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折射人地关系，在地理学"流动性"转向和全球化背景下，人口流动研究尤其是中国流动人口回流的研究意义愈发凸显。本文以知网核心期刊文献为基础，进行计量分析，从主题、理论演变、研究方法等角度对我国流动人口回流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发现当前研究主要关注的主题包括：乡村发展、政策制度、社会问题、倾向选择、群体差异等，涉及回流人口基本特征、回流动力、回流时机、回流影响等关键问题，对回流空间的研究相对不足；已有研究重视人力资本、国家体制对流动人口回流的影响，较为缺少对于家庭、市场、社会维度的深入分析，研究框架有待进一步完善；重视群体尺度研究，个体尺度的深入实证相对薄弱。未来应积极探索建立跨学科视角的流动人口回流研究框架，重视空间格局、回流机制、回流与城乡发展的互动等方面的研究，加强个体尺度的实证。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本研究首先阐述了长三角城市群的概况及其发展现状，然后总结了其成长机理，最后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发展中尚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新的发展理念。长三角城市群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等国际背景下发育，同时又因其自身具有良好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基础、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不断发展的交通和信息技术以及国家和区域各项政策的推动等优势而迅速成长。然而，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利于其迈向更高质量一体化的因素。基于此，认为新时代长三角城市群应该遵循高质量发展、协调发展、创新发展、共享发展和绿色发展等新理念，并采取相应发展措施，推动长三角城市群向更高质量发展。

男性和女性除了有生理性别差异，还有通过心理、文化和社会手段构建的社会性别差异，两者共同导致女性在健康、就业、教育、人际、资产等领域的相对弱势地位。近年，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女性贫困研究热度持续增加，发展中国家研究逐渐增多，但国内研究仍在起步阶段。运用CiteSpace软件分析国外地理学领域的女性贫困研究最新进展，发现研究热点集中在基于空间差异的女性贫困研究、基于社会剥夺的女性贫困研究，以及女性减贫的政策建议研究。基于研究热点与社会性别理论，本文提炼出女性贫困研究框架体系，并总结了内在因素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女性致贫解释机制，认为女性贫困是地区经济、文化与政治的折射。最后提出未来中国女性贫困地理研究建议，以期为推进以性别为切入点的精准扶贫做出贡献。

在城市空间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城市少数民族社区空间形态及功能的重大改变，需通过地方重构以维系少数民族地方特色及文化传承。开封善义堂回族社区案例研究发现，城市少数民族社区的地方形成以及地方认同建构，依赖于自身独特的居住环境及文化传统。少数民族社区由聚居转变为散居的地方变迁，对居民的地方感知及地方归属感具有重要影响。集中代表地方意义的独特空间，有助于地方及认同的重构。城市少数民族社区中被赋予特殊意义的空间，对地方的建构及文化的传承具有关键作用。

运用泰尔指数、标准差椭圆及面板数据回归等方法，研究2004-2017年中国31个省社会组织总数以及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三类社会组织的时空演化特征，探讨主要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中国社会组织总数及三种类型社会组织均呈快速增长态势，但增长率表现为"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回旋式变化。②社会组织的发展呈现"东多西少"的空间格局，区域内部差异大且变化幅度大，东部地区内部省际差异最大。③社会组织总数及三种类型的标准差椭圆均呈现东北-西南的分布格局，其中社会组织总数和社会团体的标准差椭圆具有南移倾向。④经济、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与社会组织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其发展还受相关政策及自然灾害频发等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引入消费者行为学的"认知-情绪-行为"模型，并加入空间要素建立整体框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消费空间中影响消费者情绪产生的因素以及情绪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作用。研究表明，积极情绪的产生主要受到个人价值观的鲜明度、消费场所物质环境的宜人度和消费场所中社会交往的深度影响；消极情绪的产生主要受到个体经济地位和个人价值观的鲜明度影响；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均显著影响消费者的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会导致较高生活满意度的产生。本研究从情绪的角度阐释消费空间和人的关系，是从微观尺度上对情绪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同时也为城市消费空间研究与规划提供了人本主义的新视角。

