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日益加剧背景下，政策流动性已成为国际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且前沿的话题，引起了政治经济学、后殖民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学者的广泛关注，并产生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对政治学“规范—理性”研究视角的批判基础上，地理学者先后采用“关系—建构”和“拓扑—拼装”视角对政策流动与变异、政策流动下的不均衡地理、政策流通的（权力）拓扑网络等问题展开探讨。本文梳理了政策流动性的三次研究视角的转向，总结不同视角下的核心议题、研究方法与视角局限。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流动性研究对重新思考全球化与地方发展、城市关系网络与不均衡地理发展等问题带来的启示，以期为未来国内学者开展相关议题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地理想象是对地方和地方知识进行信息加工或改造以塑造新形象的心理过程。本研究将地理想象运用到社交媒体研究，以李子柒YouTube频道的海外受众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网络评论和开展半结构访谈，阐释由自媒体生产的地方性知识在国际社交媒体中是如何被受众的地理想象解构、表征和再建构的社会动态实践过程。研究发现：①短视频社区地理想象的建构由个体想象和集体想象组成，在互动讨论中形成相似度较高的观点，为短视频赋予意义和共创价值，从而影响受众的行为意向表达；②李子柒短视频唤醒了受众的积极情感，其地理想象被高质量的视听感官体验激活，内容包括了微观尺度的短视频物质元素想象以及宏观尺度的中国想象。本研究拓宽了地理想象的研究视野，也为国家文旅形象和文旅项目的打造提供参考。

中国快速增长的影子教育是否具有绅士化特征值得探讨。本研究以兰州市主城区影子教育机构为研究对象，就其2015—2020年绅士化过程及其形成机制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兰州市主城区影子教育呈河谷带状的多核集聚形态，选址具有典型的空间—社会接触性特征与空间—经济适应性特征。②影子教育绅士化呈现东强西弱的空间扩张态势，以高空间可达性—高经济适应性—高社会接触性的城关区核心地段最为典型。③影子教育绅士化现象是城市功能扩张更新、影子教育文化消费、地租资金准入、资本介入运作的综合作用结果。

社区参与是社区规划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社区参与的探索正如火如荼的开展。而建成环境作为影响居民社区参与的重要因素，如何通过社区建成环境的营建促进居民社区参与引起了学者的注意。但是当前关于建成环境对居民社区参与的复杂影响机制的研究有限。本文结合南京市33个社区的问卷调研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建成环境对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内生变量之间，客观建成环境对居民社区参与无直接影响，但是客观建成环境分别通过感知建成环境和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影响居民社区参与。另外，感知建成环境对居民的社区参与有直接影响，并同时通过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对居民社区参与产生间接影响。外生变量对内生变量影响方面，社区类型、性别、家庭年收入、学历和年龄对居民社区参与存在总体影响。研究结果揭示了社区建成环境对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机制，为社区规划中如何促进居民的社区参与提供了参考。

本文基于养老设施的数量、容量、多样性、医疗服务要素，构建养老设施发展水平指标，研究江苏省95个区县养老资源空间分布特征。通过运用基尼系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研究养老设施发展水平与人口老龄化的匹配性，并运用空间回归模型探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高行政级别和经济发达区县的养老设施发展水平具有一定优势。②区县的养老设施发展水平与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失配地区呈现组团集聚的特点。③卫生机构床位数、绿地公园面积、水域面积等健康因素对养老设施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医疗资源比自然环境资源对于养老设施发展水平更具有提升作用，养老设施的空间布局更加强调与老年人的健康需求相结合。本研究对养老设施布局优化具有积极意义。

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对于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脱贫地区的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理论分析构建了农民收入增长动力的分析框架，基于石漠化脱贫地区80个县级行政单位的数据，运用Weaver-Thomas模型测度农民收入增长动力及其组合关系，并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验证农民收入增长动力结构及其稳定性与农民收入水平及增长率的关联性，进而探究研究区域农民收入增长动力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表明：①农民收入增长受非农产业发展、农业产业发展、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5类因素所驱动，特定区域、特定时间范围内驱动因素会呈现出不同强度的组合关系，并表征为不同状态的农民收入增长动力结构，进而影响农民收入水平； ②农民收入增长主导驱动因素的占比与农民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③农民收入增长动力结构的稳定性与农民收入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④农民收入增长动力结构在一定区域内存在时空异质性。

