研究内涵。

研究采用皮尔逊相关性分析、Dagum基尼系数、GTWR模型和灰色预测模型等方法，依据2000、2010、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人口收缩幅度大、老龄化水平高的黑龙江省为研究样本，从县域尺度刻画人口收缩程度、人口老龄化水平时空格局并揭示二者时空耦合关系，剖析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预测人口规模及老龄化发展趋势。研究表明：①20年间人口规模呈由低速增长向轻度收缩到重度、严重收缩的演变过程。收缩高值区主要分布于西北部、南部的农业和林业地区，低值区主要分布于市辖区。②人口老龄化水平总体呈成年型Ⅰ期—老年型Ⅰ期—老年型Ⅲ期梯度上升态势。高值区主要分布于东南部的林业地区，低值区主要分布于边境口岸城市。③市辖区和县域类型单元均表现为人口收缩与人口老龄化增长的高度正相关关系。不同收缩类型人口老龄化水平差异较大，人口收缩程度与人口老龄化水平呈现空间一致性。④迁出率、老年人口基数、人均受教育年限、死亡率、人均GDP对人口老龄化水平呈正向影响，出生率、迁入率、每千人拥有床位数对人口老龄化水平呈负向影响。⑤未来十年区域人口规模将延续下降趋势，人口老龄化水平呈加速增长态势。

使用话语分析的方法，本文检视了 1840—1949 年近代报业对广州沙面的话语表征。研究发现，早期媒体话语中沙面的地理想象不具指向性；1924年至1945年，中外矛盾被激化，沙面的空间形象被话语主体有目的地表征并他者化；1945年之后，随着新的阶级冲突出现和激化，社会内部和国家之间多种矛盾共同影响了沙面空间形象的转折与混杂化。沙面形象的他者化是以中文报业话语为表征、不同时期社会权力关系作用下多元主体的动态协商过程，是一种历史性的建构。研究拓展了对地理想象的动态性与社会建构之间关联性的理解，丰富了地理想象与媒体话语中多元生产主体之间关系的研究。从实践角度看，研究指出租界承载了城市的复杂记忆，对租界空间的解读有助于加深对城市社会历史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