流动性语境下的"家"不再被视为稳定不变的概念，而是被不断建构的社会空间。第二居所赋予了传统社会中的"家"更丰富的动态内涵与独特的象征意义。文章以避暑旅游地重庆仙女山镇为例，研究第二居所避暑居民对"家"的空间想象与感知，及产生的特定认同。研究认为，第二居所避暑居民实现了对舒适空间的功能认同、对精英空间的社会认同及对家庭空间的情感认同，三者凸显出家的休闲属性、社会属性与日常属性的有机统一。第二居所表明了一种逃离现代性及满足休闲需求的旅游形式，也是一种规律性、重复性和循环性的生活方式，同时彰显出对身份、情感及真实性的渴望。第二居所的居住过程是家的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与第一居所及流动空间一起，构成了完整的"家"。

论文聚焦中国对非援助与对非直接投资的不确定性关系，将援助细分为社会基础设施援助、实物资本援助、经济基础设施援助、政府和民间社会援助四种类型，构建了援助与投资的解析模型；基于中国对非洲52个国家的援助项目数和直接投资项目数，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别考察了中国对非援助项目总量及各类型援助在对非直接投资项目中的作用。研究发现：①中国对非援助集中在东非、南非，援助项目总数、各类型援助项目数、对非直接投资项目的空间分布具有很高的相似性。②中国对非援助类型结构相对均衡，对非援助在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中发挥着先锋促进效应。其中，经济基础设施援助的促进效应强劲、稳定，且强度随分位数提高有浅U型变动特征；实物资本援助、社会基础设施援助的促进作用分别在对非直接投资项目少、中等数量下促进效果显著；政府和民间援助的促进作用不显著。③友好城市关系、出口关系与双边政治关系分别仅在中国对非直接投资项目较少、中等规模、大规模情形下显著，空间关系的影响不显著。④受援国人口规模的促进影响最清晰、最稳健；成本规避、资源寻求、受援国的投资环境质量和腐败状况的影响尚不清晰。中国在非投资有追随他国投资区位的倾向，但这一倾向仅在经济基础设施模型中显著。

本文借鉴新经济地理学的"3D"（density，distance，division）框架理论，构建了旅游经济空间"T-3D"分析体系，分别以旅游经济地理集中度、时空距离及旅游联系诠释了旅游经济空间的密度、距离及整合。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刻画了旅游经济空间的T-3D特征。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各市旅游经济空间密度的数值差异明显，空间分布差异显著，整体呈现"南疏北密"的分布特征；长三角地区旅游经济空间距离总体较优，各城市间距离较近，且差异不大，呈现出"核心-边缘"特征；旅游经济空间整合表现为上海、杭州、苏州三足鼎立之势，呈现出"一核两翼"的区域旅游发展特征。通过对长三角地区的实证分析，验证了旅游经济空间"T-3D"分析体系的有效性。

以福建沿海地区为例，利用微观工业企业数据库，探究了重点开发区域工业空间演化、产业集疏差异及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福建沿海地区工业发展水平大幅提升且空间差距逐渐缩小，空间形态向成熟的产业带演进，产业空间分工表现出同质化特征；不同类型行业的空间集疏过程呈现出显著差异，其中资本密集型产业表现为持续扩散趋势；地形和生态可占性、资源环境承载力对产业空间形态具有基础性作用，地区经济技术是产业空间格局演化的重要驱动力，临港区位和交通条件改善不断促进产业发生空间集聚与扩散，区域发展战略以及产业政策为工业空间调整提供了具体方向。研究结论可为重点开发区域工业空间布局优化提供一定的借鉴。

借助2016年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合作数据，利用复杂网络和空间分析方法对国家、区际和省内三个尺度的城市创新网络结构进行刻画，并利用负二项回归法对创新合作的邻近性机理进行了剖析。研究表明：①全国城市创新网络的整体联系较弱，网络极化现象明显，空间结构呈现出以北京为核心的放射型网络形态。区际城市创新网络的跨区域网络联系强于区内网络联系，东中西形成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异质性空间结构。省内城市创新网络的本地结网不足，内部联系强度低，空间形态普遍呈现出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核心-边缘结构。②回归结果证实了社会邻近、技术邻近对城市创新结网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理邻近则呈现出不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技术邻近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社会邻近，而地理邻近则需要通过社会邻近的调节效应对创新结网产生影响。