城市更新是中国城市空间转型和重构的重要推动力，而城市老工业区的改造作为其关键环节具有巨大的再价值化潜力，成为地方政府、企业等多元利益主体追捧的对象。为深入了解其背后的机制，本文基于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法，构建不同层次视角下多因素间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对合肥市瑶海老工业区的改造过程进行多维度的梳理和演绎，提出城市老工业区更新过程中空间的再生产机制概念模型。研究发现，城市老工业区空间表象体现为政府基于公共利益的空间构想，表征性空间表现为多元利益主体博弈下的空间重塑，空间实践则是政府权力支配下的空间塑造。多元利益主体的博弈推动了空间三元的互动，形成了主体互动推动三元互动的空间再生产机制。

本文基于2010年、2013年、2015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数据，揭示了人口的空间流动和代际社会流动的关系，并探讨了空间流动的起点和终点——出生地和流入地对迁移人口的代际社会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空间流动对迁移者的代际社会流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高、经济集聚程度高的中心城市在扮演着“自动扶梯区域”的角色，迁移者进入这些城市更容易实现代际社会流动。另一方面，出生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和中心城市也显著有利于迁移者的代际社会流动。进一步来看，出生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集聚程度、是否为中心城市对流入地的相应特征与迁移者的代际社会流动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表明出生地会影响流入地的自动扶梯区域作用的发挥。

研究采用皮尔逊相关性分析、Dagum基尼系数、GTWR模型和灰色预测模型等方法，依据2000、2010、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人口收缩幅度大、老龄化水平高的黑龙江省为研究样本，从县域尺度刻画人口收缩程度、人口老龄化水平时空格局并揭示二者时空耦合关系，剖析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预测人口规模及老龄化发展趋势。研究表明：①20年间人口规模呈由低速增长向轻度收缩到重度、严重收缩的演变过程。收缩高值区主要分布于西北部、南部的农业和林业地区，低值区主要分布于市辖区。②人口老龄化水平总体呈成年型Ⅰ期—老年型Ⅰ期—老年型Ⅲ期梯度上升态势。高值区主要分布于东南部的林业地区，低值区主要分布于边境口岸城市。③市辖区和县域类型单元均表现为人口收缩与人口老龄化增长的高度正相关关系。不同收缩类型人口老龄化水平差异较大，人口收缩程度与人口老龄化水平呈现空间一致性。④迁出率、老年人口基数、人均受教育年限、死亡率、人均GDP对人口老龄化水平呈正向影响，出生率、迁入率、每千人拥有床位数对人口老龄化水平呈负向影响。⑤未来十年区域人口规模将延续下降趋势，人口老龄化水平呈加速增长态势。

基于2017年上海郊区居民活动与出行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外来人口城市空间利用与归属感的总体特征和群体差异，并对不同居留时长外来人口的城市空间利用对城市归属感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①上海郊区外来人口的城市归属感一般，但城市归属感随居留时间延长而提升。②城市空间利用中，中心城区与社区活动时长对其城市归属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③城市空间利用对外来人口城市归属感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中心城区活动有利于新来者和适应者的城市归属感提升，郊区新城活动对新来者和适应者的影响相反，长期居留者归属感与城市空间利用的关系不显著。④社区主客观建成环境对提升外来人口城市归属感也具有显著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流动是以具有空间流动性和户籍身份非流动性的暂时性人口流动为主、具有跨越空间和户籍身份双重流动性的永久性迁移为辅的双轨系统，这在超大城市表现得尤为典型。如何理解和解释中国超大城市永久性迁移人口和暂时性流动人口之间、永久性迁移人口内部、暂时性流动人口内部表现出的市民权流动性和非流动性？本文借鉴迁移期望和迁移能力理论，扩展流动性和非流动性的内涵，从跨越空间边界延伸到跨越制度边界；根据户口迁移期望和迁移能力的不同，本文提出一个流动性与非流动性的解释框架，将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市民权获得分为五种类型：顺从不流动、自愿流动、非自愿流动、非自愿不流动和自愿不流动，并基于上海的数据加以实证分析。市民权的流动性具有异质性，既可能是自愿争取的结果，也可能是制度限制之下非自愿的结果；市民权的非流动性不仅是一种结构制约之下顺从的或非自愿的反应，也可以是一种自愿或战略的选择。

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推动人与自然间的协调共生，二是促进区域的空间协调。本研究先从供需视角对湖南武陵山片区各区县进行人地耦合协调评价，再利用优化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进行空间协调分析。结果表明：在人地关系协调上，湖南武陵山片区各县区呈现西部、东北相对协调，东南失调，濒危失调“S”型分布的空间格局，整体处于勉强协调状态，需求滞后型数量最多；在空间协调上，县区发展质量梯度效应显著，呈东高西低的格局特征，形成了“核心—半核心—边缘”的空间联系网络结构，但密度低、传递与交互的功能较弱、联动效应不足。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本研究提出了4个优化建议，以期实现湖南武陵山片区的高质量发展。

乡村聚落分布是特定地域人地关系的重要表现，探究山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形态是揭示山区乡村人地关系系统地域特征的重要基础工作，对优化乡村聚落分布、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秦巴山区秦岭南段的陕西省洋县为典型案例区，综合采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地理空间分析、可达性与地理探测器方法，系统分析了洋县山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洋县可达性存在明显空间差异，呈现出沿交通干线延伸的条带状分布特征，山区乡村聚落分布具有显著的低海拔与集聚指向，洋县乡村聚落多分布在南部低缓地带和中部低平地带，呈现集聚分布态势；山区乡村聚落具有显著的交通可达性空间指向性，乡村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均随着可达性水平的提升呈逐渐增加态势。山区地域系统中，海拔、坡度、降水和气温等自然条件以及教育、医疗等社会经济条件是影响研究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关键因素。未来县城和乡镇可达性对洋县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影响作用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完善乡镇—县城、村域—县城的道路交通对于优化脱贫地区乡村聚落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流动要素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先导力量，高铁流和信息流是流动空间的主要物质流态和虚拟流态，对城市网络空间格局产生不同的影响。文章基于2010年、2015年和2020年的高铁客运频次和百度指数数据，运用复杂网络模型刻画了环渤海地区城市跨界网络演化特征。结果表明：①高铁流和信息流视角下跨界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二者呈现“趋同”演变，共同作用下形成五大增长极。②网络联系特征存在差异。相较信息流而言，高铁流跨界融合趋势更为明显，城市功能差异逐渐弥合，扁平化发展趋势显著。③区域组织结构各异。高铁流和信息流分别呈现“轴带带动”和“中心—腹地”组织模式。④未来环渤海地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引领下实现“点轴—群区”耦合发展。

基于2011—2020年我国148个城市航空面板数据，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法和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等多种方法探讨航空交通关联网络的旅游经济影响效应。结果表明：航空交通关联网络以“菱形”或“重叠三角形”核心子网为支撑，社区结构上中东部演变为“交织叠加”、西部演变为“边缘城市就近更迭”；旅游经济效率等级呈东部>西南部>中部>西部的空间格局，西部及中部城市存在“低效锁定”，效率演变难以实现“跳跃型”转移且受邻域的“同群效应”影响；航空交通优势度对旅游经济效率产生“倒U型”的直接及溢出影响，关联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人口密度、旅游关注力度、开放力度产生正向直接及溢出影响，而旅游产业集聚与人力资本仅产生正向直接影响。

当前遗产旅游地的主要矛盾从遗产资源的经济价值使用者的矛盾转变为遗产多元价值使用者间的矛盾，对既有基于经济价值的公共资源治理理论形成挑战。本文以质性数据为基础，通过对广东丹霞山的研学旅游现象分析，研究了知识如何在遗产多元价值使用中对遗产地进行治理。研究发现：知识可以成为治理遗产地多元价值利用冲突的有效工具，其中知识话语是治理权力运作的基础，也是管理机构治理权威的来源。知识话语通过对遗产旅游地空间重组来对遗产旅游地进行治理，同时知识通过对资源利用者身份认同和责任的培育使其成为积极参与遗产旅游地治理的主体。本研究从知识的视角重新理解遗产地治理，对遗产旅游地中的权力运作与价值认知研究具有启示意义，对当前遗产地多元价值冲突治理具有现实意义。