以重庆市黄水镇为案例，以GIS空间分析方法为基础，研究2004年以来黄水镇旅游城镇化空间过程，并揭示其动力机制。主要结论如下：①黄水镇旅游城镇化空间过程经历了传统社区的旅游化功能提升、第二居所为主导的度假功能扩展以及各种休闲组团的综合功能配套三个阶段。②土地利用转移的主要方向是住宅用地尤其是第二居所用地。旅游商服用地也加速增长，传统商服用地也有所扩展，在空间上传统商服用地主要沿老街分布，旅游商服用地沿新街集聚。③旅游城镇化实质上是游客、政府、社区居民、旅游企业等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反复博弈的结果。研究也发现，以黄水镇为代表的小城镇旅游城镇化是一种以"就地就近"城镇化为基础，实现"自发自觉"文化保护与传承，通过建立"共建共享"多主体共治体系，形成"外向型"旅游服务业主导的理想化模式。

中国城市出现的居住和就业"空间不匹配"现象，对就业者日常通勤时间和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就业者健康状况。依托南京市居民身体活动和健康状况问卷调查数据，根据不同通勤方式身体活动量的大小将就业者的通勤模式分为积极通勤、公共交通通勤和机动车通勤三种，构建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城市就业者通勤模式的选择及相关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就业者对自身健康的主观认知和客观身体健康状况以及是否散步等健康行为显著影响通勤模式的选择；②通勤时间、加班等与工作相关的变量与就业者机动车通勤显著正相关，雨雪天气与积极通勤显著负相关；③个体社会经济属性中性别、年龄、家庭人口规模以及是否拥有小汽车等显著影响通勤模式选择。基于研究结果，本文对如何引导就业者选择更加积极和可持续的通勤模式提出了政策建议。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是关键。农村空间商品化是农村空间生产转型的主要驱动力，其概念强调农村经济重构，以农村空间商品化研究农村发展问题符合理论与实践要求。本文旨在：①梳理西方农村地理学理论发展脉络以支撑农村空间商品化概念与路径探索研究；②基于农村空间商品化的概念、理论、实践，参考相关研究方向的发展模式，提出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多种实现路径；③讨论初级农产品生产等四条路径与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关系及其在全国的分布特征，并对纳入城市建设拓展区等三条路径的特征做了简要说明。

利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对合福高铁沿线城市和景区两个尺度上的旅游流网络结构和互动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合福高铁沿线旅游流网络规模大，覆盖面积广，但网络密度极低，具有显著的"中心-外围"结构；②合福高铁沿线核心旅游城市和重点旅游景区在网络中的功能突出、角色重要，其中高能级景区表现出较强的辐射效应，对周边节点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③合福高铁沿线旅游景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超多强"、"双核互动"和"单节点"三种合作关系，但网络中的合作关系受行政边界的屏蔽仍十分明显。

传统基于个体旅游视角构建的旅游理论和模型，无法有效阐释亲子旅游等"群体旅游"现象。理解游客需要将其放置到"生理因素-个体行为-交往-关系-组群-社会"的社会复杂性连续层面，及其在不同旅游情景中的不同角色功能。通过研究城市家庭亲子旅游行为，以期回答"群体旅游"中个体成员内部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家庭旅游活动成为家长精心组织和策划的，以"出去玩""见世面""涨知识"为鲜明主题，以加强儿童教育作为主要动机，以促进家庭关系作为次要动机的一种休闲安排，"以儿童为中心"的亲子旅游决策特征非常明显。通过神情专注和情感涉入，父母收获了"好的父母"的身份认同和"共同在场"带来的家庭意识。

本文以深入挖掘慢文化内涵为基础，选取高淳国际慢城为案例地，对游客慢文化感知进行调查，构建游客慢文化感知维度分析模型，探讨游客慢文化感知差异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慢文化是人类社会在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过程中体现回归自然、社会节奏放缓、注重生命意义和生活品质的一种生活状态与文化形态；②游客对慢文化的感知存在四个维度，且呈现出慢文化氛围、慢文化产品、慢旅游经济性和慢旅游便捷度的递减关系，表明游客对慢文化的感知相较于显性文化，更注重隐性文化；③游客个体因素和旅游感知距离对慢文化产品、慢文化氛围和慢旅游经济性有影响，感知刺激因素对慢文化产品有显著影响，但各影响因素对慢旅游便捷度感知无影响。