如何理解乡村旅游地居民冲突行为、促进居民和企业之间的契合行为是乡村旅游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构建乡村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对居民—企业契合行为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基于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两类乡村景区的调研数据进行验证和比较。研究发现，相对剥夺感是居民—企业契合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群体相对剥夺感对居民—企业契合行为的影响大于个体相对剥夺感；个体相对剥夺感对居民—企业契合行为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相对剥夺感对居民—企业契合行为的影响力因景区管理模式的不同而不同。本研究丰富了企业社区关系的研究视角和内容体系，为乡村旅游地居民冲突行为提供更为科学的解释框架，并为乡村旅游企业的社区关系管理提供现实参考。

传统的乡村性评价和地理学关于乡村空间重构研究之间存在间隙，忽视旅游情境下乡村内在张力及个人主体地位，难以为快速演化分异的乡村发展现实提供理论支持。本研究从游客视角出发，结合文献梳理与实地访谈对余村乡村性进行解读，并通过量表的构建与验证明晰乡村性认知的基本结构。研究发现：①旅游情境下的乡村性是人地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客观存在与主观认知互动后的结果，乡村性作为乡村想象层面的补充，连接着自然和社会、地方和全球、传统和现代；②旅游情境下乡村性具体可由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旅游功能、历史文化、情感意义与创新涵化6个维度呈现；③旅游情境下乡村性认知测量量表包含6个维度共26个题项，经过验证表明量表具有理想的信效度。本研究通过理论与案例地互动进行乡村性解读，是一次由宏观到微观、由客体到主体的有益尝试。

旅游地短视频的网红宣传对消费者的出游有重要影响，该现象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短视频如何影响受众的出游意愿和口碑推荐仍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因此，文章基于SOR理论和意见领袖理论，通过收集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探究网红博主和网红场景对出游意愿和口碑推荐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短视频中网红博主的特质和网红场景对消费者的认知反应和情感反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②认知反应和情感反应对消费者出游意愿和口碑推荐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③消费者的认知反应、情感反应、出游意愿在网红博主、网红场景与口碑推荐之间发挥链式中介效应。本研究可为旅游地提升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媒体营销效果提供理论与实践启示。

数字平台与城市运转日益加深的嵌合推动着城市的平台化转型。在此背景下，平台城市主义这一新兴概念应运而生，相关话题受到“数字转向”的西方人文地理学和城市研究的关注。本文对平台城市主义的内涵和主要内容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提出了对未来国内研究的展望。总体而言，平台城市主义强调平台与城市构成了相互紧密联系的嵌合共生体关系，并主要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①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平台城市主义研究。这些研究既关注技术资本主导下城市社会空间活动的平台化及其问题，又强调多元行动者可以结合平台的运作特性加以应对；②日常生活空间视角的平台城市主义研究。这些研究重点探讨居民在城市日常生活空间中的平台化社交联系和流动性，揭示其具有的复杂动态以及人们从中获得的多元体验和价值。可见，西方平台城市主义研究的关键，在于把握平台中介作用下的城市社会空间活动的过程、意义及影响。中国城市的平台化进程正处于快速推进的阶段，然而，国内已有的相关研究侧重于共性总结和规律探索，忽视了平台与城市运转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平台的非经济价值。因此，通过借鉴西方平台城市主义研究的成果，国内人文地理学可以更好地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平台城市现象及议题。

在全球化时代，移民是体现、调节和塑造地缘政治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移民地缘政治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对于理解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重要意义。本文回顾了移民地缘政治的发展脉络和主要议题，认为:①移民地缘政治强调移民与流动性作为塑造和承载地缘政治力量的主体，重点分析移民相关的实践和地缘政治在不同尺度下的相互作用。②作为对传统民族国家分析尺度的突破，移民地缘政治将超国家实体、城市、家庭、身体等纳入了批判地缘政治的研究议程，是对移民治理、地缘政治实践变化的回应，也受后现代理论思潮的启发。③难民、边境工作、劳工、离散族裔是目前讨论较多的四个研究议题，它们从不同维度丰富了移民如何作为地缘政治的过程、中介和主体的理解。本文认为国内地理学应该更加关注移民多尺度、多主体的社会文化实践与地缘政治过程的关系。