高速铁路正在重塑区域空间格局，并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本文以检索获得的347篇高速铁路社会经济影响与空间效应研究相关的国际SCI和SSCI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从文献来源、发文量年际变化、作者和机构、载文期刊、研究主题等方面对全球高速铁路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趋势和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并从高速铁路的空间效益、经济影响以及社会影响等三个方面对研究内容和主题开展了系统综述；最后从研究趋势和研究内容等方面归纳了主要结论，提出未来研究的趋势与方向。结果表明，在高速铁路快速发展推动下，全球高速铁路效应研究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并在高速铁路的空间效应、社会经济效应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中国大陆学者在高速铁路效应研究上异军突起，成为近年来国际发表论文最多的国家，但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以及研究成果影响力上与西班牙等欧美国家仍有较大的差距。

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地方嵌入研究相对聚焦于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企业，而需要大量非熟练工人的劳动密集型跨国企业并未引起足够关注，建立在产业联系、技术外溢、社会网络等核心概念基础上的跨国公司地方嵌入分析框架很显然不能很好地解释劳动密集型跨国公司地方嵌入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在劳工地理学、新经济地理学等学科背景下，基于全球生产网络、关系嵌入、空间修复等核心概念，研究分别从劳工能动性的空间尺度、跨国公司地方嵌入的劳工要素、劳工管控对跨国公司的地方嵌入、区域劳工景观的空间修复等视角出发，系统梳理相关研究进展并提出未来主要研究议题，包括如何识别劳工供需因素对跨国公司地方嵌入的影响机制，如何剖析特殊劳工管控体制下劳工空间实践与能动性的关系，如何刻画跨国公司地方嵌入对区域劳工经济地理景观的影响，如何总结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模式等。

本文以2002-2017年35个大中城市为数据基础，借鉴Rosen-Roback城市空间均衡模型，测度大中城市教育资源对住房价格的影响差异性。研究发现：①控制其他变量后，教育事业费支出水平每提高1%，住房价格水平平均上涨0.156个百分点；②空间维度上，沿海城市的教育资源对住房价格的影响，显著小于内陆城市；而政治级别的差异在大中城市间的影响较小；③时间维度来看，教育资源对住房价格的影响在各时期都是显著存在的，表明教育资源的影响具有长期累积特征；从影响程度绝对值来看，影响系数具有随时间递减的特征。

旅游扶贫作为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亦存在众多社会矛盾，然而以往研究更多强调主体利益，而未从空间的本质去探讨社会矛盾的表现及过程。本文从多维贫困视角，以施秉喀斯特世界遗产地的牌楼冲社区为例，通过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探讨旅游扶贫产生的空间非正义的问题。研究认为，旅游扶贫对社区产生的效应有经济收入增加但不均衡、村民参与旅游但机会不平等和旅游服务技能提升但参与能力欠缺三方面，这是由资源不公正分配、村民自主决策权缺失和社区参与边缘化等空间非正义过程导致的。本研究对中国传统乡村向旅游乡村转型的空间再组织过程中，由经济制度、旅游政策、资本、发展话语与实践所带来的社会冲突与风险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也促进对旅游扶贫的效应及其空间正义问题的反思。

街头艺术具有触发城市公共空间活力的积极作用，但在城镇化与城市转型交织的特殊背景中，街头艺人群体却被贴上“秩序破坏者”与“底边阶层”的标签，成为公共空间和主流秩序排挤的对象。文章以结构化理论的方法，建构街头艺人“空间-治理规则-治理图景”的解释框架，并以“社会失范理论”的视角，探寻街头艺人空间行为背后的真实目标诉求与既有社会治理规范的冲突。研究认为城市治理手段应当主动适应治理对象的行为规律与目标诉求才能避免失范，街头艺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网络具有基于其自身职业特性与理性选择的内在合理性，而既有的刚性、去流动性的稳态治理范式，同街头艺人的真实诉求之间存在不适性。进而提出“适应流动性”的空间治理策略，包括流动性的城市空间、在地化的城市权利等，希冀善待和尊重街头艺人，构建具有艺术活力和开放包容的城市空间。