从识别地理环境脆弱状态与机制，到强化社会—生态系统在全球变化背景下的恢复力，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研究已成为重新审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保障新时期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论文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分析了社会—生态系统主流领域研究进展、转型趋势与挑战，并提出社会—生态系统研究转型的主要议题和途径。本文认为脆弱性与恢复力整合的转型，是研究体系的不断深化与交互融合，进一步加深了可持续性科学在社会与环境互馈适应机制的理解。面对社会—生态系统多过程交互的复杂特征，脆弱性与恢复力定量模型亟需优化，社会—生态系统研究结果有待与适应性管理实践对接。而整合脆弱性与恢复力框架的系统要素空间特征识别、演化过程刻画、交互关系定量和数理模拟等分析途径，可为社会—生态系统应对机制复杂性、应用实践困难等诸多挑战提供研究范式和方法借鉴。

面对全球复杂多变的环境，提升社区恢复力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社区恢复力在近20年发展中研究成果丰富，研究领域逐渐拓展，却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框架，需要对已有成果进行回顾和评述，以推动社区恢复力理论和方法体系发展。首先，借助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2001—2021年的国内外社区恢复力发文情况、研究脉络进行了梳理，总结划分了社区恢复力研究领域演变的三个阶段，分析概括了其发文特征、主题内容以及各阶段特点和趋势。其次，针对社区恢复力在发展中以框架、评价、影响因素和建设管理为主要理论和实践成果的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总结和述评。继而基于其概念内涵、核心内容和相关框架的综合思考，提出了聚焦可持续科学领域的社区恢复力研究基本逻辑框架。最后，立足目前社区恢复力研究成果和发展困境，提出未来议题需要强调从多学科融合方法体系构建，多领域整合和注重中国地方化实践以强化和深入未来社区恢复力领域研究。

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是易地扶贫搬迁和城乡融合的有机契合，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对搬迁户生计韧性的影响路径是城乡空间重构过程中的重要科学问题。本研究以搬迁户生计资本为中介变量，构建“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搬迁户生计资本→搬迁户生计韧性”分析框架。以西宁都市圈为研究靶区，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对搬迁户生计韧性的影响路径。研究表明:①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促进搬迁户的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增加，却导致搬迁户的自然资本减少；搬迁户的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促进搬迁户生计韧性增强，但搬迁户的自然资本却导致搬迁户生计韧性减弱。②搬迁户不同类型生计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强化了生计资本的中介效应。自然资本对金融资本具有正向作用；金融资本对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具有正向作用；社会资本对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具有正向作用；人力资本对自然资本具有负向作用，对其他类型的生计资本均具有正向作用；物质资本对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具有正向作用。③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通过改变搬迁户的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促进搬迁户生计韧性增强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020、0.075、0.071、0.066和0.138。④增加搬迁户生计资本总量是提高搬迁户生计韧性的长远之计，优化搬迁户生计资本结构是提高搬迁户生计韧性的当务之急。

适应性研究是可持续性科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乡村可持续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乡村转型适应性为传统乡村转型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本文借鉴适应性循环理论，构建乡村转型适应性理论分析框架，探讨民勤县乡村转型适应性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提出了面向乡村振兴的优化发展路径。研究结果表明:①1990—2018年乡村适应性循环经历了贫困陷阱，释放和重组三个阶段。②近30年间民勤县乡村转型适应性水平整体提升明显，空间出现分化特征，适应性水平呈现出“东北低，中部和西南部高”。③农业经济转型低效与医疗保障压力阻碍乡村恢复力提升，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农业技术支持有限提升了乡村转型适应性。④未来发展中应兼顾生态治理与农业经济转型效益，加强有效农业技术应用与推广，进一步完善乡村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加强生态宜居建设。

生活圈规划已成为精准配置公共资源、保证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既有生活圈研究与规划实践多以个人角度出发，缺乏从家庭视角考察人们使用生活圈的规律。本文基于对上海市家庭的问卷调查，考察家庭日常活动类型、时距、频率和出行方式等特征的基础上，构建含“社区生活圈—补充生活圈—过渡生活圈—通勤生活圈”的四级家庭生活圈体系，识别出四类典型家庭生活圈使用模式，并进一步探讨不同的生命阶段、职住关系、居住区位和社区生活圈设施环境家庭的使用模式的差异特征。本文丰富了家庭视角的生活圈研究，对指导生活圈规划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省内迁移逐渐成为国内迁移流动主导模式的城镇化中后期阶段，本文以福建省为案例地，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中“五年间”迁移口径的省内跨县（市、区）迁移O-D流数据，综合运用迁移率指标和社区发现算法，开展了福建省内跨县（市、区）迁移的空间结构研究。结论如下:①福建省内迁移整体进入活跃性的同时，不同迁移地域类型间存在分异。②迁移流勾绘的迁移网络在空间上形成了多样化的迁移组合；迁移网络进一步塑造了跨地市迁移圈的福宁南、厦漳迁移圈，以及本地市迁移圈的泉州、莆田、三明、龙岩迁移圈。③基于福建省的实践，凝练了跨都市区的层递迁移、跨都市区的链式迁移、都市区内的多点迁移和都市区内的向心迁移4种空间结构类型。

随着“租购并举”住房制度的确立，如何满足流动人口租房需求成为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基于金额、压力、意愿、差距四项指标从不同维度评价流动人口租房消费水平，运用GIS空间统计工具考察其在全国283个城市间的空间格局，通过多层线性模型从城市和个体两个层面识别流动人口租房消费水平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流动人口租房消费水平整体偏低，金额少、压力轻、意愿低、与城市租房市场差距大，城市间分布呈现显著空间分异，综合水平高的城市集聚于苏鲁豫皖交界地区，综合水平低的城市集聚于东南沿海大城市带；流动人口租房消费主要受流动距离、落户意愿、社会融合程度等个体属性影响，流入城市在人口结构、公共服务、住房成本等方面的特征通过改变购房意愿和能力而影响个体属性对租房消费水平的作用；优越的公共服务和外来者友好的社会氛围使有购房意愿的流动人口节省租房开支；高房价使有落户意愿、社会融合程度高的流动人口将消费重心转向租房，使跨省流动人口在租房消费上更趋保守谨慎。

在金融风险多点爆发的背景下，以防控地区金融风险为目标，采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及空间计量模型等，测算并分析我国各省域和东、中、西及东北四大板块的金融风险水平、空间差异及变动特征。得出:①各省金融风险水平存在“东高西低”的区位特征，其中，北京、福建和上海的金融风险虽高、但呈下降趋势；②地区金融风险空间差异有一定扩大态势，且板块间差异是主要来源，这给金融风险联防联控带来较大阻力；③地区间金融风险存在由西向东、由北向南再向北的空间扩散特征，但HL和LH型集聚区数量不断增加，证明了当前金融风险空间差异主要表现在邻近地区间；④互联网快速发展和房地产泡沫是全国总体和东部地区金融风险空间差异扩大的主要成因。

本文基于2016—2020年的创业投资事件数据，分析中国种子期、初创期、扩张期和成熟期的创业投资城市网络特征，并探究多维邻近性（地理邻近性、制度邻近性、文化邻近性和社会邻近性）对各阶段创业投资城市网络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中国创业投资城市网络具有投资阶段后倾的特征，创业投资在早期阶段高度集中于高行政等级城市（直辖市、副省级城市或省会城市）；后期阶段虽有更多地级市参与，但仍主要围绕北京、上海和深圳产生联系，网络的中心性更强。②地理邻近性、制度邻近性和社会邻近性对各阶段创业投资城市网络均有显著作用且影响大小存在阶段性差异，而文化邻近性影响不显著。③制度邻近性和社会邻近性分别在早期和后期阶段对地理邻近性产生替代效应。

跨喜马拉雅地区是一个地理环境独特而复杂的区域，连接着中亚、南亚和东南亚，是我国“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作为印度“东向战略”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叠区，该区域被认为是中印地缘经济利益交汇区。然而，已有研究对中印在跨喜马拉雅地区地缘经济格局刻画的深度和广度均不充分。因此，基于2002—2020年跨喜马拉雅非主体国家贸易进出口数据，本文运用HM指数、贸易强度指数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多层面对比了中印在跨喜马拉雅地区的地缘经济格局。结果表明:①在经济依赖上，跨喜马拉雅非主体国家对印度的依赖程度总体上要高于中国，其中不丹和尼泊尔对印度的依赖程度最高，而巴基斯坦和缅甸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较高。②在贸易强度上，跨喜马拉雅非主体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强度指数整体偏低，而与印度的贸易强度指数整体较高，其中缅甸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最密切，而尼泊尔和不丹与印度的经济联系最紧密。③在贸易网络中，中印两国处于跨喜马拉雅地区贸易网络的绝对核心位置，形成了以中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为组群，以及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尼泊尔为组群的两个组团。