角色与空间互构视野下，研究聚焦文化空间这一空间类型，将角色理论与文化空间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对接，运用研究整合法构建了“角色-空间”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研究以文化空间类非遗——广西侗族百家宴为研究对象，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八寨景区岩寨为案例地，关注旅游开发后侗族百家宴非遗文化旅游空间生产中的角色建构、角色扮演、角色情境定义等角色实践问题，以及角色实践视野下侗族百家宴非遗文化旅游空间生产的结果。这对于提高传统角色理论在空间问题研究上的解释力、促进角色理论的空间转向，拓展文化空间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的角色面向，以及在微观实践层面上明确侗族百家宴文化空间保护与旅游化生存策略具有较大裨益。

在“健康中国”战略推进和健康城市建设背景下，关注城市建成环境对公共健康影响的研究日益增加。目前相关研究主要纳入了客观测量的城市环境变量，而主观感知的城市环境变量能够体现出客观测量的城市环境变量难以捕捉的健康影响效应，具体作用有待深入探究。本研究建立了个体、社区和城市三个层面的分析框架，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于2016年开展的“社会态度与社会发展状况”全国大样本问卷调研数据，探究主观感知的城市物质环境和服务环境对居民自评健康的影响作用并识别显著影响要素。研究发现：感知的城市环境对居民自评健康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居民对城市绿化、基础设施状况、住房保障和医疗服务的感知是影响自评健康较为主要的环境感知因素。最后本研究基于定量分析结果讨论对健康城市评价和研究的启示，推动健康城市的发展。

以山东省Q市为例，从公共服务满意度视角探讨城市空间正义问题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城市存在公共服务视野下明显的空间不正义问题，临近省市政府能享受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而区政府并不显著，且远离政府权力中心的边缘地带更加严重。不过，这种空间不正义问题更多源自省市政府权力的空间资源配置失衡，区政府没有足够话语权；主要在市辖区层面，街道尺度并不显著。受制于公共产品属性不同，不同公共服务的空间不正义问题有明显差异，弱排他性或弱竞争性的问题较小。另外，权力空间化通过公共产品配置数量和质量影响空间不正义问题，且质量层面远大于数量层面。新时代城市要从提高公共产品质量入手实现空间正义。

本文使用2002-2011年中国海关出口数据，探究成本视角下企业出口地理动态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出口活动和邻近企业溢出均对企业在出口市场上的进入和退出存在显著双面性影响：企业出口活动不利于企业进入新市场，但利于企业继续留在国外已有市场中；邻近企业溢出为企业进入新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加快了企业从已有市场退出。本文还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和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出口活动和邻近企业溢出发挥的“双面性”影响明显。这意味地方制度环境能影响中国企业出口地理动态，塑造了企业出口的动机和策略。

本文基于外资银行网点数据，借鉴连锁型网络模型，构建了1990年、2001年和2015年中国外资银行空间网络并分析演化结构特征，最后借助条件Logit模型探讨了外资银行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中国外资银行空间网络小世界网络特征明显，具有较大的集聚系数和较小的平均路径长度，网络中局域小集团网络化特征和核心-边缘结构明显。②随着网络规模的平稳增长，网络的有序性呈现出增强趋势，网络中金融连接度和金融可达性增加，金融传输效率和组织效率进一步提高，核心-边缘结构现象有所加剧。③外资银行空间分布的主导因素在不同时期不一样，1990年主导因素是市场机会和区位效应，2001年和2015年的主导因素是金融集聚，但指标的具体影响概率有所降低。

透过对行政区划调整现象与文献的梳理，发现中国部分政区有“改而不变”的倾向，本文借用“内卷化”的概念对这种现象及其效应进行探讨，指出政区改革在行政层级、运行逻辑、空间关系、职能配置等方面都存在着“内卷化”隐忧。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国家结构、行政区划的资源属性和行政区经济之间关联的分析，阐释了政区改革内卷化的生成机制，认为行政区划配置资源的功能可能是政区改革陷入内卷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最后以常州武进和海南政区改革为例，探讨了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与逻辑，并建议构建面向市场经济的行政区划调整框架，为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供空间支撑。

在界定港口后勤功能内涵的基础上，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为例，选择不同价值链环节上的港航服务企业为港口后勤要素，通过分析2002-2018年港口后勤要素结构变化和空间演替，从区域和城市两个尺度阐释长三角地区港口后勤功能转型及空间分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区域及各城市的港口后勤功能均在不断优化，大型港口城市的转型态势较中小型港口城市更显著；不同城市后勤要素的增速不同，中心城市上海的高端要素增长显著快于其他城市，其他城市在中低端要素增速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3类后勤要素的增速存在明显差异，中高端要素的增速远大于低端要素，且空间分布上较低端要素更集中；区位和行业特性共同导致港口后勤要素在不同尺度上的集散特征也显著不同。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与可持续性科学发展，适应性研究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农户适应性为可持续生计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本文基于社会-生态系统重构背景，从农户视角出发，通过构建农户适应作用分析框架来探讨民勤绿洲地区农户适应行为选择及其影响因素交互效应，厘清农户适应性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以生态治理恢复、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为主导的政府政策实施重构了乡村社会-生态系统，推动农户生计适应策略变化。②农户生计适应性行为以农业调整为主，被动适应行为选择较少，外出打工成为未来生计趋势。③系统外部影响因素中有效灌溉率（水资源状况）是交互作用的核心因素，左右农户生计适应选择。农户适应行为选择主要受系统内部自然资本、劳动力资本与认知水平、金融资本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因素影响。④农户资本内部结构与储量的差异是适应行为选择多元化的内在动力，以生态恢复主导的政府计划性适应管理是农户适应行为选择的外在推力。生计资本及系统内外部要素交互作用的综合影响推动农户适应行为发展与变化。

基于江汉平原京山市乡村抽样调查和实地访谈数据，通过指数分析揭示农户日常休闲变化特征，运用回归分析透视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研究期内农户日常休闲以“娱乐消遣”为主要类型，但已呈现多样化、新兴化趋势；以“自家”为主要区位，但家外化、远程化特征显现；以“自家娱乐消遣型”为主流模式，但“手机/网络”为代表的“自家学习发展型”休闲增长迅速。乡村休闲发展水平受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双轮驱动”，农户个体休闲“惯性依赖”特征显著。研究结果能够为中国传统农区人地关系变化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不同于精英阶层获取知识的正式教育模式，以非正规群体为代表的社会基层群体更多依靠非正式教育渠道实现知识技能的学习。本文将广州电视塔周边的非正规旅游摄影经营者作为研究对象，在个体访谈和非参与式观察的基础上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究其知识技能学习与管理的过程。研究发现非正规旅游经营群体的知识学习表现出明显的集体行为特征，知识在群体组织网络中高度依靠关系导向实现流动共享，并且在群体内部形成了“核心-次核心-边缘”的等级体系，知识的流动又被作为维护等级权威的规训管理手段反作用于群体组织。此外，群体通过知识技能的标准化来增强集体的共享互惠效果，形成非正规旅游经营群体“自下而上”的群体学习与知识流动的有力保障。

精英的权力是社会分层和领导者研究领域的重点问题。随着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旅游精英成为带领农民致富的领路人，但旅游精英的权力却未获得足够关注。本文采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方法，基于乡村旅游地居民的访谈资料和网络资料，探索旅游精英的权力维度如何呈现，并深入研究乡村旅游精英的权力是否会随旅游地生命周期呈现动态变化特征。研究发现：①旅游精英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呈现六维权力：全局掌控权、制度制定权、空间生产权、声誉权、人情权与魅力权，进而以六维权力深入剖析了旅游精英带领村民致富的内部机理；②乡村旅游精英的六维权力处于动态演变中，在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权力呈现特征显著不同。

游客的情绪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体验质量、目的地形象感知及满意度等旅游行为，但情绪和时空行为联系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本文从时间地理学和行为地理学视角出发，结合情感地理思维，以“马蜂窝网站”2017年北京自由行游记为数据源，通过语义分析识别游客情绪及时空行为要素，并在GIS中叠加整合进行交互分析与解释。一方面，研究揭示了游客时空行为及情绪特征，并探讨了情绪在全局/局部空间自相关的集聚性，以及游客时空行为与情绪的关系；另一方面，归纳出作用于行为和情绪的时空环境条件因素：空间特点、时间预算、与他人的互动。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总结具体旅游情境下情绪与行为的响应和关联，探索个体时空行为模式中情绪要素的意义，讨论时空环境对行为和情绪的影响，并对区域旅游发展和景区服务管理提供建议。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跨境流动成为一种常见的地理空间现象，塑造着城市空间和景观，同时作用于族裔社区及族裔经济等，由此带来的多元文化协商进而成为城市发展和城市治理的重要话题。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跨境流动和跨国族裔社区的相关研究，发现：①国内外关于移民族裔的人文地理学研究仍较倾向于关注跨国空间的特征、演变以及脉络；②西方人文地理学界的移民或是跨国族裔研究已展现出较为鲜明的“文化转向”印迹，而国内的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③中国城市族裔空间的研究仍以具体的描述性和解释性研究居多，多尺度、多地方的对比研究较为缺乏。研究立足于国内外移民研究进展，以期更多的跨境流动研究为城市综合治理提出“中国经验”。