随着陕北能源富集地区的不断发展，黄土丘陵沟壑区城乡空间分布不合理、发展潜力受限、河谷生态环境受损等人地矛盾问题日益凸显。为改善黄土丘陵沟壑区“川道填充式”的发展模式，提出“次沟”空间作为河谷型城镇城乡边缘发展区的重要战略价值。基于无定河研究区内45条次沟样本的人居环境数据，对次沟人居发展程度进行定量综合评价，并借助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无定河研究区川道两侧的次沟在人口集聚程度、用地构成比例以及经济产出水平等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层级差异性，其人居发展程度可分成较高、中等和较低3个等级水平；次沟纵深长度、次沟分叉的支毛沟数量、次沟中的企业数量、公共交通设施数量、绿化覆盖率等是影响次沟人居发展程度的重要因素，其交互综合作用的解释力更强。最后，构筑次沟相互协同发展的新格局，并针对不同发展程度和条件的次沟提出差异化的规划对策建议。

集装箱运输作为铁路货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健康发展对推动我国调整运输结构，支撑运输新发展格局意义重大。利用铁路集装箱办理站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及社区发现算法探究铁路货运市场化改革后的运输网络演化特征。研究结论:①办理站数量和运量增加明显，后者增长表现出滞后性和均衡化特征，铁路集装箱运输正为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防城港、乌鲁木齐等沿边城市重要性提升，正逐渐形成以环渤海运输网、东部次级运输网、西北运输网、西南运输网为主要架构的层级性运输网络。②运输主干网络由昆明、防城港、昌吉、石河子、营口等城市构成，且全国范围内“区域—门户”结构明显。功能上，重庆、成都、昆明“桥梁”作用显著，乌鲁木齐、昌吉等城市中转功能明显。③组团特征空间邻近性特征与空间跳跃性特征同时存在，但破碎化、分散化趋势明显；经济联系正成为组团形成的主要动力，但地理隔阂对运输的影响仍不可忽视。合理调控站点数量与布局、针对性强化城市运输功能等举措有助于调整运输结构，构建高效物流体系。

基于2014—2021年山东省“淘宝村”空间数据集，采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等GIS空间分析方法和Cartogram方法刻画县域尺度下山东省“淘宝村”的空间分布与集聚、关联特征，并以地理探测器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①山东省“淘宝村”空间分布为集聚型，边缘效应凸显，呈现出“全域相对较少、鲁西南相对集中”的空间分异格局。②“淘宝村”的时空演化过程呈现沿“东北—西南”方向轴向扩散、集聚密度不断增强的特征，集聚模式由“双核”到“集聚轴带”再演变为“以线织网”。③邻近县域单元“淘宝村”的数量具有显著正相关性，且逐渐趋向一体化。④电商环境支撑是影响2020年“淘宝村”空间分布的首要因素。