景观社会理论范式可以溯源于马克思的消费理论，如今已成为当代颇具解释力的社会研究范式之一，对旅游研究尤具启发性。本文梳理了景观社会范式的理论渊源，归纳了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说明了它为景观消费、景观空间文化、情境体验以及后现代景观生产等领域提供的理论框架与方法进路，阐释了其核心概念群和基本理念，展示了景观社会理论范式与旅游现象和研究的双向关系。该研究亦梳理了景观社会范式在国内外旅游领域中已有的实践与方法变迁，进而指出该范式日益丰富的未来领域与本土化实践，为旅游体验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化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为分析和解决旅游发展中的社会、文化、空间、消费，以及景观建构等问题提供新的理论路径。

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1980—2018年共计931篇文献为样本，借助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及内容分析法，对国外休闲动机研究文献进行全面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外休闲动机研究分为起步探索（1980—2002年）和快速发展（2003—2018年）两个阶段；早期学者侧重休闲动机概念、理论、分类、量表等研究探索，21世纪以来，理论与实证、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研究日益增多，研究内容更为丰富，主要包括不同群体休闲动机类型、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休闲动机与休闲活动意向；休闲动机与休闲制约、休闲制约协商及休闲参与；休闲动机与休闲涉入；休闲动机与休闲满意度等影响关系及影响机制等；注重人文情怀，研究群体广泛，研究对象从青少年、大学生、高中生、旅游者、男性、职业女性、公园志愿者、自由露营者、远足者等普通群体转向老年人、家庭妇女、残障人士、儿童、疾病患者等社会弱势群体和特殊人群；休闲动机的跨文化研究成果也日渐增多。国外休闲动机研究成果对构建我国休闲动机研究理论及实践应用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有利于家庭质量和生活幸福感的提升，对推进我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以珠三角流动人口核心家庭为研究对象，分析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流动人口的基本属性特征、家庭化迁移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流动人口的基本属性同质性与差异性并存。②未育夫妻家庭中夫妻分居现象严重，家庭化迁移多出于经济理性。③夫妻与未婚子女家庭以举家迁移为主，子女对家庭完整性具有积极作用，家庭化迁移更多考虑子女教育、生活照料和社会保障。④未婚者与父母家庭中，未婚者逐渐离家并以非家庭化迁移为主，父母对未婚子女生活、工作选择等保持独立性尊重。

基于2005年和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以及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采用ArcGIS分级制图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刻画中国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的时空格局及变化，并使用面板数据线性回归模型和Tobit回归模型识别影响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老年人口健康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老年人口健康水平高的地市主要分布在东南部省份、华北平原和新疆北部，老年人口健康水平低的地市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②十年间，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的空间分异水平有所降低，老年人口健康水平中等的地市数量大幅增加；③老年人口健康水平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随着空间分异的缩小，空间集聚程度上升；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的高—高类型区主要集中在东南部地区，低—低类型区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及周边区域；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饮食习惯和自然地理因素是影响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空间分异的重要因素，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差异。

采用典型人物访谈和结构方程模型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试图解析旅游目的地饮食原真性再造及其机制问题。研究发现：第一，原真性再造过程并非改变地方饮食文化的原真内核，对原真性可塑部分的剥离、重构与外力助推是非传统食物短时间内成为地方饮食文化代表的关键。融合外来基因并能最终存活下来的原真性，更有可能成为地方饮食文化代表。第二，食物是旅游地特色餐厅的关注重点，服务原真性对游客感知影响最大，食物原真性对游客满意度影响最大。餐厅环境并无显著影响。第三，游客在原真性再造的循环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原真性感知悖论要求地方和游客贯序调整各自内在文化建构偏差。游客意识最终决定旅游目的地饮食文化再造的存在价值。