乡村生活场景是乡村景观的重要组成，在乡村旅游中，乡村生活场景如何影响游客的情感体验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文章通过设计眼动实验，将眼动指标和问卷数据相结合，分析游客在观看无/简单/复杂三种乡村生活场景类型时的情感体验，同时考察怀旧感知在两者之间的作用，发现:①简单乡村生活场景会显著吸引游客的视觉注意；②复杂乡村生活场景对游客怀旧感知与情感体验有显著正向影响；③怀旧感知在乡村生活场景与游客情感体验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本研究建议在乡村旅游的宣传设计中，应当意识到乡村生活场景作为视觉怀旧刺激的重要性，并考虑简单与复杂之间的平衡，以求既能充分吸引游客的视觉注意，又可以帮助游客获得较高的情感体验。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背景下，本文基于2011—2021年湖南省武陵山片区34个县域数据，从产业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三个子系统来构建旅游城镇化驱动区域共同富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设置现状延续型、产业经济发展型、社会文化发展型、生态环境保护型、综合发展型五种不同发展情景，评估人均GDP、每万人普通学校在校人数、旅游目的地承载力、城乡人均收入比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预测2022—2035年共同富裕指数的发展情况。结果表明:①历史数据与模拟数据绝对值误差不超过10%，表明该模型具有有效性；②在五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下，各系统的代表性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③综合发展情景下共同富裕指数的仿真结果最优，在2035年能够实现该片区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旅游仪式感是满足旅游者深度精神体验需求的重要途径，但对其内涵维度缺乏统一的认识和科学有效的测量指标，限制了后续的理论发展。本文从旅游仪式理论视角出发，提出一个更加综合、更具包容性的旅游仪式感定义，并通过质性研究，识别出旅游仪式感的六个属性维度:象征性、场域性、形式性、反结构性、区分性、隔离性。在此基础上，开发出包含22个题项的旅游仪式感量表，并对量表的效度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揭示了旅游仪式感的抽象本质，弥补了以往旅游仪式感概念界定模糊与遗漏的缺点，为未来深入开展旅游仪式感研究提供了理论参照和技术保障。

农户生计状况是实现乡村振兴和乡村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旅游作为当前传统村落开发的重要方式，直接给当地农户的生计类型选择带来深刻影响。文章以湖南省古丈县默戎镇龙鼻嘴村为案例地，通过笔者对政府和企业的走访，以及入户调查获取数据，以可持续生计框架为基础构建了旅游驱动下传统村落农户生计转型分析框架和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详细分析了“墨戎苗寨”旅游开发中结构和制度的转变对当地农户生计的影响，并探讨了导致农户生计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旅游发展使农户生计策略发生转变，旅游与传统的生计方式组合形成了多样化的农户生计组合形式；②农户生计策略出现转型和分化，形成了旅游主导型、旅游务工型、参与旅游型、务工主导型、传统纯农型和半工半农型6种类型农户；③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和转型意愿均存在差异；④“墨戎苗寨”形成了在政府和企业外部支持下，农户内生动力充分发展的长效机制，旅游成为农户传统生计的重要补充，提升了其生计资本。

现代物流业作为实现企业间物质流的重要载体，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发展、运行和演化提供动力和通道，同时传统的空间等级逐渐被重构。基于此，本文融合“流空间”和“尺度重构”理论，梳理国内外关于物流产业空间分布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以期探索物流产业作为一种“流空间”如何形成并重构传统基于资源要素禀赋发展起来的“场所空间”。文章首先探讨了“流空间”理论和“尺度重构”理论融合的可能性，接着分别从物流产业的三种发展形态（点、群、网）梳理了有关物流产业空间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总结而言，基于点和群的物流研究仍然是“场所空间”的视角，基于网的物流研究开始尝试利用“流空间”理论的思想，并运用物流交易数据还原和识别“流空间”，并讨论对于“场所空间”的影响；少部分研究开始从国家战略规划的角度探讨“尺度重构”框架下物流枢纽建设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地位提升的作用，但并没有将物流枢纽作为“流空间”体系来分析。诚然，产业空间体系的形成和重构效应是需要时间和尺度上的对比跟踪的，考虑到现代物流业尚处于发展阶段，缺乏成熟的微观案例加以支撑，未来研究一方面需要加强不同理论之间的融合，另一方面需要充分挖掘数据和案例，探索物流产业空间自身的重构过程和对其他类型“场所空间”的重构机制。

在区域国别学被列为一级学科的背景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成为中国世界地理研究领域发展壮大的新领域。国内学界对SIDS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学科交叉性，涉及到国际关系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和文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地理学视域下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地缘政治、经济互动与产业发展、气候变化的区域响应以及文化地理与社会建构 4 类议题。从研究方法看，质性研究突出，定量化手段单一局限，地理学研究中的空间分析优势仍有待深入挖掘。论文认为：SIDS研究是人文地理学和区域国别学对话的重要媒介，尺度间关联是SIDS研究的主要视角，殖民历史是贯穿 SIDS 研究的基本线索。最后，汲取国际上对SIDS的研究经验与方法，基于地理学角度对国内学界的SIDS研究提出4点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